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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和秦穆公相继薨逝以后，楚庄王后来居上，春秋的时代主线，便从东西向的“秦晋之好”转为南北向的“晋楚争霸”，而争霸的焦点依然是“伐郑。”因为各诸侯国的博弈、站队变化无常，导致这段历史比较混乱，但如果梳理清楚，就能把晋楚争霸和现在的中美关系对照起来，俄罗斯和欧盟类似于秦国，伊朗或台湾则扮演了郑国的角色。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吧。公元前626年，即秦晋爆发“崤之战”的同年，晋国凭借战胜秦国的赫赫声威，稍做休整便联合陈、郑南下伐许，把兵锋深入楚国的势力范围，试图逐步蚕食楚国的生存空间，巩固晋国的霸业。做为回应，楚国命令尹子上统兵讨伐陈、蔡，成功之后又调转兵锋伐郑，试图以攻代守，把战火引向晋国的势力范围，开拓楚国的生存空间。
于是，晋楚两军在泜水（河南舞阳一带）两岸对峙，但两军都极为克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经过一番较量，晋楚同时退兵，然后双方都宣称逼退敌军，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国内。这件事，拉开了漫长的晋楚争霸大时代。事后，晋国和楚国的变化各不相同。
楚国的主线是政变灭国。早年间，楚成王准备立公子商臣为太子，为此询问令尹子上的意见。子上毫不避讳的说：“您这么年轻，孩子又多，更何况楚国的惯例是立幼子，现在您立商臣为太子，万一将来要废商臣立幼子，必定有损楚国的根基。依我看，立商臣为太子，不妥。”楚成王不听，还是立公子商臣为太子。
令尹子上阻止商臣做太子的事，商臣是知道的，始终怀恨在心。于是在晋楚泜水对峙以后，商臣以“楚国耻辱”为名，鼓动楚成王诛杀令尹子上。这样一来，楚成王便失去得力助手。再过些年，果然如令尹子上的预料，楚成王又要废黜商臣，改立公子职为太子。商臣知道，自古废太子都没有好下场，便问老师潘崇：“这可怎么办？”潘崇问商臣：“你能屈尊降贵，侍奉公子职吗？”
“不能。”“你能逃离楚国，做一辈子流亡公子，受人冷眼吗？”“不能。”“那你能起兵夺位，做一番大事吗？”“能。”
公元前626年10月，商臣和宫廷侍卫结盟，起兵包围楚成王。楚成王见甲兵林立，有些害怕，但还是向商臣提出要求——吃一只熊掌再死。熊掌又肥又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才能煮熟，所以楚成王要求吃一只熊掌，其实是拖延时间，等待宫廷政变的消息传到外面，然后由宫廷外的军队前来解救他。
在这种生死关头，楚成王的算计，可能很多人都不明白，但商臣是楚成王调教出来的，很清楚他要做什么。于是商臣拒绝楚成王的要求，让他自缢而死，留了最后一份体面。商臣，便是楚穆王，在位十二年。楚穆王在位期间，任命潘崇为太师，执掌楚国军政事务。公元前623年秋，楚穆王基本巩固内政，便出兵消灭江国，把“信阳三关”化为楚国疆土，兵锋再度抵达淮河流域。
听闻江国灭亡，秦穆公痛哭流涕。因为江国是嬴姓国，不仅和秦国同出一门，又是秦国的战略盟友。江国在，秦国就有淮河流域的据点，可以和楚国争锋。江国不在，淮河流域就和秦国没关系了，必须退回西北。故而秦穆公说：“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
次年春，楚穆王出兵消灭六国（安徽六安），把楚国的东部边疆开拓到大别山一带，又出兵消灭蓼国（河南固始），巩固了楚国在淮河流域的强势地位。
不到两年时间，楚国消灭三国、逼退秦国，意味着楚国逐渐走出“城濮之战”的阴霾，开始尝试恢复国际地位和势力范围。
正是在晋国夺取戚城以后，鲁国大夫公孙敖，直接到戚城和晋国会盟，给晋国霸业投上自己的一票。公元前625年，秦穆公不甘心“崤之战”的失败，命孟明视再次统兵伐晋，两军在秦国的彭衙大战一场，秦军大败而回。同年冬，晋、宋、陈、郑组成四国联军，西进讨伐秦国，再败秦军，攻取彭衙和汪城。
短短数年时间，秦晋爆发了三场大战，秦军三败，晋军三胜，晋国牢牢掌握着秦晋邦交的主动权。
如果考虑到楚国消灭江国、斩断秦国的臂膀，我们也可以说，秦国被晋楚联手堵在函谷关以西，几乎无法争霸中原。所以秦穆公做为“春秋五霸”之一，在史书里只有“遂霸西戎”的地位。
数年间，晋国东征西讨，维护了晋文公留下的霸业，同时力压秦国，保证了晋国的独立自主，但晋国成功的代价就是——1、“秦晋之好”再无恢复的可能，晋国失去强力外援。
2、赵盾执掌大权而晋灵公成为傀儡，晋国内政动荡不休。
当时人评价说：“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世人需要冬天的阳光，却都躲避夏天的阳光，从这个评价来看，晋国内外都畏惧赵盾，而不是真心拥护赵盾。事实上，正是晋国的内政外交困境，导致晋国在遭遇楚国挑战的时候，逐渐落入下风，不得不把霸主地位拱手让给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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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的内部矛盾，很快就爆发了。晋文公刚称霸中原的时候，考虑到形势严峻，便在原有三军的基础上再成立两军，晋国拥有了五支野战兵团，规模仅次于天子六师。赵盾执政以后，可能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也可能是感觉晋国不需要庞大的野战兵团，便裁撤新成立的两军，恢复了上、中、下三军制。那时晋襄公还在，他很清楚赵盾的危险，想提拔一批忠于自己的人，逐渐蚕食赵盾的势力。于是在裁军换帅的时候，提出自己的意见——原“五军十卿”里硕果仅存的箕郑父、先都统上军，司空士縠、梁益耳统中军，下军留给赵盾分配。但先轸之孙先克是赵盾盟友，直接反驳晋襄公：“狐、赵之勋不可废也”，没有狐偃和赵衰辅佐晋文公，哪有晋国的今天，哪有您的今天？军国大政，还是交给功臣们吧，您安享富贵即可。
于是在赵盾的安排下，三军主将开始大换血——箕郑父、荀林父统上军，赵盾、狐射姑统中军，先蔑、先都统下军。同年晋襄公薨逝，狐射姑坚决要求拥立公子乐，和赵盾的意见不一致，赵盾便逼迫狐射姑逃离晋国，任命先克和自己共同统领中军。这六个人里，赵盾是晋国权臣，荀林父、先克、先蔑是赵盾的同党，他们牢牢掌握了晋国的军权。箕郑父和先都没有满足利益，对赵盾非常不满，士縠和梁益耳没有得到军权，也站在赵盾的对立面。
而和赵盾结盟以后，先克非常膨胀，直接夺了晋国大夫蒯得的田地，导致蒯得也对赵盾一党有怨气。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618年春，箕郑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等五人结盟，准备推翻赵盾取而代之。政变的具体过程，史书里没写，《春秋左传》只用三言两语写了结果——“文公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贼杀先克。乙丑，晋人杀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晋人杀箕郑父、士縠、蒯得。”
总而言之，政变失败了，赵盾诛杀五人。这件事，史称“五将乱晋”，可以视为晋国外姓大臣互相兼并的起点，同时也向各诸侯国传递了一条重要信息，那就是赵盾执掌的晋国矛盾重重，和晋文公的晋国有天壤之别。楚国朝野，显然捕捉到了这条信息。
晋国政变平定以后，楚国大夫范山向楚穆王提议：“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这句话中，范山说出口的是晋灵公年少无知，没有整合诸侯称霸天下的志向，没有说出口的是，晋国内部矛盾重重，赵盾极有可能被反对势力处死，到那个时候，晋国群龙无首，不足为虑。
楚穆王非常认同范山的意见，随即派兵北上，抵达河南许昌一带的狼渊，一战俘虏郑国大夫公子坚、公子尨、乐耳。大败之下，郑穆公向楚穆王求饶请和。
同年夏，楚穆王出兵讨伐陈国，攻克壶丘城，楚国的势力范围开始越过淮河，抵达河南新蔡、汝水一带。
不到两年时间，晋国苦心经营的郑、宋、陈、蔡等中原诸侯国，便倒向楚国。
这一切的源头，就是发生在晋国的一场政变。
次年，秦康公命西乞术出使鲁国，送了大量的礼物，希望能联合鲁国讨伐晋国。另一位鲁国大夫东门襄仲（鲁庄公庶子）代表鲁文公，接受西乞术的礼物，并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对秦、鲁关系做了建设性对话。鲁国同时和秦晋结盟，其实就是两头押宝，但秦康公认为，秦、鲁夹击晋国的时机到了，立即起兵伐晋。结果经过几场战争的较量，秦国没有占据上风，撤退回国了。
也就是说，在楚国北上轰轰烈烈的时候，晋国抵挡住秦国的挑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给曾经的追随者们送上一颗定心丸。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年前归附楚国的卫、郑等国，又积极向晋国靠拢。因为鲁国既支持秦国也支持晋国，双方都没有得罪，于是代表各诸侯国向晋国表忠心的任务，便落在鲁文公的身上。
为了向晋国说明自己的无奈，郑国大夫子家，还在和鲁文公的宴席上，做了一首《鸿雁》，把要传递的意思隐藏在诗里——“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子家把郑国比喻为没有自理能力的鳏寡老人，请鲁文公怜惜，同时也请晋国怜惜，不要计较郑国的错误。郑国等诸侯国的姿态这么低，归根到底是因为，它们都是地处水陆要冲的小国，必须在大国的夹缝里求生存，谁赢帮谁，根本没有独立自主的资格，更没有挑战大国的实力。
公元前613年6月，晋国赵盾和鲁、宋、陈、卫、郑、许、曹在宋国新城会盟，重申了晋文公确定的天下秩序，要求各诸侯国服从晋国、抵御楚国。蔡国不参与会盟，赵盾直接命上卿郤缺统上、下两军伐蔡，逼蔡国签订城下之盟。
就这样，晋国在晋楚争霸中扳回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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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这样下去，晋国霸业能维持很久，楚国几乎没有称霸的机会。但很可惜，晋国很快就犯了两个错误。1、宋襄公的遗孀襄夫人，联合公子鲍等权臣诛杀宋昭公，然后拥立公子鲍为宋文公。晋国赵盾认为这是“弑君”，便命荀林父统兵伐宋，结果荀林父进入宋国以后，收了宋文公的贿赂就回去了——“晋取宋赂。”2、齐国数次侵犯鲁国，鲁文公请晋国主持公道，同样是晋国出兵伐齐，收受齐国贿赂就罢兵停战——“齐人赂晋侯，故不克而还。”收受贿赂，说明晋国见利忘义，不能主持公道，说明晋国无法履行霸主的职责。这两个错误，彻底宣告晋国和称霸天下的功业渐行渐远。
所以在公元前610年晋国召集会盟的时候，郑穆公招呼都不打，直接不去了。晋灵公没见到郑穆公，以为郑国重新归附楚国了，便有些生气，说了一些严厉的话。消息传到郑国，郑国大夫子家害怕晋国伐郑，立即给赵盾写了一封信，为不去会盟做了解释。信件的第一段是回顾历史，子家详细罗列了郑国和晋国的友好关系，并借此向赵盾表忠心，以示郑国没有“背晋归楚”的动机——“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子家）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
信件的第二段通过晋楚的关系，说明了郑国对晋国的重要性，同时也暗示赵盾，晋国再不降低姿态，郑国就不追随了——“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
信件的第三段是以郑国的实力为基础，亮明郑国的最终态度，如果欺人太甚的话，郑国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扒下晋国的一层皮——“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子家的逻辑清晰、不卑不亢，既向晋国表了忠心，又保留了一定的姿态，实在是现代社会外交谈判的样本。
这就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一篇文章——《郑子家告赵宣子》。赵盾看到子家的信，立即明白子家的意思，便没有继续追究郑国不参与会盟的事，而是命赵穿、公婿池到郑国做人质，做为交换，郑国命太子夷、石楚到晋国做人质，晋郑两国重建互信的外交关系。但，无论写信表忠心还是互换人质，都是郑国的权宜之计。
郑国不参加会盟，已经说明了郑国和晋国离心离德，后面做的一切事情，无非是害怕晋国冒然伐郑而已，一旦郑国完成“归楚”的准备工作，和晋国的关系就可以结束了。所以在公元前608年，即子家给赵盾写信的两年后，郑穆公便归附楚国，已经继位六年的楚庄王随即统兵北上，在郑国的配合下讨伐陈、宋。“郑穆公曰：晋不足与也。遂受盟于楚。”“秋，楚子侵陈，遂侵宋。”
郑楚会盟和楚侵陈宋是两件大事，能够衔接的如此紧密，显然是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已经是既定结果了。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晋国赵盾立即统兵南下，救援陈、宋，但无功而返。想和秦国恢复盟友关系，共同遏制楚国，但秦国毫不理睬。这样的局面，意味着晋国处于楚国挑战、郑国背叛、秦国旁观的困境中，晋文公建立的霸业如昨日黄花，再也不复往日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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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晋国，理应沉心静气，用一段时间来梳理内部矛盾并重建外交关系，然后再南下遏制楚国，重建天下秩序，恢复霸主地位。然而，晋国爆发的一场权力斗争，直接给晋国霸业衰落按下加速键。公元前607年，晋灵公已经继位14年，完全具备了成年人的行事能力，但赵盾没有交权还政的意思。这就导致晋灵公对赵盾非常不满，他准备用自己的方式做掉赵盾，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9月，晋灵公请赵盾饮酒畅谈，正当酒酣耳热的时候，晋灵公埋伏的甲士突然暴起，同时放出一条西北猛犬，专咬赵盾。
经过一番惨烈搏斗，追随赵盾的猛士提弥明战死，早年间结下善缘的一名晋灵公卫士为赵盾战死，赵盾才脱离险境，逃往晋国南部边境、河南修武县境内的温山。随后，赵盾的堂弟赵穿诛杀晋灵公、迎回赵盾，继续执掌晋国军政大权。在这件事情中，赵盾付出的唯一代价是，史官董狐在史书里写了一句：“赵盾弑其君”，除了给后世留下一些骂名以外，赵盾的现实利益几乎没有任何损伤。
《春秋左传》里写过：“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晋灵公年少，赵穿不可能是他的女婿，那么“晋君之婿”的意思就是，赵穿是晋襄公的女婿、晋灵公的姐夫。理清这层关系，我们就能明白，赵穿诛杀晋灵公绝对是晋国政治的里程碑事件——晋国经过宗室权力斗争（曲沃代翼、尽杀群公子）、新旧外姓大臣权力斗争（五将乱晋）的数次洗牌，已经进行到外姓大臣和国君的权力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外姓大臣的利益受到威胁，国君可杀、盟友可杀、至亲亦可杀。
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三国司马氏事实上是晋国赵氏的衣钵传人。赵衰即司马懿，赵盾是司马师，赵穿是司马昭。重回晋国朝堂之后，赵盾迎接晋文公的幼子、公子黑臀回国，拥立为晋成公，然后就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重建晋国宗室。在晋国历史上，各支宗室嫡长子出仕做官，称为“公族”，其余嫡子务农、作战、习艺，称为“余子”，庶子陪国君出征，称为“公行”，可谓是一支嫡庶有别、老中青搭配的晋国宗室干部梯队。
但在“曲沃代翼”成功以后，晋国历代国君都严格防备宗室，要么直接诛杀，要么流放到其他诸侯国，绝不允许他们留在国内，染指最高权力。《春秋左传》里写道：“自是晋无公族。”既然晋国没有公族，那么也不可能有余子、公行，晋国的宗室干部梯队彻底烟消云散了。
可是赵盾发现，这是一个权力真空地带，便利用诛杀晋灵公、拥立晋成公的绝佳机会，提议给正卿、大夫的嫡长子封官授田，做晋国的公族，给其他嫡子封官，做晋国的余子，给庶子安排工作岗位，做晋国的公行。“宣公二年，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嫡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
这项意见，初来乍到的晋成公无法拒绝，便同意了。封官授田的时候，赵盾认为自己是赵衰和狄女叔隗之子，而异母弟赵同、赵括、赵婴齐都是赵衰和晋文公之女所生，在血脉关系方面，这三兄弟比自己更正统，便请晋成公封赵括为公族，出任大夫职位，赵盾则以余子的身份，平时训练正卿、大夫的余子，战时统帅他们出征。表面上看，赵盾是高风亮节，其实赵盾是务实不务虚。
因为赵盾已经是晋国的权臣，再兼任公族大夫的职位，并不能提高他的地位，让赵括做公族大夫，反而可以壮大赵氏的势力。而余子的地位高、人数多，事实上是各个家族的中坚力量，赵盾做余子的老师兼领导，便可以和各个家族结下善缘，进而让各个家族团结在赵氏周围，为赵氏的功业服务。
这才是赵盾的真实意图，绝不是所谓的嫡庶之分。做完这件事，以赵盾为代表的晋国外姓大臣，便迈出鸠占鹊巢的最重要一步。从此以后，外姓大臣的势力更加膨胀，并在礼法层面上，破除了取代晋国国君的重要障碍。赵盾是成功的，但政变夺权给晋国造成巨大的内耗，导致晋国更没有精力出兵征伐，维护天下秩序。于是在这个难得的窗口期，楚庄王出动了。
公元前606年春，楚庄王利用晋国无力南下的时机，以讨伐陆浑（河南嵩县）的戎狄部族为借口，统兵北上直抵洛水，然后在周朝王畿阅兵示威。楚庄王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周王挑衅，绝不是不懂周朝礼法、用一句“我蛮夷也”就能解释的。楚庄王的真实目的可能有三个——1、宣告楚国有进取中原的军事能力。
2、宣告楚国有取代周朝的综合国力。
3、试探周朝承认楚庄王为霸主的可能性。
周定王见到甲兵林立的楚军，非常担心楚庄王趁机进攻洛阳，便命王孙满到楚军大营慰问楚庄王，表达友好的态度，结果楚庄王问了一句：“周朝的九鼎到底多大多重啊？”“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王孙满见楚庄王野心勃勃，说了一大段辞令，其中有两句千古名句——“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言外之意就是，周朝虽然衰落，但余威尚在，你想改朝换代或者做天下霸主，绝不是阅兵示威就能成功的，而是要给天下提供稳定的秩序。现在你还没机会，回南方去吧。王孙满的这段辞令，就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二篇文章——《王孙满对楚子》。王孙满的话，楚庄王显然听明白了，便没有过分纠缠，随即统兵东进，讨伐了归楚之后、又在晋楚之间摇摆不定的郑国，返回郢都。
尽管没有实现最重要的目的，获得周朝承认的霸主地位，但楚庄王此次北上，让各诸侯国看到楚国的军事能力和综合国力，成为各诸侯国都承认的第一流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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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八年，晋楚争霸进入决赛季，两国展开白热化的竞争。谁都没有退路，退一步，即是万丈深渊。郑国处于两国的正中间，自然是晋楚争霸的焦点，而晋国和楚国没有决出最终胜负，郑国便无法做到“谁赢帮谁”，始终在“归晋、归楚”之间摇摆不定，晋楚两国也围绕“伐郑、救郑”激烈交锋——“宣公四年冬，楚子伐郑，郑未服也。”“宣公五年冬，楚子伐郑，陈及楚平。晋荀林父救郑，伐陈。”“宣公六年冬，楚人伐郑，取成而还。”“宣公七年冬，郑及晋平。”“宣公九年，楚子伐郑。晋郤缺帅师救郑。”“宣公十年，郑及楚平，诸侯之师伐郑，取成而还。楚子伐郑，晋士会救郑，逐楚师于颍北。诸侯之师戍郑。”“宣公十一年春，楚子伐郑，及栎......乃从楚。”
这八年时间，晋楚的目的都是拉拢郑国，双方极少发生直接交锋，始终在保持实力。倒是郑国做为战场，在战争的摧残下，极大损耗了国力，逐渐沦为实力不济的小国，失去摇摆不定的资格。而在这个过程中，楚庄王还抽出时间做了两件事——1、消灭舒蓼，然后继续向东征服，把楚国的东部疆界开拓到安徽巢湖一带，并和吴越会盟，初步整合长江流域。
2、诛杀夏征舒，消灭陈国，在陈国故地设立一县。但楚庄王考虑到灭国兼并可能给其他诸侯国造成压力，对楚国名声不利，随后又册立陈国太子午为国君，恢复陈国社稷。
我错了，以后不论到江南做战俘，还是您和其他诸侯国瓜分郑国，我都听天由命。从这个态度可以看出来，郑国彻底服了，没心气了。但楚庄王依然是以前的态度，既不愿意瓜分郑国给其他诸侯国造成压力，也不愿意直接统治郑国故地，拉长楚国的战线，便和郑襄公结盟，恢复了郑国的社稷。6月，晋国见郑国差点灭亡，立即明白，这才是楚国真正的实力，决战的时候到了。
于是晋国命士会和郤克统上军、荀林父和士縠统中军、赵朔和栾书统下军，此外命巩朔和韩穿为上军大夫、赵括和赵婴齐为中军大夫、荀首和赵同为下军大夫，希望集结晋国的全部精锐人马，伐楚救郑，取得决战的胜利。结果，晋楚第一次爆发大规模决战，楚庄王便获得大胜，晋国外姓大臣统帅的精锐人马一败涂地，晋军士兵逃命时，为了争抢过河的小船，被砍掉的手指能铺满船底。“夏六月，晋救郑，与楚战，大败晋师于河上，遂至衡雍而归”——《史记·楚世家》。“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春秋左传》。
公元前595年9月，楚庄王为了彻底征服中原，出兵包围宋国首都商丘。宋文公派出使者到晋国求援，晋国大夫伯宗说道：“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拒绝为救宋和楚国开战。这说明晋国在决战失败以后，也丧失了霸主的傲气，服了。到了次年5月，商丘已经沦落到易子而食，没有任何战争潜力了，便向楚军投降，楚宋罢兵言和。经过这三场大战的胜利，楚国如日中天，正式超越晋国，成为天下最强国，赢得晋楚争霸的胜利。
自公元前710年楚武王出场，到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称霸，楚国整整奋斗了115年。这份荣耀，最终凝练成《史记·秦本纪》里的一句话：“当是之时，楚霸，为会盟合诸侯。”这期间的主线，自然是楚国历代君臣的努力奋斗，但晋国激烈的内部斗争、郑国的立场倾向、秦国的隔岸观火，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任何一个变量出了问题，楚国都难以成就霸业。
而要等待这些变量出现，最重要的是保持战略定力，始终不下牌桌，一旦发现机会就以狮子搏兔之势迅猛出击，争取利益最大化，最终积小胜为大胜，成就无上的霸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