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蒋介石政权不然。在他面临覆灭之际，凶相毕露，倍加猖狂。

1947年9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亲自召集各地特务头子,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中举行会议，拟定了在全国逮捕爱国民主人士的黑名单。据统计，列入黑名单者，竟达六万人，仅上海一地便要逮捕三千人。

一个月后——10月27日，报载《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那措词极为严厉，磨刀霍霍之声跃然纸上:

“内政部发言人称，查民主同盟勾结gong 匪，参加叛乱，早为国人所注意，······gong匪近来四处流窜，益形猖獗，而该盟分子亦无不到处活动，互为声援。如不立加遏制，后方治安在在堪。本部职责所在，对此在匪区则助长叛乱，在后方则为共fei声援之不法团体，不得不采取适当处置。兹政府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

本来，民主同盟是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的面目在国统区活动的。如今，国民党已采用“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对待这“第三势力”，也就是把民盟跟共产党一样对待，加以“取缔”，加以逮捕，加以杀戮。

每当处境艰难之际，章伯钧总是退居香港。这一回，他悄然住到香港西华路中医师彭泽民先生家中。彭泽民原是南洋著名华侨。大革命之际，他卖掉大橡胶园，投身北伐，曾出任武汉政府海外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改学中医，在香港以医为业，以自己的资产帮助中国民主同盟。

沈钧儒先生以及民主同盟其他主要领导人物，也相继来到香港。然而，罗隆基和民盟主席张澜，却被国民党软禁于上海。

1948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沈钧儒在开幕词中指出:

“最近总部被迫解散,国民党对待国内各地同志已和对待共产党员一样，随时可以加害。他们在此恐怖底下活动自然有很多困难，有些同志已被监禁。罗隆基同志和张主席表方(表方为张澜的号——引者注)还留在上海，一时也不能离开。然我和其他几位同志来到香港，可以告诉同志们;国内各地盟务不会因总都解散而停顿，本盟的工作更深入的转到地下活动······”

罗隆基和张澜，是在蒋介石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之后受到软禁的。

罗隆基被送进上海霞飞路的虹桥疗养院去“疗养”。虽说独居一个套间，沙发、席梦思、大浴缸样样齐全,他却成了笼中之鸟，便衣特务日夜在他门口值班。

张澜被软禁在上海西爱威思吉益里八号寓所。后来,张澜牙痛,三天两头要到医院看病,这使特务们感到麻烦。干脆，他也被送进了虹桥疗养院里。

中国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步步逼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步步逼近大上海。虹桥疗养院加哨增岗，气氛日益紧张。军统“东南特别站”头子毛森接到蒋介石密令,迅将张澜、罗隆基押上海轮，带往台湾。

苏州河上响起枪声，解放上海的战役开始了。

夜幕降临，一辆轿车驶入虹桥疗养院。不由分说，特务们把罗隆基和张澜塞进车里。

轿车刚刚来到霞飞路，一辆装满武警的大卡车便尾随其后。

轿车朝外滩方向急驶。那辆卡车在后面紧跟。

罗隆基想，到了外滩，被押上海轮，那就永远见不到光明。在上海解放前夕，竟被强行送往台湾，那是多大的遗憾!

轿车到了外滩之后，突然掉头，这使罗隆基感到惊讶。那大卡车紧紧跟着，寸步不离。

轿车忽然钻进了一条狭窄的弄堂。大卡车无法驶入弄堂，被甩掉了。

轿车的司机看来车技高超，驾驶着轿车钻出弄堂，在上海市区七拐八弯。司机不时从反光镜中观察，直至确信车后没有“尾巴”，这才把轿车悄然踅入“环龙路”。轿车刚到某公馆门前，门卫便打开大门。轿车入馆之后，铁门马上关紧。

一群身穿国民党军服的人，早已在院子里等候。他们打开车门，把张澜、罗隆基急急扶入地下室。

罗隆基认识那为首的军人，知道他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特务头子杨虎。罗隆基也认识那开轿车的人，知道他本来并非司机，而是看守虹桥疗养院的特务头头阎锦文。然而，直到杨虎在地下室里说清了情况，罗隆基和张澜才恍然大悟······

原来，杨虎本是蒋介石手下干将。后来，与蒋介石产生矛盾便想投奔共产党。当周恩来在上海马思南路居住时，杨虎曾秘密前往拜访，披露心迹。

周恩来当然知道杨虎的双手曾沾满革命烈士的鲜血,但是,既然他现在表示要改弦易辙，当然也不拒之门外。周恩来当即答道:“杨先生的这番意思，我们欢迎。你愿意为人民效力，总会有机会的。”

时隔多年，当中共决心全力抢救张澜、罗隆基之际，给了杨虎以立功赎罪的机会。

杨虎密令阎锦文在关键时刻，把张澜、罗隆基救出。

当张、罗两位步入杨公馆的地下室之际,已是1949年5月26日夜 10点。

毛森得悉杨虎反叛，马上派兵，扬言踏平杨公馆。杨虎亦在家中密布岗哨，准备殊死一战。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于5月27日凌晨3时，冲入上海环龙路。张澜和罗隆基见到解放军战士，喜从天降，欢跃抃舞。

当天，陈毅将军就派人前往杨虎公馆，看望张澜和罗隆基。

翌日——5月28日，报载虎口余生的张澜、罗隆基等发表的声明:

“上海开始了一页新的历史,上海六百万人民有了新的光明与新的生命。我们站在各民主党派的立场，谨先向可敬可爱的人民解放军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我们向领导这个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表示热诚的庆贺。······

“我们很坦白的劝告中国南部一切尚未解放的各省市的伪政治组织及军事力量，应彻底觉悟，今后对人民革命的任何抵抗是毫无效用的，今后任何负隅顽抗只是愚蠢的行为。······”

冲出蒋介石的藩篱,他们想念正在北平的老战友。5月29日,张澜致电“毛主席润之、朱总司令玉阶、周恩来先生、董必武先生”，表示:“兹值战后困难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设，想早在诸公运筹策划中，澜不久将与罗努生兄等来平聆教。”

虽然百废待举，日夜忙碌，见到张澜来电之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当即于6月1日复电:“今后工作重在建设，亟盼告各方友好共同努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收到复电之后，张澜、罗隆基当即决定北上。他俩与史良、陈新桂以及张治中夫人、邵力子夫人同行，一起北上。

上海市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为张澜、罗隆基送行。上海市政府交际处派出一位科长和一位医生随行，以便照料他们。

摘自叶永烈所著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