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是晚清最后的实际掌舵人，他的一生，与清朝末年的动荡不安紧密相连。他经历了从清朝的“末代皇父”到民国时期平民身份的巨大转变。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1909年—1911年），载沣作为中国实际的统治者，见证了清朝的灭亡和民国的诞生。尽管他极力地想挽救大清的命运，但依然以失败而告终。那么，北平解放之后，“末代皇父”载沣怎么样了呢？

爱新觉罗·载沣，出生于北京太平湖醇亲王府，自幼便被王族的显赫光环所环绕，他作为清宣宗道光帝之孙，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第五子，光绪帝载湉的异母弟，及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帝溥仪的亲生父亲，身份高贵，这背景比多尔衮要牛的多。

本来载沣在家中排行老五，因自己大哥、三哥、四哥都早亡，他的二哥载湉继了帝位（即光绪帝），因而他得以袭父爵受封醇亲王，他7岁那年就袭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

载沣五官精致，仪表堂堂。他头戴顶珠用红宝石做的帽子，身披绣五爪金龙四团的锦绣华服，腰佩璀璨的宝石，尽显皇室风范，那尊贵的气质深沉而内敛。不过，其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有着太多的无奈和心酸。

载沣的嫡母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叶赫那拉·婉贞，1859年和奕譞成婚。她和奕譞的婚姻是在慈禧的助力下成功的，载沣的生母是侧福晋刘佳氏翠妍，载沣的外公为五品典卫刘德庆，如果不是婉贞的后台硬，载沣的母亲刘翠妍就很可能成为奕譞的正福晋。嫡庶有别，刘佳氏生怕得罪慈禧的妹妹，更怕得罪慈禧，终日生活在恐惧中。当时的慈禧在宫中正得宠，一次枕头风就有可能将刘佳氏吹灭族。

奕譞的前四子皆为慈禧的妹妹所生，1866年，慈禧的妹妹生下奕譞的长子爱新觉罗·载瀚；1871年八月十四日，她又生下了奕譞的第二子——爱新觉罗·载湉。后来婉贞又接着生了奕譞第三子（未命名早夭）和第四子载洸（5岁早夭）。

而刘佳氏在1883年，也就是慈禧的妹妹连生四子后，她才生下她的大儿子载沣（奕譞第五子），1885年生下二儿子载洵（奕譞六子），1887年生下小儿子载涛（奕譞七子）。

刘佳氏小心翼翼地在窝囊憋屈中度过，这使载沣的性格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载沣13岁时，载沣的嫡母病逝，载沣的生母刘翠妍终于翻身，让她成为府中的掌事人。

可是第二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就在载沣14岁时，他的小弟10岁的载涛被慈禧太后过继给钟郡王为嗣，载沣的生母翠妍心疼不已，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很气恼，引发了疯癫之症，这使载沣很受打击，性格也越发懦弱。

另外载沣在婚姻上，也受到打击，他的婚姻是慈禧太后作主指婚的，慈禧将自己宠爱的养女，也就是慈禧心腹重臣瓜尔佳·荣禄的女儿指婚给了载沣。本来载沣已经定亲，而且连定两门亲事，一名姑娘在八国联军进京时，殉难了。而另一名，则是载沣心仪的姑娘，因慈禧的指婚自尽了。载沣的母亲又一次被气得精神失常，载沣虽然不满，但不敢和慈禧对着干，只能委屈求全，在他十九岁那年迎娶了比他小一岁的瓜尔佳氏幼兰。

对于成长环境及婚姻的无奈，载沣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他认为只要慈禧太后轻轻动一下小手指，他和家族的命运就会陷入万劫不复。

所以，他只能迎合慈禧的安排，娶了慈禧的义女。婚前，载沣还做了一件让慈禧太后高看得事儿。

1900年，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神机营清军章京恩海枪杀，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与清朝签订的《辛丑条约》中的第一条就是要求德国要求清政府派皇室特使赴德国道歉。1901年6月5日，逃亡到西安的慈禧和光绪帝权衡利弊之后，正式任命18岁的载沣为“头等专使大使”，前往柏林处理这事，打破了“皇室成员不得出洋”的规定。

这对刚成年的载沣来说面临很大挑战，此次德国之行，载沣肩负着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未来。对内，如果处理不好，会被舆论指责为“汉奸”，国内民众对于外来侵略和压迫有着强烈的反抗，一旦挂上“汉奸”的名声，不仅对载沣个人名誉是极大损害，更是对清朝政府威信的严重打击。因此，载沣在出访前必须深思熟虑，设法避免。对外，如果处理不好，会给德国人找到对清朝更加不利的理由。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德国疯狂地参与其中，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载沣在出访德国时，必须谨慎应对德国的态度和意图。

到了德国后，德国皇帝想让载沣行跪拜之礼，面对威胁，载沣并没有惧怕，他有礼貌地拒绝了。

德国人被载沣的临危不惧和有礼、有节、有理的表现给震撼到了，对载沣很敬佩，载沣在德国备受礼遇。他见德国皇室权势颇盛，就治国之道请教接待他的威廉·亨利亲王，亲王回答：“欲使皇室强盛，必先集中兵权；欲使国家富强，必须重视武备。”载沣深以为然，铭记心中。

载沣把谢罪之行转变成对德国的游学考察之旅，从此载沣的仕途进入了超车道。

此次的出访德国，载沣赢得了中外一致好评。本来德国人是想要借载沣来访羞辱清朝，但是载沣的表现不仅没让德国羞辱到，还获得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称赞。

慈禧太后得知后，心中大喜，任命载沣为随扈大臣，使能近距离接触国家最高决策层。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任命载沣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事务，也称作“协理事务参领”。让他掌管章奏文移，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慈禧太后将此重任交给载沣，足见她对载沣能力的信任和期许。

随着载沣能力的提升，慈禧太后对载沣的信任和倚重愈发显著。不久，任命他为正红旗满洲都统，这是清朝八旗制度中的高级职位，负责管理满洲正红旗的军务和民事事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载沣被授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大臣是清朝最高决策机构的核心成员，负责处理国家大事和机密事务。虽然载沣此时只是以学习行走的身份参与军机事务，但这已经标志着他正式进入国家最高决策层。同年秋冬，载沣得到西苑门内骑马与穿“带膆貂褂”的恩遇，这象征着皇室的恩宠和信任。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同时病重。张之洞、世续等人在慈禧的召见下商议立嗣，提出让载沣为帝。慈禧认为同治、光绪已是兄弟相继，再立载沣就是“三代皆属昆弟传承，古无前例”，因而直接拒绝了，并提出让载沣的儿子，3岁的溥仪为帝。这样她可以继续垂帘听政。

载沣的生性懦弱，像绵羊一样的顺从听话，让慈禧很放心。慈禧考虑到自己大病后的身体状况，或许她这个太皇太后不便再垂帘听政，但她有足够的把握能驯服载沣，依旧大权在握。

光绪帝驾崩，载沣的长子溥仪被立为皇帝，改元宣统，载沣作摄政王。由于载沣的性格偏向于胆小怕事，优柔寡断，慈禧正是看重他这一点才选了他，对载沣来说是迫不得已，才进入摄政王这一角色。可慈禧万万没想到她会死在光绪帝驾崩后的第二天。

从此，26岁的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登上了权力的最巅峰，开始了他短暂的执政生涯，在大清摇摇欲坠之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热血沸腾想大展宏图，可是在很多事上受到隆裕太后的制约。

摄政后，载沣第一件事就是除去心腹之患袁世凯，载沣没有过硬的武装力量作为强力的后盾支持，想杀袁世凯也变成痴人说梦，当时清廷的军事大权完全被袁世凯掌握，贸然刺杀又怕发生兵变，影响朝廷安危，载沣意识到这一点就下谕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行维艰”为由，让袁世凯回老家养病去了。

载沣不得不重新规划，他将重点落在集中军政大权，加强皇室地位上。决定建立“禁卫军”，将近畿各省的新军一律划归中央直辖，将“禁卫军”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组织，并亲自掌管。他从北洋第一镇抽调一部分人，大部分为旗人。又从从闲散旗人与宗室中的青壮年中选拔一部分人，用专业人员训练，培养高级军事人才

名义上由载涛、毓朗和铁良等人负责掌执训建新军事务，实际上载沣设立自己的胞弟为主要负责人，让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咨府大臣，并代载沣统率禁卫军。1911年军队编练完成，弊端是骑兵不足。

为了掩盖皇族集权，载沣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当年成立谘议局，他宣布裁撤军机处和旧内阁，建立新内阁。让庆亲王奕劻出任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在新内阁阁员中，一共十三人，其中满人占八人，满人中皇族又占五人，这成为名副其实的 “皇族内阁”，引起各省谘议局的上书反对。

对此载沣态度强硬，他下旨道：

“组阁为皇帝特权，非议员所能干预。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

此举，加深了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而新内阁中的各派新贵揽权谋私、钩心斗角，对这些一向懦弱的载沣根本强硬不起来，最终导致内部矛盾严重到无法制止的地步。

接着，载沣又以“筹办立宪新政”为名，加征田赋钱粮、苛捐杂税，税收猛增三倍。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反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满族亲贵、地方大员屡遭暗杀，载沣自己也陷入危险的境地，汪精卫、黄树中等人在北京银锭桥谋炸载沣，未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载沣惊慌失措，他指挥不动袁世凯培植的北洋新军，只得请袁世凯充任内阁总理大臣，这样袁世凯彻底掌握了清帝国的实权，12月6日，载沣被迫引咎辞职。

从皇父摄政王的高位上退下来的载沣，并没有伤心，也没有抱怨，这大概源于他本身就对政治淡漠吧。载沣虽然辞职，仍有着醇亲王的爵位，辞职对他来说如卸下千斤重担，他如释重负地回到府中，对自己的福晋瓜尔佳氏说：“我终于可以回家抱孩子了！”他准备像他的父亲一样去保命，保住自己和整个家族的命，而且终身为这一个目标去努力。

可对于个性极强的瓜尔佳氏幼兰来说，这是极大的耻辱，当她听到载沣的话后，对着一脸轻松的载沣破口大骂，骂他窝囊无能，载沣气得大哭一场，不过很快就好了。他仍然按照自己的“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的方式去生活，他安心在家闲居，过了一段比较舒心平静的日子，载沣认为这不是祸事而是福气。

在两个月之后的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清帝退位诏书》，他更加坚定这一点。

载沣每天遵从孝道，晨昏定省，生活有规律。

清廷灭亡的去世不可阻挡，可是一些满清遗老们，却将责任归结到载沣和溥仪身上，骂他们是葬送大清国的罪魁祸首。

载沣就当这些人不存在，他闭门谢客，看书、画画、写日记。还纳了侧福晋邓佳氏，百无聊赖地生活着。

他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额娘磕头请安，问候额娘。接着在大书房宝翰堂洗漱，吃早点，读书看报。宝翰堂藏书丰富，载沣最爱读的就是《资治通鉴》。到了中午才回王府陪自己的福晋用餐。

午饭后，午睡一会，下午继续回到大书房读书，到了傍晚回王府。和家人玩纸牌，听唱片，聊天。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泡在书房里看书读报，写日记。

载沣对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非常感兴趣。为此还购买了相关书籍，反复研读，并 用于实践。夏夜乘凉时，载沣会给孩子们指认天上的星座，并讲述有趣的关于星座的故事。看到报上说有日食，载沣便带领孩子们，将玻璃片在蜡烛上熏黑，和孩子们一起透过玻璃片仔细观察日食。还把日食或月食的具体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并附上简单的绘图。

载沣的性格很宽厚，对仆人们也友善对待，就算仆人们犯了大过错，他最多说两句严厉的话，并不做处罚。

由于王府的日常事务，一直都有载沣的母亲刘佳氏去管理。1925年，刘佳氏去世后也不怎么过问府中的事务。每当下人来询问决断时，他总是那几句话：“照老例去办”，就算下人送来报告，报表之类，他也是在上面简要批示“速办”、 “照老例去办”等非常简单明了的话。

溥仪退位后，醇亲王府和其他王府一样变的没落了，府内的许多财富被下人偷盗。加上载沣不怎么过问，偷盗事件越来越猖獗。即便这样，载沣也只是让人加强下管理，并不去追查赃物和内鬼，甚至他大书房的摆件及其他东西丢失，载沣仍旧和平常一样。就算有下人问起摆件哪里去了，他也非常淡定，还会说出是xxx人所拿，但并不让人去追查。

载沣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因而生活的比较随遇而安，就算自己生病他也很少请医生，西药中药都不愿吃，就算宫里派来的的医生给开的药，他也是让人偷偷给埋了。但他雷打不动地回服用特制的“小药”，还安排家人老幼服用相应的“小药”。

对子女，载沣很关爱，但从不溺爱。就算子女生病，不管什么病，他总是摸摸孩子的手说：“吃多了”，就开始用自己的“食疗法”给孩子治病。让生病的孩子停止吃正餐和所有甜品，而是吃他自己专门储存的一种“糟米”，这种糟米就是一种被虫子咬过的老米，载沣亲自储存了几缸这样的米，他将糟米参入谷糠放入缸中，为防止老鼠进入就在上面用石板密封，这种糟米经过大火熬制，小火闷炖形成粘稠的“米糊”，闻起来难闻，吃起来很苦。孩子们都不愿吃，为避免继续吃这种米糊，只要能下床就赶紧下床，病宣称“痊愈”，载沣更加相信自己的食物疗法。

退休后，醇亲王府发生的最大事，就是会见孙中山先生。

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四处呼吁“巩固共和”，得到各界团体和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北京和天津的逊清皇室成员也表示接受。奕劻表示，皇族不表示一下拥护不妥，就商量决定让载沣作代表，邀请孙中山赴醇亲王府邸同载沣会谈。载沣做好准备，在宝翰堂门前恭候。两人的会谈很和谐，孙中山还夸赞载沣，令他有些感动。

孙中山临别前，还赠送给载沣一张半身照，背面题有：“醇亲王惠存，孙中山赠”。载沣觉得很有意义，一切达成和解，从此四海皆兄弟，满汉一家人。本来，载沣想按照礼节去孙中山临时寓所石大人胡同行馆做回访。可是很不幸的是，一个多月以后，传来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载沣将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供在书房里，围上素色白花，焚香蒸秉烛，虔诚地祷念。

退位后，载沣最担心的是末代皇帝溥仪和溥杰这两个儿子。溥仪是自己的儿子也是自己的君王，载沣也不敢狠管，老二溥杰又总是跟着溥仪，两个儿子都想着 “匡复大清”这让载沣很忧虑。

尽管清朝已经退出，但一些遗老遗少们并不甘心，他们想方设法准备复辟。载沣的妻子瓜尔佳氏是最活跃的一个。她作为荣禄的女儿嫁给载沣，本身就是一场政治婚姻，她对清朝的退位很不甘心，整天对子女灌输恢复祖业，牢记自己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她教育子女说：“好好做人，要好好地读书，好好地辅佐你们的哥哥，别像你们阿玛那样没志气”，她还投资大量金钱结交政客和遗老遗少们。此时的载沣作为观望者存在，有时他也会给人讲复辟绝无可能，是做梦，他尽力与各种政治人物人为善，想保住儿子溥仪的逊帝位，享受民国政府对清室的优待条款。

尽管载沣想努力地远离政治，可又一次差点陷入政治的旋涡。

1915年冬，袁世凯称帝闹得沸沸扬扬，为了拉拢清室，袁世凯提出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载沣，载沣迫不得已只好答应。对此，载沣在日记中写道：

“偕世太傅见四皇贵妃，禀商皇室与袁大总统接亲事宜，均承认可，命即筹办一切云。在内观密件，甚妥，一切如恒云云。”

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暴亡后，结亲的事也无果而终。

黎元洪和段祺瑞掌权后，每到重大节日，尤其溥仪过生日，载沣经常向他们赠送肴馔，保持对当权者友善。

张勋复辟时，清室一些王公贵族及遗老遗少们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还跑到醇亲王府找载沣商议。载沣仍然表示沉默，采取观望态度。

还没商量好对策，讨逆军就进了城，此次复辟，溥仪只当12天的皇帝就退位了。载沣和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拟定退位诏书，将大部分责任推给张勋。得到段祺瑞和徐世昌的认可，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载沣终于保住了儿子继续过安全优渥的生活。

载沣心里最关心的是溥仪，溥杰两兄弟的安全，认为他们留在京城受保护，一旦出国不知会发生什么意外，于是就竭力阻止他们的留学计划。

有一次溥仪和溥杰，商定好出逃国外，被载沣知道，就飞速乘马车赶往紫禁城，下令关闭一切宫门，全城戒严，这才阻止了兄弟俩的出逃，并歇斯底里地对他们训斥了一番。

当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时来到醇亲王府，载沣又一次受到惊吓，他不停地走来走去，嘴里一直唠叨，手足失措的样子。当天晚上，溥仪的老师庄士敦来到醇亲王府，告知说他已经与黄郛摄政内阁的外交部长王敬廷商议好，会保护溥仪和醇亲王府的安全，载沣这才放心。不过，溥仪还是被迫出宫了。此后的载沣一再拒绝日本人接触溥仪，过了一段担惊受怕的日子。

到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至东北充当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载沣拒绝随行。两年后，载沣作为一个平民去长春看望溥仪，小住月余，他始终拒绝担任任何伪职。此后他寓居平、津两地。

转眼到了1939年，载沣带着家眷回到北平，他守着个大王府，希望能够给儿女们留下最后的避风港。

日本投降后，不断有人到王府打听房屋是否租赁，被载沣拒绝，但多了一份担忧，他感到许多民国新贵对自己的王府有所觊觎，他开始为保住家业想办法。

1947年，载沣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消息：所有学校的房屋不得强行借占。他就和小儿子溥任商量，将王府剩余的空房改建为一所学校，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在王府出现了一所命名为“私立竞业小学”的学校正式开学了。载沣以金静云的名字任学校董事长，溥任以金友之的名字任校长，对家庭困难的孩子减免学杂费，对考试成绩为前三名的学生也免交学杂费。

载沣很喜欢这些学生们，对他们的教育很负责，他还把自己之前购置的地球仪、用来做天体运动演示的三球仪，还有他留存的动物、植物、矿物标本送到学校当教具。

1948年，载沣从儿女们口中得知，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随时可能打进来，城内一片乱象。为了彼此有个照应，载沣让家人们都搬进西侧花园的益寿堂。

1949年初，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此时载沣的心再次悬了起来，经历了太多变故的载沣也变得比较淡然，对很多事也看透了许多。

他看到解放军在入城之后，并没有扰乱北平民众的正常生活。1949年2月3日，载沣在日记中写道：“正月，北平局部开始和平矣……解放军入城尚俱安靖。”

他感受到这支军队的与众不同，心里很踏实，许久不曾出门的他决定租辆洋车在北京城逛一逛，看看和之前有所不同的社会风气。

当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后，载沣决定在家中废除旧式陋习，迎合新时代所宣传的“人人平等”的政策，尤其在小女儿韫欢的恋爱婚姻上，载沣摒弃了旧时代的包办婚姻。

当得知女儿韫欢，和大她两岁并且担任年轻干部的乔宏志恋爱并要结婚时，载沣并没有过多干涉，而是尊重了女儿的选择，使韫欢成为皇族众姐妹中中唯一一个和汉族平民结婚的人。

1950年8月，载沣在得知溥仪在抚顺战犯所里接受劳动改造后，长舒一口气。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单位急需房屋作为办公或者生产基地，载沣也想为国家做些贡献。1950年，载沣决定出售王府，最终以九十万斤小米的价钱将醇亲王府售给“国立高级工业学校”。

他售房款的一半留给自己另购住房，另一半由八个子女即溥杰、溥任、韫龢、韫颖、韫娴、韫馨、韫娱、韫欢平分。

1951年2月3日，载沣因多年老病感染风寒，医治无效病故。除了溥仪与溥杰，溥任与六个女儿都陪在他的身边，载沣走的也算安详，没有太多的痛苦。

丧事由溥任和载涛出面料理。载涛是位礼仪专家，对前清典制尤为精通，与北京“红白口”行业也有一些交情。最终，载沣得以按照满清旧礼来“风光”下葬，被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

通过以上总结：

载沣的一生，是清朝末年历史的一个缩影，他的人生经历与抉择，反映了那个时代王族子弟的无奈与挣扎。他试图挽救清朝的颓势，但最终却未能成功。不过，在政治上他立场分明，努力同伪满洲国划清了界限，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算是他人生的一大成功。

载沣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的发展，并积极做出相应的举动。如，自知不具备政治人物所需的才智、机变和权谋，就远离政治；辞职后的载沣虽然在王府里坚持实行前清的旧礼，但解放以后他就把这些旧礼全取消了。正是由于他的明智举措，在清朝灭亡后，即使他经历了多次不同权力的更迭，都没有被清算，他的晚年生活相对平静，最终寿终正寝，活到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