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从古至今，对于人才的培养都有通用的标准模板，古代是科举的制式，现在是大量的刷题，这套模板确实培养了大量精英，但同质化现象也非常严重，且很难培养出真正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高顶尖人才。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只有跳出标准模板多涉猎、多实践才能培养出高质量人才。
实事求是地说，汉武帝是西汉皇帝群体中的一个意外，因为，大多数王朝随着皇权的不断世袭，后世皇帝都会出现素质递降的问题，一个是他们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很少有机会了解天下的真实情况，晋惠帝司马衷那句“何不食肉糜”虽然确实夸张，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深宫培养出的皇帝是缺乏常识的。清朝末期的皇帝由于对生活用品的无知经常被太监们欺骗，一个鸡蛋都是天价。
再加上他们接受的永远都是圣王教育的标准模板，很难用于实战，虽然他们在对庙堂人事的观察接触中能够习得一些帝王术，但对于农业、军事这些实操性极强的领域还是严重缺乏经验。
这就造成，深宫天子一生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和各股政治势力的博弈中，而很难在军事、经济领域取得显著成绩。万历和嘉靖就是其中的典型，虽然帝王术登峰造极，但却很难将这种帝王术转化成生产力，万历年间，要不是张居正孤勇向前，锐意改革，明朝的周期很可能会更短。
所以，王朝后期往往都会在内政上极其依赖文臣，在军事上依赖武将，让这两个领域的少数精英来弥补皇权在这两个领域的短板，但往往却会造成文臣以政绩成为权臣、武将以军功成为强藩的现象。
而且，深宫皇帝还往往有一个弱点，抗挫能力比较弱，典型就是清朝的光绪皇帝，其在干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是激情澎湃，但在稍微经历一点挫折之后又会极其颓废，其性格总是在两种极端中来回切换。
人的学识需要通过持续学习不断累积，人的心理素质同样需要不断突破边界才能变得刀枪不入，皇族常年生活在深宫的温室中，很难训练出这项本领，而这项本领又是皇帝这个职位最需要的。
更要命的是，如果他们抛弃群臣直接指挥农业生产和军事，往往又会造成严重后果，典型还是光绪，其不管是在军事、政治还是经济层面的改革都严重脱离实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本质还是缺乏对现实的了解，缺乏实践。
为什么说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而开国皇帝就不一样了，由于他们不是起于基层就是前朝官吏群体中的精英，所以都有一定的实战经验，在打天下的阶段，他们是冲锋陷阵的将军，在守天下时他们又是一把搞生产、搞内政的好手，典型就是洪武皇帝朱元璋。
至于汉武帝呢，他虽然符合深宫天子的标准，但却完全吻合开拓天子的一切素质，不仅在制度层面对帝国制度进行了深度更新，更是直接指挥卫青、霍去病这样的猛将取得了重创匈奴、辟地千里的军功。
武帝曾经说过：“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
完全以开国皇帝的身份自居。
变更制度和出师征伐是汉武帝的历史使命，重要的是汉武能够担起历史赋予他的重任，实事求是地说，汉武作为太平天子，其所建立的功业可能是许多创业天子都无法完成的业绩。
所以说，西汉王朝在其中期能够产生汉武这样的雄主绝对是幸运，而汉武的产生也绝对是个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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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汉武彪悍的能力是如何练成的就是个问题。按照正常逻辑，汉武最多也就成为文景这样的贤明天子，成为和秦皇、汉高比肩的雄主概率则比较低，而汉武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一帝就在于他脱离皇室的标准教育刻意训练的结果。
众所周知，汉武在建元六年之前是没有掌握实权的，当时帝国的权力是被窦太皇太后所垄断，在这段日子中，汉武并没有抱怨或者躺平，而是将自己的精力都发散在打猎这件事上。
对于打猎，人们传统的认知是这是一种娱乐、消遣活动，但是如果汉武将打猎当成军事演习呢。事实是，历史上几乎所有游牧民族的战斗力都是通过打猎训练出来的：将士之间的协调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加强、士卒的个人素质得到了提升、统帅的指挥能力和对于战争的理解也会加深。
游牧政权中的拓跋珪、完颜阿骨打、铁木真都是在这种频繁的打猎活动中蜕化为优秀的军事统帅的。
可以肯定，不管是汉武帝还是之后的冠军侯霍去病，其都是通过频繁的打猎活动成长为优秀的军事家的，区别只是，霍去病学习的是战术，而汉武悟的是战略。
一般来说，长期生活在大自然中的野兽肯定比人更难对付，汉武和霍去病能在狩猎场中收获颇丰，就一定能成为军事领域的王者。
至于制度层面，汉武在为太子期间肯定也进行了大量的学习和深度思考，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认知体系，这就是他在接手皇权之后就能迅速拉开一系列改革的核心原因。
一个人重要的不是学习能力，而是深度思考的能力。
总之，汉武跳出了传统的教育模式通过无数次的刻意练习将自己训练成为了具备创业之主素质的一代雄主。
本质来说，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是这种教育模式的产物，其在为亲王期间就进行了大量的政务训练，早就成为了政治高手，是其他只知道苦读的皇子能力的百倍。康熙为什么会选雍正，是因为当时的大清局势需要雍正这样的政务高手。雍正不是某个政治派系推出的代言人，真正属于能力制胜。
可见，不管是汉武还是雍正，他们都是跳出了传统的教育模式，主动成长，不断实践才实现了全面升级的目标。
同样，传统的科举体制也很难产生高顶尖的精英人物，以清朝为例，太平军为什么在短时间内就能发展为席卷之势，迅速占据了南方的半壁江山，就是因为，咸丰皇帝是标准的深宫天子，大清的官僚群体也全是科举的标准产物，这些人根本无力应对当时的变局。
对于大清当时的无能，大家都将其归结为八旗的腐化，其实汉人精英中当时也很少有解决太平军问题的人，最后是勉强筛选出了一个曾国藩，其打仗还是一套笨办法，结硬寨，打呆仗。如果不是后期太平军自己内部出了问题，湘军能不能将其平定还是个未知数。
在传统的官僚群体都对太平军束手无策时，一直被科举拒之门外的左宗棠出山成为了湖南巡抚府的真正指挥官，左宗棠出山之后不仅将湖南的政务打理得是有条不紊，从容地应对太平军的挑战，在成为湘军骨干之后更是作为曾国藩的左膀右臂处理一切复杂问题。
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左宗棠此后又创建了楚军，一出山就打了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之战，大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
实事求是地说，湘军的军事胜利不是由曾国藩创造的，而是手下那一帮长期被科举拒之门外的人创造的，左宗棠就是其中的典型，曾国藩只是以其极高的威望将这些当世精英聚集在了一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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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左宗棠不仅在军事上创造了一系列胜利，接连平定太平军和捻军，在地方上搞洋务，其也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堪称全才。
左宗棠之所以能如此高能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在成长的过程中是跳出了传统的科举模式进行学习的：在大家读四书五经的时候，左宗棠研究地理等实用性书籍；在大家都急匆匆赶考时，左宗棠又在行途中认真考察漕运和盐务；在放弃科考之后，左宗棠又投身农业的实践和对地理学的进一步研究中...
本质来说，左宗棠是一个杂家，是一个具备实战能力的高手。正是因为他严重偏离了科举的模板，所以就被科举拒之门外，参加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
但世上的事就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左宗棠虽然被科举拒之门外，却自学成才成为了能够解决时代复杂问题的精英。
从一定程度上，左宗棠也是环境的产物，是湖南特殊的人文环境和务实作风的长期影响造就了实战能力超强的左宗棠。为什么近代史是由湖南人左右的，原因就在这里。
由于左宗棠是这种环境中的集大成者，所以就被历史选中成为解决时代问题的人。为什么林则徐会将新疆事业托付给左宗棠，就是因为，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培养出的大清精英中根本就没找到能够解决新疆问题的人。无奈，林则徐只能将目光进一步延伸至江湖并最终发现了左宗棠这位“今亮”。
汉武帝当年曾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收复新疆是非常之功，左宗棠就是那非常之人，而非常之人是很难产生于传统的科举育才的模式中的。
总结起来就是，左宗棠很早就产生了实践的意识，并付出了研究实用学和不断实践的行动，所以才成为当时的顶尖人才。另外，左宗棠常年郁郁不得志的逆境也训练出了他强大的心力。
所以，教育的本质其实不仅是知识的强制灌输，而要注重于孩子的实践，对现实的理解，更要培养出孩子的耐挫能力，因为，智慧、实践能力和意志力远比纯粹的知识更重要。
生活中，那些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强悍者都是靠智慧和心志支撑着跨越山海登上山顶的。
而现实却是，大家现在都已经习惯了制式的教育模版螺旋式的旋转，如此，不仅很难在内卷的时代杀出重围还很难培养出能够真正适应市场竞争的精英。
教育这个课题还得实事求是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