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筠

神圣罗马帝国与英国、法国等王国不同，具有罗马皇帝统一欧洲、安排社会的使命感，因此一直致力于统治全欧。不过，欧洲政治力量的多元性屡屡挫败神罗皇帝的雄心壮志，神罗连意大利都不能稳固统治，遑论全欧，即使雄才大略如红胡子也无能为力。不过，这对欧洲是好事，自由从列国纷争的缝隙中生发出来，直到近代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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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罗马帝国的领袖是神圣罗马皇帝。上一节讨论过，神圣罗马帝国无法威风八面地一统天下，它的皇帝实际上作为非常有限。皇帝这么重要的大人物，在中世纪史上其实充当的只是第一配角。

在中国人心里，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就是中国的主心骨，是绝对的主角，总体上来说中国皇帝的形象是高大威严的。毕竟说起皇帝的时候，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主旋律。

而中世纪的皇帝们却完全享受不了这种待遇，他们是竹篮打水的过客。他们之中，能用竹篮打水的时候打得漂亮一点就不错了，即便如此，也是过客，绝大部分皇帝基本上都是跑龙套的角色，和中国皇帝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我们用中世纪皇帝的典范红胡子腓特烈来看看皇帝为什么在中世纪如此窝囊。

神罗没有宗法制

皇帝传承很困难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元首的神圣罗马皇帝，是中世纪的第一配角。从年奥托大帝加冕，到1806年弗朗西斯二世退位，神圣罗马帝国一共出了四十多位皇帝，其中不包括自行称帝的帝位争夺者。

在这四十多位皇帝当中，我挑了红胡子腓特烈这位皇帝典范，我们一起看看他这一辈子究竟忙活了些什么，就知道中世纪的皇帝有多难当。

“红胡子”是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外号，音译大家也很熟悉，叫作巴巴罗萨。这个外号是意大利人给他取的，据说是因为他的黄胡子带有红色。后来希特勒把“巴巴罗萨”用作入侵苏联的作战计划的名字。

中世纪给皇帝、国王、大贵族们起外号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多是根据他们最显眼的外形特征来取的。

比如查理曼大帝的爸爸、加洛林王朝的开创者丕平，外号叫矮子；神圣罗马皇帝、奥托大帝的爸爸亨利一世，外号叫捕鸟者；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外号叫美男子；英格兰第一个女王玛丽，外号叫血腥……他们的正式称号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某某一世、某某二世。

神圣罗马皇帝叫查理的特别多，1527年造成罗马浩劫导致文艺复兴结束的那位是五世。法国国王叫路易的特别多，到最后在大革命当中上了断头台的那位是十六。英国国王叫亨利的特别多，和罗马教廷决裂、自立英国国教的那位是八世。

不过要特别注意，这些都叫查理的皇帝，或者都叫路易的法国国王，或者都叫亨利的英国国王，不一定是父子，甚至不一定属于同一个家族。

比如，红胡子腓特烈是腓特烈一世，但他儿子是亨利六世，他孙子才是腓特烈二世。再比如，英国的亨利一世不是亨利二世的爸爸，而是外公，所以他们的姓都不一样。亨利一世属于诺曼王朝，亨利二世跟自己的爸爸金雀花公爵姓，他当上英国国王之后英国就变成了金雀花王朝。

红胡子腓特烈出生于1122年，他的家族名字叫作霍亨斯陶芬。他们家已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三王朝了。第一王朝是奥托大帝家的，叫萨克森王朝。第二个王朝叫法兰克尼亚王朝，其中出了向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下跪的亨利四世。

亨利四世的儿子亨利五世绝嗣，没有了继承人，根据血统法，皇位在诸侯们的争执之下落到了萨克森公爵洛泰尔头上。洛泰尔驾崩之后，教皇和德意志诸侯故意不选洛泰尔指定的女婿当皇帝，因为他实力太强了。反过来，他们选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拉德。

经过一通混战，康拉德三世才坐稳皇位。霍亨斯陶芬王朝开始了。红胡子是康拉德三世的侄子，他的当选也是诸侯博弈的结果。

霍亨斯陶芬王朝靠捡漏才上位

他虽然是康拉德指定的皇位继承人，但还是有诸侯扶立康拉德六岁的次子称帝，红胡子1152年在更多、更有实力的诸侯扶助之下才顺利登基。不过，坊间关于红胡子窜改叔叔遗嘱的阴谋论从来没有停歇过。[1]

这时候我们要停下来仔细看看，中世纪皇帝产生的方式和中国古代皇帝产生的方式完全不同。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每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在自己家族内部世袭产生。有正宫皇后生的嫡长子最好。没有的话，其他嫔妃生的皇子也可以。再没有的话，皇帝的兄弟、皇帝兄弟的儿子也是可以的。总之，父系血缘的亲疏远近是明确的标准。

比如中国最后三位皇帝，同治皇帝是前任咸丰皇帝的儿子，但并不是嫡子；光绪皇帝不是前任同治皇帝的儿子，而是堂弟；宣统皇帝也不是前任光绪皇帝的儿子，而是侄子。

总体而言，中国皇位的父系血统传承是非常稳定的，虽然后宫、权臣、宦官等势力干涉皇位继承也是家常便饭，但他们很难选择离先皇血缘过远的继承人，大多是在先皇的诸子之中择其一拥立。

如若外人登上皇位，那就不是继承了，无论是篡逆还是禅让，都是王朝更替。

中世纪皇帝们的继承问题比中国古代困难得多。每一个皇帝安排自己儿子接班都是极其艰难的事情。他们通常有三个难处：

第一，得有儿子。这还不容易吗？真不容易。因为皇帝也必须遵守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皇后的子嗣才有继承权，情妇所生的都没有，皇后和情妇之间没有广大的妃嫔。皇后要是没有子嗣，这个王朝很可能就绝嗣了，皇位就得眼睁睁拱手让给其他家族。

第二，得教皇同意。历代教皇费尽心机对付皇帝，核心就是皇帝的权力来自上帝的授权必须经过教皇这个中介，中介的关键就是加冕仪式。教皇不给皇帝当选者加冕，当皇帝的手续就没完成，皇帝多少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第三，得诸侯同意。皇帝首先是德意志国王，得德意志贵族们选出他们之中的第一人。他们没有协商一致，选帝大会就开不起来。无论用金钱贿赂、家族联姻，还是武力胁迫、阴谋刺杀，皇帝候选人必须拿下许多关键的选举人。

我们把三个条件的实现放到中世纪的现实政治当中，皇帝要把皇位稳妥地传给儿子意味着皇帝自己得雄才大略，能够有效地压制住教皇和诸侯，儿子还不能太小，最好在父皇在位之时就已经成为父皇的得力助手，已经有能力掌握大局。

而在中世纪的现实政治当中，大多数皇帝驾崩的时候，只是给诸侯们留下了围攻孤儿寡母的好机会。父子都是能干的皇帝，而且在手握实权的条件下无缝交接班，这种情况不要说中世纪，就连帝制比较稳定的中国古代其实也非常罕见。

皇位继承的不稳定使得雄才大略的皇帝的产生概率大大降低，帝国发动机的制造流程存在重大缺陷，帝国辉煌也就难以企及，即便有，也大多是昙花一现。

红胡子这么牛

也当不了真命天子

红胡子在历代皇帝当中确实算得上雄才大略，他的诸多行动也算得上凌厉狠绝，不过，他所有的努力几乎在他生前就完全归零了。我们来看他和三大对手之间的较量。

第一，红胡子在和教皇的斗争中长期保持优势，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

自从皇帝亨利四世和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5年展开正面对决，一直到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从教皇那里讨到便宜的皇帝屈指可数。红胡子是其中之一，他在与教皇的斗争中风光了好一阵子。

红胡子1152年登基，很快，他和教皇的尖锐斗争就开始了。三年之后，他帮助教皇哈德良四世击败异端，稳住了罗马的局势，双方在苏特里会面。

会面之时，传说以拯救者自居的红胡子当面拒绝为教皇牵马，拒绝教皇下马的时候为他扶住马镫。哈德良当即还以颜色，拒绝给红胡子“和解之吻”。会面不欢而散，不过教皇还是答应找时间在罗马给红胡子加冕。

两年之后的1157年，红胡子在贝桑松召开帝国诸侯大会，教皇哈德良四世派特使送来贺信，说教会已经把皇帝的皇冠授予了红胡子，如果他忠顺的话，会获得更大的恩泽。

“恩泽”这个词，可以解释为封地，这意味着教皇居然把皇帝当作自己的封臣来对待。

这一听就是来耀武扬威的，红胡子和他的诸侯们怒不可遏，甚至有诸侯当即拔剑挥向教皇特使。教皇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红胡子发兵意大利。

有学者指责帝国宰相特里尔大主教赖纳尔德故意把“恩泽”翻译成“封地”，让不懂拉丁文的红胡子和诸侯们群情激愤，酿成帝国和教会的严重冲突。

这似乎是在说，红胡子是不通文墨的悍勇匹夫，很容易被识文断字之士摆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红胡子与哈德良不睦的局面已然形成，两年间双方为了诸多主教人选及扣押人质释放的问题已然走到决裂的边缘；

其次，帝国宰相是红胡子的肱股之臣，雕虫小技也很容易被识破，即便他有意挑起争端，激怒的对象也是诸侯们，而不是红胡子；

最后，红胡子本有进军意大利的计划。

所以，如果说宰相在翻译的时候有阴谋，也是为了帮红胡子在帝国大会上实现对诸侯的战争动员，这就是红胡子想要的，这场好戏是君臣合谋。[2]

红胡子发兵是想要拿下意大利北部的诸多城市，这是他两年前第一次发兵意大利没有完成的任务。所以，这次他没有直取罗马，而是先击败了米兰，此事下文再表。

红胡子还没到罗马，教皇哈德良四世就驾崩了。教皇职位不能空缺。教会在哈德良的嘱托之下选出了亚历山大三世，就是贝桑松帝国大会上那位差点被杀的教皇特使，显然，他也是坚定的反皇帝派。

红胡子也不甘示弱，拥立了维克托四世当教皇，还把亚历山大三世从罗马赶跑了。

就这样，教会有了两个教皇，一个是红胡子的死敌，一个是红胡子的傀儡。没过几年，傀儡驾崩了，红胡子又选了一个傀儡，称帕斯卡三世，继续和亚历山大三世作对。

红胡子的新对手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也非等闲之辈，他联合六大势力围攻红胡子：拜占庭皇帝埃曼努埃尔一世、英国国王亨利二世、法国国王路易七世、西西里王国诺曼王朝国王威廉一世、以米兰为首的意大利北部城市联盟，当然，还有德意志的诸侯们。

红胡子这次大动干戈，分兵多路围攻罗马，进驻罗马城之后让傀儡教皇帕斯卡三世举行即位仪式，然后让他给自己的皇后加冕。红胡子的权势在此达到了顶峰。

红胡子巴巴罗萨威风八面

不过，就在红胡子大获全胜几天之后，罗马下起了暴雨，更不幸的是暴雨引起了疟疾的流行，红胡子不仅损失了2000精锐骑士，而且损失了他最得力的宰相和将军。

他只有慌忙撤回德意志。这场仗到最后，真是赢的比输的还惨。那是1167年。

后来，尽管帕斯卡三世驾崩之后，红胡子又立了一个傀儡教皇，但他再也没有对亚历山大三世产生过直接的威胁。因为他必须认真对付意大利城市联盟和德意志诸侯。

第二，红胡子在对意大利城市的控制中长期保持优势，但最后还是崩盘了。

红胡子即位之后不久第一次远征意大利，帮了教皇哈德良四世的忙，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惦记上了意大利北部的诸多城市，要把它们纳入帝国的直接管辖。

因为神圣罗马皇帝的头衔内含着德意志国王，同时也内含着意大利国王，兑现意大利王冠是红胡子和历代皇帝的夙愿。意大利北部的许多城市为了自保团结得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以米兰为核心的反帝同盟。

红胡子平生一共六次带兵翻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控制这些城市一直是重要的战略目标。

红胡子第二次远征意大利，就是在贝桑松帝国会议之后，针对米兰的行动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是1158年。米兰屈服了，同盟就溃败了。

红胡子“对共和体制和人民自由没什么同情”，他给这些城市立下严苛的规矩：

所有权力属于皇帝；城市拥有的法人资格和特许经营权只能来自皇帝的赐予；所有城市的司法审判权都归入由皇帝掌握最高审判权的帝国司法体系；皇帝在所有城市都有行宫；赋税由皇帝确定。对习惯了自由自治的诸多城市来说，红胡子简直就是天降恶魔。[3]

果然，没多久，诸城市又结成同盟，在逃亡中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鼓舞下反抗红胡子。红胡子怒不可遏，后果极其严重，米兰被夷为平地。城市同盟再次屈服。那是1162年。

但这些城市还是不死心，从不放弃争取自己的自由。到了1176年，红胡子在莱尼亚诺战役中因军力不足输给了米兰。这第五次远征意大利的惨败让前四次的辉煌战果全部归零，德意志统治意大利已经不可能了。

红胡子也知道实力不济，随后他承认了死敌亚历山大三世的教皇正统地位，还跟威尼斯签订了和平条约。[4]

第三，红胡子在对德意志诸侯的控制中长期保持优势，但最后还是不足以根除诸侯割据的乱局。

红胡子对德意志诸侯们的控制非常成功。一方面，他拉拢了得力的帮手。另一方面，他严厉打击背叛者。他的表兄弟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把两个方面都占全了。

早年，红胡子大力扶植狮子亨利，亨利也确实是好帮手。他在前三次红胡子远征意大利时，要么帮红胡子守住德意志，要么给红胡子当大将军，要么守住后院之后赶来当大将军。

而且，红胡子在诸侯之间调整地盘，亨利也很配合，绝不因地盘损失跟红胡子抱怨。红胡子也大胆地把开疆拓土、建立新封地和新教区的事情交给亨利去办。

和别的诸侯产生冲突的时候，明的暗的，红胡子都会帮亨利的忙。为了对付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红胡子拉拢英国国王亨利二世，让狮子亨利娶了英国公主，亨利成了英国驸马。

就这样，亨利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萨克森公爵的头衔之外，他还拥有一大堆封地和主教区。看上去红胡子和狮子亨利真是有打虎亲兄弟的味道。

但是，人有了权力就会变。不仅亨利会变，红胡子怎么看他也会变。亨利春风得意，甚至有点得意忘形，他去东方巡游，不仅受到拜占庭皇帝和圣城耶路撒冷的热烈欢迎，还和穆斯林苏丹谈笑风生。

这些事情在帝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都不算什么。关键是，当红胡子在和米兰决战之前向狮子亨利讨援兵的时候，他居然拒绝了。

据说红胡子还在众臣面前给狮子亨利下跪，这是中世纪历史上君跪臣的独一份，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不多见。

最终，狮子亨利没有回应，策马而去。米兰惨败归来，换了你是红胡子，也会对狮子亨利动手吧。

红胡子在1179年用帝国大会的审判扳倒了狮子亨利，他的全部封地和大多数头衔都被剥夺，人也流亡英国。

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出了一口恶气，惩罚了忘恩负义的小人，不杀死他已经便宜他了。那你就和红胡子一样失算了。

狮子亨利名下的诸多封地和主教区怎么办？谁来接管？巴望狮子亨利倒台的诸侯其实大多数不是红胡子的忠臣，他们表面上忠于红胡子，实际上壮大自己的实力，乘势瓜分了亨利的地盘。

红胡子晚年清算自己表兄弟的这一仗，似乎让他在诸侯之中鹤立鸡群，无人再可望其项背，但实际上他为自己的儿子、孙子带来了更多实力雄厚的对手。所以，他表面上赢了，实际上还是输了。[5]

德意志局势稳固，对红胡子来说，既意味着后院安定，也意味着雄心再起。马基雅维利评价红胡子“是一个不打仗就不成活的人”，[6]最终他选择了豪情万丈的十字军东征。

但很可惜，这位戎马一生的骑士皇帝还没和“穆斯林战神”萨拉丁直接交手，就在1190年渡过萨列法河的时候溺水身亡。

红胡子和帝国的失败

带来欧洲的成功

红胡子战斗的一生真是让人很唏嘘，凌厉狠绝，威风八面，也曾站在世界之巅，最后却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我们来看看他的政治遗产。

第一，红胡子的失败是帝国失败的缩影。

回顾维京人带来的“非同寻常的混乱”，中世纪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弱政治”。红胡子1122年出生，离11世纪维京人侵袭逐渐停止并不远，欧洲整体上还非常羸弱。

在他出生前的半个世纪，皇帝们和教皇们缠斗不休，而且总体上处于下风。红胡子的雄才大略起自对神圣罗马帝国弱政治的拉升，但他终究不是神，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神圣罗马帝国的弱政治状况。

中世纪的弱政治底色拖住了他的大一统步伐。他陷入无穷无尽的泥潭里，与教皇、城市、诸侯毕生缠斗，无休无止，直到最终彻底被拖垮。

红胡子似乎在每一场斗争中都是主角，但一场场斗争的开启并不由他决定，这位主角在不断地被动转场，其实恰恰证明他对大局没有绝对的控制力，他不是绝对的主角。

皇帝成不了绝对的主角，各方势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好生热闹，热闹到我们后人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都很难数清楚到底有多少角色，更难理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只是看戏，你可以把它看成中世纪政治的混乱，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中世纪政治的精彩。但对神圣罗马帝国而言，皇帝成为政治的过客和帝国大一统的破灭互为因果。

帝国必须有主心骨和担当者，皇帝们难撑大局，帝国雄心就只是嘴上的口号。帝国的弱势导致西方政治彻底地多元化，大一统的概率越来越小。

第二，红胡子的失败明确地告诉我们：非意图后果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诸多红胡子不想发生的事情，会被他想做也做成了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就带了出来，结果却让他更加难以掌控局面。

意大利城市的反抗一次比一次坚决，不是红胡子想看到的，但大概率会从他对它们的残酷压制里面长出来；狮子亨利临危拒绝援助，不是红胡子想看到的，但大概率会从他对亨利的扶植里面长出来；诸侯瓜分狮子亨利的地盘、借机坐大，不是红胡子想看到的，但大概率会从亨利垮台后的权力真空中长出来……

所有行动都有非意图后果。但是，像红胡子这样活着的时候很快就被自己行动的非意图后果严重反噬，在人类历史上确实不多见。

在红胡子造成的诸多非意图后果当中，自由是最重要的。

以米兰为首的意大利城市在对红胡子的抵抗当中全面地复活了古代罗马的共和自由，也就是一个城市共同体独立、自主、团结、自治的自由，和后文要重点谈到的城市特权、行会特权、市民特权融汇到了一起。

意大利城邦在神罗的重压下

全面恢复了罗马共和的光荣传统

这种公私一体化的城市自由是多元化和自由在中世纪飞速膨胀的典型代表。

或许我们把视角倒过来看更合适，中世纪早期的政治真空逼迫了政治多样性的成长，成长即意味着自由，即便有红胡子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在12世纪也斗不过整个系统的多样性。

他失败了，多样性的成长会更加顺畅。自由会在斗争中成长为一种不可根除的社会事实。尽管它要很晚很晚才被思想家们讲成系统化的政治哲学，但它的根在中世纪就已经很粗壮了。

第三，红胡子的失败深刻地提醒我们：控制力永远只是相对的。

再强势的君主，力量也是有限的，世界不可能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当红胡子攻占罗马、夷平米兰的时候，可以想象他的自信和自负。但问题是，这个时候他非常容易高估自己、低估对手。

这恰恰是春风得意的大人物容易犯的错误。很多事情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有把握。比如狮子亨利在攻打米兰的时候就没有帮他的忙，结果惨败即时而至，毕生功业付诸东流。

退一万步，即便像秦始皇那样生前牢牢控制了一切，可死后呢？什么也控制不了，强秦二世而亡。

所以英国、法国在这个方面相对比较明智，它们没有承担帝国的天命，自然也就不会去追求极度的控制力。

皇帝的自负会让他轻视国内外的多样性，对自己和世界的判断变得傲慢和短视，从而采取激烈的行动，但最终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会害得人民轻则食不果腹，重则生灵涂炭。这是中世纪皇帝留下的最明显不过的教训。

注释

[1] 赫伯特·格隆德曼等：《德意志史 第一卷：古代和中世纪》（上册），张载扬、陆世澄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498-500页。（**）约翰内斯·弗里德：《中世纪历史与文化》，李文丹、谢娟译，九州出版社，2020，第193-194页。（*）

[2] 关于贝桑松帝国会议“阴谋”的分析及其前情、后续，请比对格隆德曼等：《德意志史 第一卷：古代和中世纪》（上册），第510-514页。弗里德：《中世纪历史与文化》，第194-196页。阿·米尔：《德意志皇帝列传》，李世隆、张载扬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第138-140页。（*）

[3] 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孙秉莹、谢德风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151页。（***）

[4] 关于红胡子和意大利城市联盟之间斗争的历史书写，德意志史学家素来歌颂皇帝雄才大略，意大利史学家素来歌颂城市为自由而战，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法国和英国史学家对红胡子却多有揶揄和讥讽。参见格隆德曼等：《德意志史 第一卷：古代和中世纪》（上册），第513-531页。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沈珩、祝本雄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139-147页。（**）罗伯特·福西耶主编《剑桥插图中世纪史. 950~1250》，李增洪、李建军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第122-124页。（*）乔治·霍尔姆斯编《牛津中世纪欧洲史》，彭小瑜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第123-125页。（**）

[5] 威廉·乔丹：《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傅翀、吴昕欣译，中信出版社，2019，第173-175页。（**）

[6]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7页。（***）

本文节选自李筠的新作《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对中世纪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析，纠正了简中乃至西方史圈对中世纪的大量误解，看明白中世纪真正怎么样，自然也就起到了翻案的效果。书中对中世纪各种社会元素往现代社会的发展路径也梳理得非常清楚，对于特权、私权社会等在现代被污名化的概念也讲解了其有利的一面，是一本可以纠正偏见、提升思维深度的好书，大司马已读完，向大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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