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成荫
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抓阶级斗争，反对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批走资派时，我们这里正红红火火抓工业生产的建设。
笔者曾写过一文，早在1976年时，条件好的家庭过个年要花200元，引起了轩然大波，认为这是天方夜谭。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工业基础雄厚与薄弱的地区，差异是很明显的。
农村人，如果没有队办工业，是人生最大的失败。你只能一天分配四毛钱，就会惊讶人家过年花二百元，而你只花二十元，抽了一盒烟也没想通，甚至大骂作者“胡说八道”。
前几年，县里组织上了年纪的老党员老干部去南街村、华西村参观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要是当时人民公社不解体，一直发展到现在，估计不比他们差。后来，又组织去了一下小岗村参观，回来后也是异口同声：败家子，作孽。
1966年5月，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在毛主席指示下，全国各地公社掀起一股兴办集体企业的热潮，尤其是江南一带，那个年代称之为“江南模式”。
我们生产队社员就是分第一杯羹的“农村工业人”。
毛主席语录：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那时，公社有社办厂，大队有村办厂，生产队有队办厂，农民过着半工半农的生活，闲时忙工业，忙时忙田头；白天上班，下班后务农；既有粮食吃，又有钱用。本地的姑娘不愿外嫁，外地姑娘想嫁过来。
那时，公社有农业机械厂，生产脱粒机、旋耕机；有农具厂，生产铁制农具；有水泥制品厂，生产水泥板和小型罱泥船、涵洞；有巢丝厂，农民把蚕茧卖到供销社，再统一拉到这里来，巢成丝；最主要有一个无线电厂，生产“航天牌”14吋、17吋黑白电视机的，孩子结婚时就买的这里的电视机。等等，大概有十五六个工厂。
买了生产队的农具厂，成了县里的万元户
不仅仅是公社有社办厂，生产队也有队办厂，主要以手工制作为主。我们生产队那时有柳编厂，编织柳条工艺品用来出口创汇；有农具厂，比铁匠店规模大些，生产菜刀、钉钯、铁叉、铧犁、铁锹、镰刀；有粮食加工厂，为农户加工米、面及饲料；有砖瓦厂，用泥土加工成砖瓦坯子，放到土窑里烧成制；还有育珠场、种猪场、养猪场、蚕舍、箩担队。等等。
这就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苏南模式”。有了这些企业，过个春节花200元还奇怪吗？
有人可能说了，这些工厂属于集体经济，你就一个拿工资的，赚的钱怎么可能到你袋子里，那是归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的啊。其实，你只说对了一半，在社办厂上班是拿工资的，在队办厂上班是没工资的。可能又有人认为我在说天书了，没钱谁干？那就听我慢慢道来。
在队办厂上班还真的没有工资，和在农田里干活一样，是记工分的，工厂赚的钱都有生产队社员的。现在用“农民工”一词形容外出打工者是不合适的，他们只打工、不种田，就是工人，与农民没半毛关系。而那个年代是真正的农民工，既是农民，又是工人，工厂里上班，生产队里记工分。
那时的队办厂：砖瓦厂
社办厂赚的钱归公社，队办厂赚的钱则归农民，够稀奇吧？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有没有听说过农村“年终分配”这个词？那时叫分配，现在叫分红，说通俗了就叫“分钱”。“分钱”，多实惠的一个词啊，弄个“分红”，听其来文雅，哪有“分钱”听起来痛快。
分钱是不根据人头分的，根据工分分的。并不是那些抹黑六七十年代人所说的“吃大锅饭”，磨洋工、干多干少一个样，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生产队会计在年终之前已把各家各户的工分统计好了，张榜公布，让社员核对，这就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对工分”。
第二个张榜公布是生产队一年的收入情况。分农业收入、副业收入（卖猪、卖茧、卖鱼及其它）、工业收入，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监督。不是所有的收入都分给社员的，那时有一个词叫“队提留”。别小看那个年代的“账房先生”，在现在要算得上“经济学家了”。分配之前有一个社员会，是会计主持的，会计会有一个提留说明征求意见稿，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经济工作报告”，让群众讨论通过。
提留多少有个明细，用于发展再生产，比如：增加一座砖窑、增加一台粉碎机，等等。其实，管一个生产队和管一个国家是一个模式。明细出来后，交社员会上七嘴八舌讨论，也算“参政议政”吧。思想先进的群众总希望多提留点，把集体经济这块蛋糕做大点，锅里有碗里才有。
当然，也有几个“嘴子”，类似于小岗村的十八罗汉，恨不得把赚的钱全部分光了。我们生产队的二楞子就是这样的人，他每次讨论时都抢话，总希望分多留少。有几个社员个性比较强，白眼他一眼：今年把鸡全杀了，明年吃屁的蛋，鸡屎都吃不到。
分田单干后，又回归人力耕地
1980年分田单干，随之人民公社于1983年解体，一个即将诞生的“前街村”就这样英年早逝了。后来，公社工业办公室也随之消失了。那么，这些企业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人民公社解体后，这些队办企业何去何从？工作组的建议是卖给个人，谁想继续搞，只要出钱，厂子就归他。怎奈柳编厂没人要，就让它自生自灭吧；砖瓦厂没人接手，成了一座破窑；育珠场也没人肯接手，七八千只怀珠蚌就这样烂在河里。养猪场、种猪场、蚕舍都倒闭了，碎砖烂瓦被老百姓拉回去夯墙脚了；桑园也成了坟地，只有清明节才有人来到这里。
粮食加工厂被我三叔买下来了，他那时在加工场开机器，算是轻车熟路。时间久了，也记不清卖了多少钱，反正没几个，估记也就一头肥猪的钱，不过当时打的白条。据说，以后这笔钱没有给生产队，用他的话来说叫“分绝产”了。
农具厂倒是卖了几个钱，几个人争着要，最终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而且必须给现金。最终被生产队的柳铁匠买下来了，东拼西凑借的钱，还向我借了一百块。
柳铁匠还真发了财，他运气好。分田到户时，原来生产队的耕牛没人买，都被工作组处理了。等到老百姓种地时，只得靠人工耕地，家家户户要买犁，全乡就他一家铁匠铺，赚得盆满钵满。
在宣传“万元户”的年代，柳铁匠成了全县唯一的万元户，而且不含水分，有人说不止赚了一万元。记得那时县里宣传他时，说成是分田单干后发家致富的带头人，还说成“今非昔比”。其实，他发的还是生产队的横财。
那时，人民公社解体时，又占了集体财产，一夜暴富的又何止柳铁匠一家？
然而，队办厂倒闭后，农民靠种点薄地并没有发财，打点粮食远远不及生产队分红分得的多，有人开始想到那个年代的好了。
1981年的农村楼房
也许你又要说我吹牛了，分田单干的第二年，我们这里有人家砌楼房了，虽然是简易楼房，但也算得上楼上楼下。他的钱哪里来的？县里的宣传是：分田单干了，农民积极性提高了，楼房也砌了。其实，这都是生产队分红时的积蓄，只是当时没人出这个风头罢了。
唉，现在农村人背井离乡，抛荒撂地，东奔西走，外出打工，赚点生活费，也够辛苦了。然而，要是不分田单干，这些企业不倒闭，或许他们就在家门口打工了！
队办厂，永久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