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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与远东共和国军队占领外蒙古以后，北京政府反复与苏俄和远东共和国交涉，要求对方撤军。

苏俄与其傀儡远东共和国始终延宕，同时在外蒙古加紧培植势力。中俄（苏）关于外蒙古问题的交涉持续了几年，直到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苏俄才在字面上答应撤军，但实际上仍控制着外蒙古。

远东共和国是苏俄政府为了摆脱在远东的困境，而成立的缓冲国。远东共和国于1920年4月6日成立后，为了改善其政治、经济处境，立即设法发展与中国的关系。1920年6月，远东共和国派出以优林为首的使团访华。

优林一行途经库伦，于1920年8月下旬到达北京。优林的正式名义是远东共和国商务总代表，其实他的主要使命是发展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优林在中国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1921年5月优林接任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6月16日做出进军库伦的决定以后，苏俄政府预料到中俄两国在外蒙古问题上将会发生矛盾，决定派熟悉中国情况的优林再次访华，与北京政府交涉。

1921年6月27日，苏俄外长契切林给优林发去一封急电，电报说：

“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危险日益严峻，请赴北京，在蒙古自治和承认中国主权的基础上设法解决蒙古问题，（向中方）阐明我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打击中国的敌人恩琴，我们承认中国的权利，一俟歼灭敌人，将立即撤离（蒙古）。”

随后，优林以远东共和国现任外交部长的身份再次来华，与北京政府谈判通商、中东铁路及外蒙古三大问题。

1921年7月20日，中国吉林省督军孙烈臣在哈尔滨会见优林，优林声称：

远东共和国政府“对于中国纯抱亲睦主义，现虽入库，但决不使中国领土主权利益稍有妨损。”

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是北京政府任命的“蒙疆经略使”。路过奉天（沈阳)时，优林与张作霖举行了会晤，优林有以交还库伦换取中方在中俄通商、中东铁路问题上向俄让步之意，张作霖告以：

“职在收复蒙疆，其他不属经略范围，库伦是否诚意交还，请以一言为定。”优林答称“决计交还”。

优林7月下旬到达北京。7月26日优林与中国外交部官员会谈，27日受到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接见。优林催请北京政府于短期内解决通商、中东铁路两个问题。

优林对北京政府外交部官员称：张作霖面告他，中国中央政府委托张作霖全权处理外蒙古问题，此事俟到奉天再谈。故这两次会晤中未谈外蒙古问题。

7月30日，优林在北京南长街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就外蒙古问题，优林发表了如下谈话：

恩琴白匪占据库伦以后，“恰克图至张家口均入其势力范围之下。远东政府非常忧虑，屡欲出兵驱逐恩琴，唯恐有侵犯中国领土之嫌疑，遂一再无形打销其计划”。

最近海参崴发生变乱，恩琴白匪活动更加猖獗，远东共和国政府认为：“与其听彼等长此扰乱中俄两国边境，实不如为一时权宜之计，而派兵为中俄两国除此大害。此远东政府毅然派兵入蒙之理由也。”

“远东政府始终以维持，中俄邦交‘中俄安宁’为目的，并无丝毫野心存乎其间，故当然无条件将库伦交还中国。盖远东政府只有扑灭恩琴势力之心，并无侵略中国领土之意也。况中蒙问题须完全由中蒙人民解决，远东政府毫无干涉之权。惟恩琴虽退，而其党羽犹布满蒙古各处，故远东政府现尚积极谋扑灭恩琴之方法。恩党肃清之日，即远东政府无条件交还库伦之时也。”

8月1日，优林离开北京前往奉天。8月10日，张作霖电告北京政府外交部：优林来奉，晤谈两次，询以有无代表苏俄政府资格，不能圆满答复；优林对谈判采取拖延态度，借口是“原定在满洲里谈判，现改在奉天，已专人请示赤塔，俟得复方能继续谈判”。

优林对外蒙古问题谈判采取拖延态度是有原因的。

就在张作霖发出上述电报的同一天，苏俄外长契切林向外蒙古人民党政权保证苏俄暂不撤兵。

契切林声称：

“苏俄军队出现于自治的蒙古领土之上，其唯一之目的即在消灭公敌，排除威胁苏俄领土之经常的危机，并使自治的蒙古获得自由发展与民族自决。”

契切林说：

目前，俄军从外蒙古撤退的时机尚未到来，故对外蒙古人民党政权“盼望俄军暂勿撤离蒙境”的请求，予以充分满足。

契切林还说：

“苏俄政府确信两民族之联合力量，拒抗白党与外国之剥削与压迫，蒙古人民必可于不久之将来，在自治之基础上完全获得自由发展，并组成一革命的权威机构。”

俄国方面的档案文件显示，1921年8月，远东共和国政府与莫斯科协商以后，曾向北京政府提出补充声明，该声明称：

外蒙古地位“将依据沙俄和中国关于蒙古的旧约来确定…因此，远东共和国政府将不允许蒙古脱离中国。”

优林在奉天与张作霖的谈判毫无结果，遂转赴大连与日本代表举行会议处理其他问题。

张作霖认为优林提出的中俄通商、中东铁路和外蒙古三项问题，“均关系国际交涉，非疆吏所能与议。…现在库伦问题，军患变为外交，经略使无存在之必要”。

他于9月5日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他要将“蒙疆经略使”职务辞卸，表示“库事进行应候中央处理，交涉如何，应遵政府指示”。

先前，张作霖对收复库伦是口惠而实不至，此际连空话也不想多说一句了。

1921年10月初，优林再次来到北京，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会谈。

优林称，远东共和国政府已经发出从外蒙古撤兵的命令，提议双方派员在满洲里接洽交收事宜，并说远东共和国已经派定陆军、外交两委员为代表，苏俄所派进驻外蒙古部队的师长也将与会。

10月7日，优林于回国途中到达奉天，告知张作霖：远东共和国已决定撤退驻外蒙军队，北京政府将让张作霖派人赴满洲里与苏俄和远东共和国代表商议撤兵事宜。

10月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张作霖，请他遴选人员前赴满洲里谈判，叮嘱他向优林声明，不能就外蒙古撤兵提出条件。

张作霖随后指派科布多参赞李垣为赴满洲里谈判代表，北京政府表示赞同，国务院行文予以正式任命。

1921年11月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函远东共和国驻华代理代表阿格辽夫：

中国已派李垣前往满洲里专办接洽收回外蒙古事宜，“李参赞曾任恰克图佐理员、护理库伦都护使，熟悉边情，精通俄语，为政府所倚重，并由国务院加委，以重职权”。

请将此事转告远东共和国政府，并向中方通报远东共和国所派代表衔名及到达满洲里日期。

次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中国驻赤塔总领事沈崇勋就同一事情与远东共和国外交部交涉。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于11月5日晚与沈崇勋面谈，9日又送来书面答复，大意是，远东共和国已从外蒙古撤军，现驻外蒙古俄军全系苏俄军队；外蒙古问题系归苏俄政府主持，中国政府如欲解决此问题，应向苏俄政府提议；可以由三国代表开始谈判，苏俄政府愿在中国政府和外蒙古当局之间作调停人。

11月1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再次致函阿格辽夫，催促他将远东共和国代表衔名及到来日期从速见复。

次日，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回函说：

奉本国政府指令，通知中国政府，远东共和国军队已由外蒙古撤退，中国和远东共和国之间已无谈判之必要；现在外蒙古驻扎者，悉系苏俄军队，因此撤军问题，应由中国与苏俄政府相商；中国可与苏俄政府直接交涉，也可由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将中国的提议转达苏俄政府。

北京政府外交部接到此函，于11月24日又致函远东共和国代表团，文中说：

恩琴扰乱外蒙古，中国政府准备出兵征讨，远东共和国乘中国未曾进兵之前，擅自派兵占领库伦，此种举动既侵犯中国主权，也违反国际法。

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函件指责说：

外蒙古“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他国军队本不能自由侵入，优林先生既以外交总长资格，代表远东声明无条件归还，则接收事宜，中国当然与远东接洽。远东军队已经撤退，则所有驻兵地方，自应交由中国接收。今来函诿诸劳农军队，未知赤塔政府，对于其外交总长之声明，应否负相当之责任”。

中国外交部指出：

苏俄军队也应撤出外蒙古，“赤塔政府亦应力为催促，以顾国际信义，似未便以已经撤兵置身事外”。

函件要求远东共和国按照成议派员赴满洲里，或约同苏俄代表，迅速与中国代表接洽交收外蒙古事宜，以期圆满解决问题。

远东共和国政府对中国的要求装聋作哑。1922年11月14日，远东共和国宣布与苏俄合并，北京政府与远东共和国的一切往来宣告停止。

远东共和国拒绝与中国政府谈判外蒙古问题，表明苏俄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认为由它自己直接出面与中国交涉已变得更为适当。

在远东共和国政府正式拒绝与中国交涉外蒙古问题之后，苏俄政府代表裴克斯于1921年12月来到中国。北京政府又就外蒙古问题与裴氏展开交涉。

裴克斯的文件箱里放着苏俄政府拟好的谈判大纲。这个谈判大纲是在苏俄与外蒙古代表谈判签订《俄蒙修好条约》期间于莫斯科拟定的。

契切林、舒米亚茨基和裴克斯本人直接参与了大纲的拟定。谈判大纲关于外蒙古问题的主要内容是，苏俄主张让外蒙古代表参加谈判，苏俄在中国政府与外蒙古当局之间居中调停，让外蒙古实行“自治”。

苏俄想保持它在外蒙古已取得的地位，在外蒙古保留苏俄军队，保留《俄蒙修好条约》。苏俄领导人还指示裴克斯要尽量回避《俄蒙修好条约》。

裴克斯是途经哈尔滨到达北京的。1921年12月10日，裴克斯在哈尔滨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此行使命是就中俄两国间有关共同利害亟待解决之各种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正式谈判。

关于外蒙古问题，裴克斯讲了下述一段话：

“俄国处分蒙古之事，中国虽抱不满，然误会一旦解除，前嫌定可冰释。查俄之对蒙，绝无侵略之意，诚以当时恩琴势力日强，中国当局未能痛剿，不得不派兵入蒙耳；俟蒙境对于俄国之危险组织完全消灭后，俄军自当完全撤退。中国如能谅察俄国之诚愿，蒙古问题即不难解决也。”

裴克斯于12月12日晚到达北京。12月16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会见了裴克斯。颜惠庆对远东共和国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失信之举表示不满，继而询问苏俄政府对该问题究竟持何项宗旨。

裴克斯说苏俄驻兵外蒙古是为防止旧俄白党由蒙境侵犯俄边，“且蒙古地方政府近有请求暂不撤兵之举”。

裴克斯说：

“贵国方面倘能以实力确保白党之不再侵占蒙地借以扰乱本国之安宁，本国军队当可立时撤退。总之，本国政府深愿与贵国互相提携，蒙古问题由本国居间，不难解决也。”

北京政府委任的“办理接收库恰事宜委员长”李垣就外蒙古问题与裴克斯展开谈判。

1921年12月中旬以后的一个多月里，李垣与裴克斯晤谈数次，裴克斯一再声明苏俄无侵略外蒙古之野心并将撤兵，李垣要求裴克斯做出书面声明，裴克斯于1922年2月7日致函李垣，做了相应声明。随后李垣前往奉天，谈判中断。

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苏、英、法等29国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国际经济会议，此次会议将提及有关俄国的各项问题，北京政府外交部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想乘机在会议上提出俄军占领外蒙古之事，利用国际舆论迫使苏俄让步，遂于4月中旬致电李垣，催他速来北京与裴克斯“作最后之谈判”，为中国代表在热那亚提出外蒙古问题提案做好准备。

李垣立即回京，于4月26日与裴克斯进行了谈判。

谈判一开始，李垣首先质问裴克斯：

对于1921年11月5日的《俄蒙修好条约》，阁下曾经否认，今天事实怎么样？

裴克斯辩解说此约是在他离开莫斯科后签订的，李垣去奉天后他电询莫斯科才知此事。

李垣指责苏俄签订此约是违背信义、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随后，双方就苏俄从外蒙古撤兵问题做了反复驳辩。

李垣问：俄方究竟认为其在外蒙古的军队应否撤走，有无撤兵之诚意？

裴克斯答：俄方愿意早日解决此项问题，只是外蒙古地区藏有旧俄白党，中国政府不能监视此等人员之行动。

李垣又问：苏俄在蒙军队究竟何时可以撤走，请明白答复。

裴克斯答：苏俄政府可能会要求中国政府保证外蒙古之治安。

李垣质问道：“贵政府出兵外蒙，名为防范白党，实则侵略蒙疆。今既屡次失信，岂非欲在蒙古发展劳农主义乎？”

裴克斯答：“并无此意”。

李垣再问：“贵政府何以终不撤兵？”

裴克斯答：苏俄政府从前声明取消沙皇政府签订的对华不平等条约，“并非谓根本取消，因尚有研究余地”。中国政府于1919年取消外蒙古自治、废除《中俄蒙协约》，是出于误会。所以苏俄从外蒙古撤兵之事不能遽然解决。

李垣复问：“究要何时贵国始能撤兵？”

裴克斯答：“必须中蒙会议后始能撒兵。至于会议，亦无须中俄蒙三方，但使中蒙能妥协，即可解决。”

李垣说：中国政府相信了苏俄这一说法，派员前去库伦，已经几月，杳无消息，听说派去之人失去了自由。据此可知苏俄方面言行不一，没有诚意。

裴克斯只能以拍电报了解详情作答。

李垣又质问裴克斯：苏俄要中国保证在外蒙古地方不再潜匿旧俄白党，真要做到这点，中国军队就应进入外蒙，“倘中国军队人蒙与俄军冲突，谁负其责？”

裴克斯答：“所以鄙人请求先与蒙古解决一切问题。”

李垣指出，外蒙古当局至今未派代表前来北京，原因在于苏俄的武力支持和有人挑拨。

裴克斯说是外蒙古人胆小，恐怕代表来北京不被接待或遭到侵害。李垣说他可以担保外蒙古代表来京毫无危险。

裴克斯问明中方可以同意外蒙古代表与他进行私人接触后，表示愿转告外蒙古当局速派代表来北京谈判。

李垣与裴克斯谈到了苏俄要求日本从远东领土撤军之事，李垣责问裴克斯：

阁下既知日本在俄境拖延撤兵不对，便应知道俄军驻扎外蒙古不撤没有道理，“己所不欲者，何以又加诸人？”

裴克斯说俄军驻蒙是应外蒙古人之请求。

李垣针锋相对地说：

苏俄说俄军驻蒙是应蒙古人之请求，日本也可说日军驻西伯利亚是应旧俄白党之请求。

李垣于1922年5月1日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汇报了与裴克斯谈判的情形。

外交部见裴克斯承认了苏俄与外蒙古订约的事实，于当天致函裴克斯，向苏俄提出严重抗议，严正声明：

苏俄擅自与外蒙古当局私订条约，“此等行为直与俄帝政府时代之对华如出一辙，须知蒙古系属中华民国领土，久为世界所公认。劳农政府此次私与订约，既自食前言，复违反公理，本国政府实难容忍。为此特向执事严重抗议。所有劳农政府与蒙古私订无论何种条约，中国政府绝不承认”。

5月22日，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会晤裴克斯。颜惠庆提起苏俄与外蒙古订约之事，要求裴克斯早日答复。

裴克斯辩解说俄蒙条约签订于他离开莫斯科之后，又说李垣是以私人身份与他会晤，中国政府并未与他正式谈判外蒙古问题。

颜惠庆质问裴克斯：

“外蒙古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分，劳农安得与之订约且驻兵库伦，此诚侵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举，是何用意？”

裴克斯说：

“本国此举对于贵国在外蒙之主权毫不侵犯，缘此系根据1915年三方之协约。按照该约，贵国承认外蒙之独立。而此项独立即在1919年被贵国所强迫取消者也。贵部迭次来文，以劳农政府当初成立时之各项宣言为依据。然本国政府之意，对于前俄帝国所缔结之各项条约，均须修改，并非根本全取消之谓。1915年中俄蒙三方协约亦应修改。按照该约，中蒙双方之关系，本国得参列其间。以本国政府所以以居间调停中蒙间之关系自任也。”

颜惠庆说：

“中蒙关系纯属内政，不能容第三者干涉。”

对于中国政府与外蒙古的关系问题，苏俄政府只能以友人身份从中进行非正式调停，“稍有逾于此者，则不能承认也”。

颜惠庆要求裴克斯对苏俄与外蒙古订约问题从速答复。此后一个多月里，裴克斯对中国要求拖延不作答复。

1922年6月27日，颜惠庆再次与裴克斯谈判外蒙古问题。

会谈一开始，颜惠庆说：

“库伦问题，至今本国方面专待贵方之答复。”

裴克斯说此事需要讨论。

颜惠庆说：

“外蒙为中华民国之领土，只须贵方撤退军队，勿庸讨论。”

颜惠庆还说苏俄言行不符，国际舆论一致表示异议。

裴克斯说：

国际舆论与本问题无关，可以置之不理。他还说并未听到中国人民有反对的声音。

裴克斯再一次说《中俄蒙协约》是有效的：

“本国政府对于中俄间所定各项条约，确有宣言停止，惟同时有另订新约以代之之声明。故两国间新约未成立以前，原有之规定仍旧适用。讨论库伦事，系根据1915年恰克图中俄蒙三方协约而来，此次协约在1920年（应为1919年）为贵国方面擅自取消者也。”

颜惠庆指出：

《中俄蒙协约》是沙皇政府强迫中国签订的：“外蒙为中国领土，贵方军队自应撤出”；阁下对1921年11月俄蒙订约之事先予否认后才承认，办理外交应有诚意；“蒙古为中国领土，劳农方面安能与之订约并承认其为独立政府？是以本国政府决不能承认。”

裴克斯说：

“本国与蒙古订约，系根据1915年中俄蒙三方协约。按照该协约，贵国承认蒙古之独立。向俄国于商务上之关系得径与蒙古规定通商办法，故本国政府此举与贵国在外蒙之宗主权毫无窒碍也。”

颜惠庆询问苏俄与外蒙古订有政治与军事协定之说是否确实，裴克斯言之凿凿地说：“并无所闻。此事绝非事实。”

颜惠庆恳切地说：

“蒙古问题，劳农军队非先撤退不可。缘此项军队之驻扎于我领土内之外蒙，犹如人持手枪贴着我头上之情形相似，因之不能受商。总之，中蒙之事应由中国与蒙古自己解决，劳农政府毋得干预。”

裴克斯称：

苏俄驻军外蒙，意在肃清旧俄白党，对于外蒙古内部事务并不过问；“今为让步起见，余拟本国对于蒙古事，可仅居中间国地位从中调停中蒙两方之各问题。”

颜惠庆请求裴克斯将上述提议书面送交中国外交部，以便考量，裴克斯答应照办。

颜惠庆要求裴克斯在来文内对苏俄与外蒙古有无订立政治军事条约之事做出声明，裴克斯答曰可以。

此次会谈后的20多天里，虽经中国外交部一再电话催询，裴克斯始终未按约定来函。1922年7月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函裴克斯，催请他尽快以书面方式，对苏俄愿在中国政府与外蒙古之间居间调停和苏俄政府与外蒙间有无政治军事条约两事做出声明。

裴克斯于8月3日送来了书面答复。

他对苏俄愿在中国政府与外蒙古之间居间调停矢口否认，说他接到中国外交部的函件以后，“深为诧异。所称让步一语，系何所指”。

对苏俄政府与外蒙间有无政治军事条约避而不谈，只说苏俄与外蒙订立通商协议不违反《中俄蒙协约》，并指责北京政府拖延举行关于蒙古问题的会议，“宁缮送节略，叙述非经正式会议不可解决各问题”，函件最后称，他希望“开正式会议以解决中俄两国友谊上相对之各问题”。

纵观裴克斯与中国政府谈判的过程，苏俄代表强词夺理，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十分明显。

苏俄要实现其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政策目标，必须使其军队在外蒙古驻扎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它绝对不愿很快撤军。

中国军阀割据、国力衰弱的状况，使苏俄领导人觉得拖延撤军可以行得通。裴克斯使华期间，中国政局出现重大动荡。

1922年4月下旬至5月初，中国发生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曹锟、吴佩孚的军队与奉系张作霖的军队在北京、天津、保定附近进行激战，奉军大败，北京政府改组。

苏俄政府遂有意拖延外蒙古撤军问题的解决。裴克斯为拒绝撤军提出的种种借口都站不住脚。

早在苏俄出兵库伦之前即恩琴白匪尚占据库伦之时，苏俄第五军司令即说占据库伦的恩琴白匪在军事上并不对苏俄构成威胁，当恩琴白匪军被歼灭、恩琴本人被擒获处死、苏俄驻军外蒙古已经半年多以后，再以外蒙古有旧俄白匪会威胁苏俄安全为词，就太难以服人了。

苏俄政府在1920年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中俄蒙协约》是沙皇政府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自然应在废除之列。苏俄此时却以此约作为其在外蒙古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根据，裴克斯甚至说中国在《中俄蒙协约》中承认了外蒙古独立，实在是没有道理！至于说苏军驻扎外蒙古是应蒙古人之请求，说中国人民不反对苏俄驻军外蒙古，都不值一驳。

裴克斯对1921年11月的俄蒙条约推托不知，说对反对苏俄驻军外蒙古的国际舆论可置之不理，又说李垣是以私人身份与他会晤，中国政府未与他正式谈判。

先提出苏俄愿在中国政府和外蒙古当局之间进行调停，后又口否认：这些事实，说明苏俄政府没有从外蒙古撤军的诚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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