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子，你说实话，这些年，你后悔过吗？”林梅抬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些复杂，像是既期待又害怕我的回答。

我愣了一下，手里的烟差点掉地上，半天没吭声。

1972年，我20岁，背着铺盖卷，跟着一辆吱呀作响的拖拉机，颠了整整一天，才到了这个叫青石村的小山沟。

村子穷得出奇，四周全是土路，一到雨天就变成了泥塘，抬脚都能吸得鞋拔不出来。村口有一条小河，水流缓缓的，偶尔能看见几个孩子在里面捞鱼，岸边是一片稻田，田埂上散着几头耷拉耳朵的黄牛。

村头的土坯房是生产队的知青宿舍，屋顶的瓦片歪歪斜斜，墙上裂了不少缝。门一推开，扑面而来的霉味差点把我呛得后退一步。屋里已经住了四个知青，都是城里来的，比我到得早，看见我，倒挺热情：“快进来，别嫌破，将就住吧！”

我挤出个笑，放下铺盖。心里却打鼓：这地方，我能熬得住吗？

生产队长叫李大勇，五十岁上下，脸黑得像煤块，嗓门特大。他一见我就乐呵呵地拍着我的肩膀：“强子，咱这地方苦，你别嫌弃啊！好好干，饿不着你！”我点点头，心里却没底，谁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日子呢？

第一天下地，我就出了洋相。

秋收的季节，队里的人都在稻田里割稻子。看着别人挥着镰刀一下一下地割得麻利，我也学着样子，可镰刀在我手里根本不听使唤，不是割到自己脚边的稻子，就是“咔”一声直接把稻杆切断。没一会儿，手一滑，刀口直接划到了我的手背，血一下子冒了出来。

“哎哟！”我疼得蹲下身子，手上的血滴滴答答地流。

“你咋这么不小心！”一个清脆的声音从身后响起，我抬头一看，是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眉眼清秀，脸上还带着点稚气。她跑过来，手忙脚乱地从兜里掏出块手帕，按住我的伤口：“别动，我给你包上！”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心里竟然涌起一阵说不出的暖意。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林梅，村里的姑娘，18岁，家就在村东头。因为家里穷，她初中没念完就回家帮忙了。

从那以后，她总是有意无意地照顾我。干活时，我动作慢了，她会跑过来帮我；饭后，她会悄悄往我碗里塞一块地瓜。有时候，她还会从家里带点红薯干给我，说：“你们城里人，估计吃不惯我们这些粗粮吧！”

我嘴上说不要，手却老实地接了。

其实，那时候的日子确实难熬。生产队的饭食粗糙得很，地瓜干、玉米面是主食，稀的能看见影子的粥就是“奢侈品”。知青宿舍里潮湿寒冷，冬天连个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晚上冻得直打哆嗦。

可每当林梅笑盈盈地跑过来，递给我一块热乎乎的地瓜时，我竟然觉得，这苦日子没那么难熬了。

1974年春天，我鼓起勇气跟林梅表了白。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咬着嘴唇低下了头，半天才轻轻点了点头。从那以后，村里人就开始拿我们打趣：“强子，啥时候娶林梅啊？”我挠着头笑，心里却藏不住的喜悦。

半年后，我们领了证，简单办了几桌酒席。那天晚上，我坐在炕头，看着忙里忙外的林梅，心里踏实得很。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才发现，婚后的生活比我想象中更难。

1975年，我们的大女儿出生了。我既高兴又发愁：家里本来就紧巴巴的，再添个孩子，日子怎么过？第二年，林梅又生了一对龙凤胎，三个孩子嗷嗷待哺，家里的压力一下子就像山一样压在我肩上。

林梅没法下地干活了，责任田里的活全靠我一个人。可是挣工分哪够一家五口人吃喝？孩子们穿的衣服，都是林梅用旧布拼拼凑凑缝的，有时候连一顿饱饭都难得吃上。

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可又无处发泄。每次下地干活，我都铆足了劲，恨不得一天能干两天的活。可再怎么拼命，工分换来的粮食还是不够一家人吃饱。我开始后悔，后悔那年拒绝了林场的招工名额。要是当初去了林场，现在是不是就不用过这么苦的日子了？

1980年的一个冬天，我爸突然来了村里。他告诉我，我妈退休了，厂里同意让我回去接班。我当时愣住了，一时没反应过来。

回城接班，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啊！可转念一想，林梅和三个孩子怎么办？她一个人能撑得住吗？我心里七上八下，根本没法拿主意。

林梅却很平静，她说：“强子，你去吧，机会难得。家里有我呢，放心。”

我点点头，眼圈却红了。

回了城，我在环卫所当了一名清洁工，每天起早贪黑地扫大街。后来单位让我学了开车，我成了垃圾清运车的司机。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一点生活费，剩下的全寄回村里。

那几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每次回村，看到林梅瘦了一圈，孩子们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心里就像刀割一样难受。可我没办法，只能拼命省钱，多寄点回去。

1985年，有一次回村，林梅突然病倒了。她发着高烧，躺在炕上直冒虚汗。村里的赤脚医生来了，说是积劳成疾，让她好好休息。但她嘴里还念叨着：“强子，这玉米还没收完呢，秋收可不能耽误了……”

我坐在炕边，握着她的手，心里满是愧疚。我说：“林梅，咱不干了，回城吧。我拼死拼活也要把你们接过去！”

林梅只是微微笑了笑，没说话。

1987年，我终于把林梅和孩子们接到了城里。为了办他们的户口，我跑了多少趟派出所，求人送礼，光腰都快弯断了。那年，我的大女儿已经15岁了，她不愿意继续念书，去了美发店学手艺。老二和老三却争气，双双考上了重点大学。

厂里知道后，还特意资助了我们五千块钱。那天晚上，林梅坐在炕上，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后来，林梅也进了厂，当了一名清洁工。她不怕吃苦，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领导看在眼里，给她转了正。日子一点点好了起来，可我知道，她这些年吃了多少苦。

1999年，大女儿开了自己的美发店，老二成了老师，老三在城里开了公司。林梅总算松了口气，她说：“强子，你看，咱们的孩子都争气，你没白回来接班。”

现在，我们都退休了，住在小儿子买的新房里。日子过得平静，但我知道，林梅这一生，付出的比我多得多。

“强子，这些年，你后悔过吗？”林梅又问了一遍。

我看着她，笑了笑：“后悔？要真说后悔，我只后悔让你吃了那么多苦。”

林梅眯着眼看着窗外，夕阳洒在她的脸上，柔得像水。

窗外传来孩子们的笑声，她轻轻叹了口气：“强子，我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