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行军
张琴书，山东广饶县红盆村人，1915年10月出生，农民家庭子弟。
张琴书的堂兄张洛书是1922年的老党员，在济南师范上学和以后从事工运、农运工作。张琴书深受其进步思想的影响。
张琴书入读广饶中学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他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宣传的洪流，经受了战斗的洗礼。这年冬，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暑假，张琴书填写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志愿书。
1933年秋，广饶中学校长王桂山制造借口，勒令他从中三级降到中四级。张琴书气愤难忍，非要找王辩理。学生自治会长吕乙亭和其他进步师生分析认为这样不妥，他才暂时忍下了这口气。
王桂山是一不学无术、品质恶劣之辈，整天打麻将、鬼混，并有贪污劣迹，压制革命活动，为广大师生所怨愤。
开学一个多月后，全校学生以庆祝“双十节”的名义游行示威。张琴书带领同学们高喊“打倒不学无术的王桂山”等口号，到县党部、县政府、教育局请愿，强烈要求撤换王桂山，改善师生居住条件，改进教学等等。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教育局为了缓和矛盾，稳定学生情绪，答复了学生提出的部分要求，并授意王桂山认错道歉。反王斗争以取得了部分胜利而告终。
紧接着，广饶中学又发生了有名的“红窝头食堂”事件。
当时学生都在学校食宿，但生活费昂贵，食堂又办得不好，学生意见极大。张琴书便与几位同学一起，动员家庭贫困的同学从学校办的食堂退出来，租了两间民房，购置了炊餐灶具，雇了个贫苦农民当炊事员，新开辟了一个以吃高粱窝头、咸菜为主的食堂。同学们自豪地称之为“红窝头团”。
刚开办时，王桂山讥刺说：“就凭你张琴书，一个白面书生，能吃下红高粱窝头？能办好食堂？鬼才相信。”但小食堂深得同学和家长的支持，越办越好，发展到30余人入伙，大家很满意。王桂山哑口无言了。
张琴书在校内善于团结作风正派和家庭贫困的穷学生，时常帮助他们，和那些阔少爷、纨绔子弟进行讲理抗争。尽管他家庭生活比较窘迫，还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些进步书刊推荐给同学们看。他赢得了广大师生的赞扬和拥护。
王桂山在第一次反王斗争被迫“承认错误”之后，并无丝毫反悔之意，而是采取了更加狡猾的两面派手法，继续实行欺骗加高压的政策。
1934年5月，趁王桂山去济南之机，张琴书与吕乙亭等计划组织第二次反王斗争。王桂山闻讯，慌忙从济南赶回，抢先以“不遵守校规，不安心读书，违犯禁令，阅读、传递带有赤色影响的书刊，思想行为不规”等罪名将张琴书开除了。从此，他的学生时代终止。
张琴书回家后，一时未能与党组织联系上，便居家从事农耕生产。但是他并非从此就安心过起田园生活。
自1932年博兴暴动失败后，广饶的党组织也遭受很大损失，不少老同志被捕，有的在当地无法安身而远遁他乡。这一时期，是广饶县党的工作最艰难的年代。
就在这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张琴书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有时学生打扮，有时化装商人模样，积极想方设法，秘密与地下党员和党组织保持联系，并接受中共广饶县临时工委的委任，负责广饶二区党的工作。他有计划地在邻近各村，慎重而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
在黑暗中度过了3年多的艰苦岁月，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中共中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他更加积极开展活动，在任圣符的授意下，参加了孙郭乡土地陈报，以陈报员的公开身份，团结教育、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仅在1937年一年的时间里，经张琴书动员，先后有几十名同志参加了共产党或走上了抗日的征途。
在广饶县教育界像王桂山之流的人物，还有一个赵晋卿。他是广饶二区王永槐村人，时任广饶县立第一小学校长。他不仅家庭是恶霸地主，本人也是广饶县教育界的一霸。他贪污教育经费以自肥，嫖娼妓，养姘头，花天酒地、腐朽堕落。他对共产党极端仇视，对进步教师千方百计打击排挤，在教育界培植亲信，安插私党。
1937年5、6两个月，共产党员董直夫、刘博泉和张琴书等领导了全县青年学生和教育界反对赵晋卿的斗争。
他们事先对赵的罪恶进行了摸底调查。张琴书与郭祝平去广北垦荒局，认真详细地调查了赵借办教育之名，种了多少地，打了多少粮，卖了多少钱，如何从中贪污，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反赵斗争发展很快，全县一大批小学教员参加，尤以广饶二区、四区的教师居多，当时称为“倒赵团”。赵晋卿和张琴书的叔祖父是教育界的同仁，又有亲戚关系，其叔祖父便直接出面干涉，斥责张琴书“六亲不认”。张琴书作了细致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亲友们对他的革命行动再也不阻拦了。
“倒赵”斗争持续了3个月。尽管赵晋卿受到当局极力支持、保护，但赵成了过街老鼠，臭不可闻。“倒赵”斗争，锻炼了干部和群众，对抗日救国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七七事变爆发。这年9月，张琴书和董直夫、任圣符、吕致斋、吕乙亭、刘博泉等人，发动、组织抗日武装。此时，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延春诚从监狱获释返里，立即参予领导了这一运动。
10月底左右，他们汇集于延集高小，拉起了广饶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根据中共鲁东工委的指示，命名为“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九支队”（简称九支队），延春诚任司令，刘博泉、张琴书分工负责政治宣传工作。
他俩经常去寿光与八支队联系，学习经验。张琴书经常和同志们一起，到集市、乡村做广泛的宣传鼓动，动员同学、好友和群众，参加抗日队伍。他深入到延集、王永槐、稻庄等村有枪户家中，做耐心的思想教育，动员出了部分枪支、弹药。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二个月的时间，这支队伍就发展到六七十人，几十条长短枪支。
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九支队在发展过程中，兵痞、土匪乘机混入，和反动势力内外勾结，图谋不规。12月下旬，延营海、延盾等坏分子组织发动叛变，篡夺了部队领导权。任圣符、张琴书等当机立断，分头到寿光八支队、临淄三大队求援。
在旧历年除夕下午，张琴书从寿光八支队回来，与张力群等研究布置，夜晚在红盆村秘密组织了担架队，待命出发。因发生变故，八支队未能如期到达。李人风率三大队，由任圣符、郭祝平带领，于当夜潜入延集村，摸进姑子庙，活捉延盾、延营海等人，重新夺回了部队领导权。
后来，鲁东工委决定取消九支队，该队党员骨干带领一部分队员分别参加了八支队和三大队，充实加强我党领导的这两支抗日武装。
1938年春节过后不久，张琴书等同志受命到临淄参加了三大队，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张琴书到三大队后，和任圣符、吕乙亭、刘博泉等一起编到二中队，吕乙亭任中队长，岳拙园任指导员，张琴书负责做党的工作。
他把全部身心投入了紧张的战斗生活。在任中队政宣负责人期间，他主持办的“列宁室”是颇为出名的。他组织同志们学文化、时事、政治、军事，教唱歌，开故事会，宣讲革命斗争史，回忆个人成长史，活跃了部队生活，战士们增长了知识，受到了教育。
他待人热情和气，办事沉着冷静，行动果断利落，分析问题条理深刻。他出色工作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给部队生活带来了生机，整个连队呈现一派生动活泼的景象和革命乐观主义气氛。
凡新来的同志，张琴书都找他们谈话。他那充满革命激情、循循善诱的语言，总是满脸笑容的表情，深受大家喜爱。
5、6月间，张琴书调到八中队任副指导员。
1938年7月，三大队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游击第三支队十团。
张琴书所在的四连奉命西进，配合友军攻打济南。他处处以身作则，住宿不进民房，就在破庙内安歇。他和李桂清等同志比赛抓虱子，风趣地说：“看谁消灭的敌人多!”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干部和战士。
四连于8月20日长途急行军赶到济南东郊冷水沟，负责打郊区重镇王舍人庄。张琴书率先报名参加敢死队，在代连长许子敬指挥下，敢死队员最先攻进王舍人庄，驻守的伪军仓皇逃窜。第二天，大批日军反击，我军主动撤出。在撤退中，三支队杨国夫副司令员亲自指挥偷袭曰军，打了个胜仗。
“西征”回来后，张琴书调到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后又升任除奸（保卫）股长。
1939年春，中共清河区特委调集军政干部、爱国青年260余人，赴鲁南沂水县岸堤“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和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张琴书亦在其中。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和特务团团长潘建军带队。三支队十团三营营长吕乙亭率四、七两个连护送。
3月27日，队伍从卫固村出发，28日进驻淄川佛村。30日拂晓，队伍从井筒出发，向太河镇行进。
太河镇位于原博山县境，是我清河、胶东、鲁中南三大抗日根据地相互连结的地带，必经之地。1939年3月秦启荣便令其第四梯队王尚志部占领该地。
王尚志系国民党复兴社分子。1938年初，王尚志密谋策划，企图夺取三大队的领导权。关键时刻，我地下党组织采取果断措施，缴了王尚志的枪，对其晓以大义之后，押解驱逐出境。王尚志出境后就逃到秦启荣部下，专与抗日队伍搞摩擦，破坏抗战。
我队伍出发前在讨论行军路线时，吕乙亭等同志极力主张自选路线，迅速通过险区。但由于认识不一致，最后还是决定从太河通过，并事先通知了王尚志部。
中午11点，队伍顺着淄河滩，走近太河镇。
太河镇南北狭长，象一条在淄河上搁浅的大船。村周围是一丈多高的石头围墙，上有垛口。河两岸是豹岩山、虎头山；镇西南是矗立在河滩上的钓鱼台。山峦重叠，悬崖峭壁。河与围墙之间有一条狭长的通道。
当我军全部陷入王尚志事先布置的“口袋”时，突然围墙上砰砰两声枪响，吕乙亭当场中弹牺牲。南山、西山、北山的敌人同时向我军包抄过来。我军被压缩在暴露无遗的狭窄的河滩上，有的当场牺牲，有的负伤，多数被俘。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山东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太河惨案”。
被俘的同志被敌人脚踢、枪捣，赶到一家酒店大院里。当晚，鲍辉主任、潘建军团长、宣传科长邓甫晨秘密杀害。
第二天，其余被俘人员被押到顽军司令部所在地峨庄。敌人叫每个人登记姓名、年龄、住址、身份等，然后集合点名，分年龄列队。
最后王尚志讲话：“你们这些青年，抗战不干中央军，去干‘共匪’。蒋委员长不允许‘共匪’存在，我现在是奉沈主席命令解决你们……”被俘同志异常气愤。四连指导员张林带头，张琴书和七连指导员陈大学等同志积极配合，鼓动并领着大家喊口号：“我们不是共匪!”“我们是抗日的人民子弟兵!”“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王尚志气极败坏，当即命令对领头喊口号的同志一阵毒打。张琴书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之后，敌人挑出张琴书、张林、陈大学、赵华川、徐效礼等11名连职以上干部和重点怀疑对象，当做所谓“要犯”，单独关押，由军法处看管。
在关押中，张琴书利用一切难得的时机，向同志们做工作，研究脱险之计。敌人察觉后立即就又招来一顿毒打。敌人深知他们的倒行逆施是见不得人的，便对这些“要犯”在夜间一个个地进行刑讯。
张琴书被打得皮开肉绽，昏了过去。当苏醒过来后，顽军军法处长又凶狠地逼问：“你是广饶的，跑来这里干什么？”
“打鬼子抗日的!”张琴书义正词严地回答。
“你为什么领着喊口号，你是不是共匪？”
“我参加八路军，抗日救国没有罪！”他大义凛然。
敌人理屈词穷，穷凶极恶，用6根铁丝拧成一股，狠狠抽打，直打得血肉横飞。就这样，一直折磨了6个晚上。6个夜晚，又何止是个死！
此时，我军已经奋起反击。敌人惶惶如丧家之犬，节节败退。在押解移防中，敌人又施以“饿刑”，不给饭吃，不给水喝，逼张琴书和同志们就范，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
敌人押解着11位同志逃窜到临朐县西黄山村后，把他们关在西门里一家木匠铺的东屋里。在这里除了继续施以酷刑外，又利用亲属及师生关系和宣扬活命哲学，进行诱降。不管敌人如何软硬兼施，始终未能得逞。
1939年4月22日（古历三月初三），王尚志命令他的特务队长赵纪尧，把张琴书、张林、陈大学、徐效礼等5位同志，拉到西黄山村西南角凤凰山下弥河滩上杀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