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2年入伍，在新兵连时因生病，与卫生员小田相处的经历，难忘

素材/周池

编发/史乎文乎

1972年10月底，时隔两年的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当得知部队来到我们公社征兵的消息后，我的母亲，立刻领着我到大队，找到民兵连长报了名。

我的母亲，虽然只是一位平凡的农村妇女，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她和父亲，却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想让他们的孩子（我是家里的长子，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跳出农门，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再像他们一样，每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因此，虽然家庭条件十分拮据，但他们还是供着我读到了高中毕业。可在七十年代，在当时，已经不能直接考大学（想上大学全靠推荐）。所以，也可以说，当兵，是当时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选择（提干，就可以留在部队继续工作，等将来转业了，也可以安排工作）。因此，在得知部队来到我们公社征兵的消息后，母亲才会在第一时间，就领着我到大队报了名。

报完名后，照例是征兵体检。1972年11月中旬，我们公社所有报名的青年，都集中到公社卫生院，进行征兵体检。得益于我不错的身体素质，征兵体检的所有科目（内科、外科、血压、五官科等等），我都是顺利通过。记得当时，当看着体检医生，在我的体检表上，写上大大的“合格”两个字时，我的心里真是激动不已。那让我魂牵梦绕了十几年的军装，就快要穿上身了（因为我们家三代务农，所以社会调查和家访，我都很顺利地通过了）。

经过半个月的等待，1972年11月底，我的入伍通知书，终于发下来了。记得当时，当我手里拿着那封入伍通知书时，心里真是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我想，也就是在那一刻，已经十八岁的我，人生，才终于有了第一次的改变。入伍通知书下发的六天后，我到公社武装部，领取了新军装。领到新军装后，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我就是穿上让母亲看。

虽说军装有些偏大（在七十年代，因为生活条件都很拮据，所以农村孩子们，都比较瘦弱），但我穿上身后，还是感到由衷的满足、开心和兴奋。而母亲（当时正在纳鞋），看到我身穿一身崭新的军装时，刚开始是惊讶，而后是高兴，紧接着又是悲伤。常言道，儿行千里母担忧。是啊，我当兵这一走，至少就是三年，母亲虽然希望我能有出息，能飞得高，但又有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可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看到母亲哭了起来，我的心一酸，也没了刚穿上军装时的兴奋和开心了，我连忙走上前去，安慰母亲。我坐在母亲身边，拉着母亲的手，诚恳的对母亲说，“妈，我到部队了，一定认真努力，积极踏实，一定会提干留在部队。”最后，我又向母亲保证，到部队后我会照顾好自己，并按时给家里写信。听了我的话，母亲才又重新高兴了起来，但还是一个劲的嘱咐我，出门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常言道，“年少不知父母恩，半生糊涂半生人。”时至今日，我已年过七旬，辛苦了大半辈子的母亲，也离开了我们兄妹三人十几年。要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不坚强的人，可此时此刻，写到这里的我，心里还是不自觉地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母亲那张笑脸，而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阳光明媚，天气晴朗。1972年12月16日，我和大队其他五名待入伍青年一起，身穿新军装、胸戴大红花，背着大背包，在民兵连长的带领下，前往公社武装部集合。我们六位新兵，怀着高兴、激动的心情，连蹦带跳地去公社报到。一路上，路过其他村子，到处都贴着“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等等的彩色标语。等我们到了公社武装部时，公社中学的学生们，正在大院里，演出《送子当兵》的文艺节目，真是好一幕欢乐感人的景象。

在公社武装部休整一晚后，1972年12月17日一早，我们公社全体新兵，就准备乘坐老解放卡车，前往县武装部集合，做出发前最后的准备。等我们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县武装部时，其他公社的新兵们，基本上都到齐了。当晚，县领导们，在县粮库大院，为我们这两百多名新兵，举行了欢送大会。县剧团，也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翌日清晨（12月18日），在吃完早饭后，我们县所有新兵，就胸戴大红花，乘坐着大卡车，在清脆的锣鼓声、密集的鞭炮声、和夹道欢送的人群中，缓缓驶离了县武装部大院，朝着省城长沙进发了（准备到长沙坐火车前往部队）。

坐在卡车上，我们这些从没出过远门的小伙子，不时地跟接兵排长（姓曾）打听一点消息，“排长，你说我们去什么地方”、“排长，咱们还有多远”、“排长，咱们啥时候能到”等等。听了我们的询问，曾排长总是先笑笑，然后“哄着”我们说，“别急，别急，快到了，咱们去的地方是大城市，每顿吃的都是大米饭”。就这样，在一片美好的憧憬中，拉开了我军旅生涯的序幕。

我们六师十七团，1972年底接新兵一千多人（1973年兵），编成八个连。而我，则是被分到了新兵二连一排（排长姓刘）三班（班长姓现）。我们三班张班长，1971年兵（1970年12月入伍），在新兵训练期间，他手把手地教我们十位新兵学训练、打背包、整理内务、缝补军服、讲究礼节礼貌等等。

除此之外，每每到了周末休息日，他还会领着我们新兵到县城游玩，介绍当地的民族习俗。因为正值一月初，天气寒冷，滴水成冰，每天晚上，张班长还会用热水帮助我们洗搓冻裂的脚，半夜起来给我们盖被子。张班长，就像大哥一样，关心和爱护着我们。而他的一举一动，也深深地感动着我们，让我们这些新兵，久违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1972年2月底的一天晚饭后，在训练之余，我和班里的另外两个新兵一起，去挖菜地。因为斗志昂扬、劲头高涨，我们三人挖得是大汗淋漓。走路回营房时，因为出了一身大汗，我就脱下了棉衣。时值二月底，天气还是非常寒冷，可以说是北风呼啸，当时脱下棉衣后，我还感觉非常舒服。可没想到，睡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四肢无力。但当时的我，也没有太在意，上午还是照常出操训练。

本来以为休息休息就好了，可没想到，到了下午，我更加的头昏脑胀、四肢乏力，就连说话也没有力气。班长和班里的战友们，都看出了我的异常，于是张班长，就让我去团卫生队看病。我本想推辞，说自己没事，但张班长，硬是派了一位战友，陪我到团卫生队去看医生。

到了团卫生队，医生一量，我的体温达到了38.5度。医生问了具体情况后，给开了药，并说光吃药不行，还要打针，于是就叫一位卫生员给我打皮试针。我一听，连忙说，医生，没关系，我吃药就行了，不用打针（我在老家时，生了病都没吃药，就是多喝开水，然后捂在被子里面，出一身汗就好了）。我讲的也是实话，在七十年代，在农村，年轻人发烧，一般是不会去看医生的。

但医生不听我这些，以命令的口气说，“小伙子，你听话，做完皮试，拿了药回去，吃了药就躺在床上休息，到时会有人来打针的。”回到连队后，陪我去的战友把情况都告诉给了班长。张班长得知我发烧38.5度，当即就让战友送我回宿舍休息，并亲自去炊事班找炊事班长，准备给我做病号饭。到了晚饭时，班里一位战友就从炊事班，给我端来了一大碗冒着热气，飘着香味的肉丝青菜面（那碗面，实在是太香了，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再没吃过那样好吃的面条）。

吃完那一大碗面条后，班里另一位战友，也给我送来了一条冒着热气的毛巾，让我洗脸擦手。战友之间的关爱之情，让我感到非常温暖、非常感动。除此之外，在晚饭后，新兵连吴连长和我们一排刘排长，也一起来看望我。说是吃饭时班长告诉他们我生病了，就来看看我，并叮嘱我说要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按时吃药，听从打针。到了晚上熄灯时，排长值班又专门来看了我，摸了我的额头说体温还是有点高，就叮嘱班里的战友，用冷毛巾为我擦额头降温。

这次生病打针，是当时的我，十八岁以来，第一次打针，所以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天下午，从团卫生队回来后躺下不久，来看我的几位战友还没有离开时，就来了一位身着三点红、一身绿，外套一件白大褂的女卫生员（第二次打针聊天时，我得知她姓田，因为当兵早，甚至比我还小一岁）。小田个子中等（大概一米六一），身材匀称，桃花般的面容，眼睛晶莹透亮，长长的睫毛不时地闪着，给人一种温柔灵动的感觉。

那次打针时，只见她步履轻盈，仪态大方地走进我们的宿舍。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兵忽然到来，在场的战友们，都有些呆滞了。小田走到我的床前，叫我的名字，说准备打针。因为没打过针，所以我有点害怕地把手臂伸出去，让她打针。

但没想到，我伸出手臂后，小田却摇了摇头，然后说，“不是打手臂。”当时听了小田的话，我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要知道，我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要当着大家的面这样，而且还是当着一位年轻姑娘的面，真是感觉十分不好意思。于是我迟疑了半天，还是红着脸对小田说，还是打手臂吧。

见我十分害羞，小田也不再和我啰嗦，她举起左手（我睡上铺），掀开我的被子，一边笑着，一边说道：“男子汉，怎么还怕打针，我都为你感到脸红 ”。没办法，我只好侧过身，脸朝墙壁，然后就闭上了眼。就这样，我第一次打了针。打完针后，小田还不忘调侃地说，“男子汉，下次打针，应该就不怕了吧”。当时听了小田的话，我的脸又是一阵一阵地红。

第二天下午，小田又来到我们宿舍，给我打针了。都说吃一堑，长一智。这次，我当然很好地配合她的工作。见我十分配合，小田也在打针时，笑着和我聊起了天。记得当时，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湖南长沙人。听了我的话，小田眼睛一闪，惊讶地说，“没想到，还能碰到老乡，我也是湖南长沙人。”因为有着老乡加战友的关系，这次除了顺利打针外，我俩的聊天也非常愉快。

打完针后，因为感觉身体已经好多了，我就向小田提出不要再打针了。听了我的话，小田笑着说，“这我说了可不算，陆医生说，你至少要打五针。”然后我又说，“那也不要辛苦你来连队了，我自己去卫生队打针。”听了我的建议，小田觉得可以，也点着头说，“这个建议可以，如果行的话，会有电话打到连队的。”果然，小田回去后不久，连部通讯员就通知我，从明天开始到卫生队打三天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