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内，有这么一个怪人。他化名为周继吾促进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也曾化名为王牧师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及美国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更让张学良出资护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他就是我党的红色牧师董健吾。

董健吾，上海青浦人。1891年出生在一个基督教世家。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任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1930年更是创办了“大同幼稚园”收养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

董健吾（取材网络）

1935年，随着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少国民党将领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与中共建立了秘密联系。统一抗日的趋势越演越烈。蒋介石为国内外形势所迫，不得不设法与中共展开沟通。就在此时，在宋庆龄的推荐下，一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董健吾牧师。前往陕北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此时，她还不知道董健吾是一名共产党员。

对宋庆龄委以此等重任，董健吾感到非常荣幸，一口答应了下来。他随即动身，坐上了上海到西安的陇海路火车，到了西安后。时值三九严冬，天寒地冻。去陕西的路无法通行。他被滞留在西安40多天。身怀重任之下，他不得不冒险去寻求张学良的帮助。设法见到张学良后。

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兼以布道牧师的全副辩才，镇定而从容地将天下大势从国内讲到国外，从国民政府的抗战义务讲到共产党的统一抗日。一番激情慷慨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正在背负着骂名的张学良。 当即表示：“我张学良爱国之心未泯，只要为了抗日，有求必应。

于是在2月21日这天，张学良派出自己的私人飞机将董健吾送至当时延安。在机场，他托请董健吾带一封信给毛泽东，向中共表达友好的感情和共同抗日的意愿。到达延安，一番商讨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六)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国民党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为日后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3月5日，任务完成后的董健吾急速回到了西安。次日，张学良便设家宴为董健吾洗尘。董健吾也向向他转达了中共领导人的问候，又向他深致座机接送的谢意。与张学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后面张学良的帮忙创造了有利条件。

返回上海后，董健吾当天就前往宋庆龄府邸。告诉了共产党合作的意愿。因此，再后来的时间里，国民党提出的各种文件，仍交由董健吾转给中共中央。中共的文件也通过他转给国民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实现，董健吾是功不可没的。

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想了解到一个真实的陕北红军。于是专程找到了宋庆龄，想要去苏区采访。宋庆龄又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董健吾。于是，董健吾一路护送之下，成功的将斯诺护送到了苏区。对于董健吾一路上的帮助，斯诺一直感激在心。《西行漫记》中的王牧师，便是董健吾。

在张学良家宴上，张学良问董健吾对他有何要求。董健吾说：“你能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作出贡献，我愿足矣！”张学良点头称是，但还是希望董健吾能有所要求。董健吾一再推辞，张学良还是执意不允。这时，董健吾突然想起寄养在自己家里的岸英、岸青生活那么苦，又不能上学，长此下去总不好。便说：“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果张将军能送他们出国赴苏联读书，那么将来学成回国也可为国家出力。”张学良略一思索，面露笑容，表示应允。1936年7月，张学良便将三个孩子都送去了苏联，并赠送十万法郎的支票给董健吾。

感谢董健吾前辈为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杰出贡献。向英雄前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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