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85研究生,字节前员工,决定去卖保险”,8个月前,贺贺在朋友圈官宣了自己保险经纪人的新职业身份。
相比互联网大厂员工所带来的高学历、高薪身份加持,以及三餐免费、住房补贴等福利,学历要求低、无底薪和福利保障的保险行业,逐层打破了贺贺曾经的互联网大厂光环。
一想到为了尽快成单,保险经纪人还可能要经常骚扰亲戚朋友购买,在推销过程中被客户拒绝更是常态。贺贺也一度有过犹豫:“我梦见自己从事保险行业后,被所有人嫌弃,父母也以我为耻。”但比起这些,大厂光环下的压力促使她最终决定离开,“我在大厂很累很卷,每天对着电脑分析一堆数据,却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价值。”
相比之下,作为一家互联网房地产公司中层管理者的薇薇安,靠着不断晋升拿下近50万元年薪,但生完孩子之后,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成了摆在她面前的另一个难题。“每天宝宝没醒我就要去上班,下班九十点到家发现孩子已经睡了。”互联网公司的高速运转下,停不下来的薇薇安不想错过孩子的成长。
相比贺贺与薇薇安的主动逃离,当刘晓丹2022年进入互联网大厂后,在行业降本增效趋势下,保住工作都成了奢望。“我们还是觉得你的能力无法胜任我们的工作。”就在试用期的最后一个月,刘晓丹被辞退了。互联网行业的不确定性让她萌生了退意,“运营岗位被取代性强,再换一家互联网公司,就算暂时留下了,然后呢,过几年还要面临35岁危机,情况还是一样。”
近几年,互联网行业增速放缓,通过大厂晋升实现财富自由的神话,越来越难复制。无论是被“意义贫困”困扰,还是被裁员浪潮侵袭,抑或是“卷不动了”……面对互联网行业的诸多不确定性,越来越多人产生了逃离互联网大厂的想法。
送外卖、开滴滴和卖保险,被戏称为中年人保底三件套。如今,这也成了互联网大厂人逃离之后的保底套餐。
其中,“年薪百万”成了互联网和保险行业鲜少拥有的共通之处,这两个行业都源源不断诞生着诱人的造富神话。除此以外,在字母榜与多位从互联网转入保险行业的员工交流过程中,时间自由、行业天花板高、不用担心中年危机和价值感等词,成为被反复提及的转行原因。
但看似“自由、高薪”的保险行业,压力不见得就比互联网行业少。有不少大厂人怀揣着“年薪百万”的梦想走进保险行业,但在“二八法则”的规律运行下,真正能赚到大钱的毕竟是少数。他们或依靠过往的人脉资源,开“关系单”,资源消耗殆尽后举步维艰,或拉不下脸面打扰“熟人圈”,在一次次“陌生拜访”中屡屡碰壁,最终成为保险行业的“过客”。
进入保险行业五年,薇薇安发现越来越多互联网大厂人转入保险行业,同时也目送着不少人离开,而她自己则在经历了三年的高低起伏后,才终于拿到了与在互联网大厂时相同的年薪;入行不到一年的贺贺,现在月均收入比在大厂的时候缩水了一半;入行最短的刘晓丹,半年时间内只开了两单,提成不到100元。比起在互联网大厂每月过万的收入,卖保险的刘晓丹颇有点“为爱发电”的意思。
在从大厂转行卖保险的浪潮中,有人依靠过往互联网平台的资源和人脉赚得盆满钵满,但更多人成了被拍在沙滩上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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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贺贺的很多朋友看来,她的选择近乎疯狂。从小到大,贺贺都是同学眼中的好学生,长辈口中的好孩子。贺贺本科就读期间就被保送了研究生,毕业后先后进了百度和字节跳动两家互联网大厂,分别担任产品经理和运营经理的职务。
当2017年贺贺怀揣着大厂梦开启北漂生活时,彼时的互联网行业发展如火如荼:腾讯股价再创历史新高,马化腾以361亿美元身家成为中国首富;张一鸣的今日头条正在加速狂奔,字节跳动内部,抖音APP悄然上线。
高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推动着里面的每一个个体也必须加速旋转。“字节一年,人间三年。”在字节工作到第二年的时候,贺贺已经成为部门里唯二最老的“老人”,晚上10点以后下班是常态。
有一天晚上,贺贺加班到了凌晨3点半,打车到家才发现小区的门早已经关了,保安也下班了,只能爬围墙翻进了小区。但回家之后没顾得上洗漱,贺贺又接到了同事紧急电话,在家处理工作到4点半。
“咒骂996,声讨资本家”也成了那几年社交平台上的主旋律,但到了2021年下半年,声讨依旧,但咒骂的内容变成了裁员。2021年下半年,互联网裁员浪潮爆发,腾讯、阿里、字节、快手、滴滴等公司裁员的消息频频登上热搜,越来越多人亲身感知到了互联网行业的寒冬来临。
贺贺就是那一年决定结束北漂的,“身累,心更累,更看不清方向。”虽然裁员的靴子还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贺贺选择了主动离开去寻找新方向。薇薇安则在更早之前选择离开互联网行业,“生完小孩体力和精力都有点跟不上了,在里面卷不过年轻人,就考虑跳出来服务他们。”仍憧憬着大厂梦的95后刘晓丹,终于在2022年挤进了大厂,但最终还是没逃过被裁的命运。
在长期996或007的工作节奏下,很多互联网从业者的身体纷纷亮起了红灯,并成为购买保险的新增量人群。
贺贺本身就曾是保险的获益者。在北京工作的时候,贺贺曾经检查出过胃病,当时正是靠着居民社保+公司购买的商业保险,理赔了几千元的医疗费,所以她自己几乎没花什么钱。回长沙之后,贺贺也给自己配置了商业医疗保险和重疾险。
机缘巧合下,贺贺的一名研究生同学做起了保险代理,几次沟通后,贺贺也动起了转行的念头。
薇薇安的选择路径则更加清晰,“对于互联网大厂人而言,保险是刚需,转行之后我之前在互联网公司的人脉关系也都能盘活。”更重要的是,保险行业的相对自由,让她有了更多陪伴孩子成长的时间。
哪怕知道自己的年纪还可以继续留在互联网行业奋斗几年,但行业的动荡已经使得刘晓丹心有余悸,“与其每天担心楼上的靴子什么时候落下来,不如好好经营一份天花板够高且自己可以掌控的事业。”刘晓丹认识的一个姐姐在保险行业混得风生水起,税前90万的年薪让她心动。
错过了互联网发展红利的刘晓丹将新的希望寄托在了保险行业,“趁着年轻开始积累,没准自己也能年薪百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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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保险行业看似没有门槛,但实际上隐形门槛并不低,大多数保险从业者是没有底薪的,行业淘汰率也高。这就意味着,没有业绩就要“吃土”。
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19年底,我国个人保险代理人达到900万人,2022年底则降至600万人左右,从业人数近乎腰斩。
“都说保险是过去人品的变现,但我上哪变现去?”在小红书账号上,刘晓丹对自己发出了“灵魂一问”。虽然她此前有在互联网行业的工作经验,但毕竟时间短,且没有有意识地去积累人脉和资源,当真正进入到保险行业,她才发现事情比她想象中要难得多。
为了拓展客户资源,她尝试过去社区医院“陌生拜访”,也经常参加活动进行拓客,还开设了小红书账号等进行自媒体经营。对于性格内向的刘晓丹而言,和陌生人说话都需要做一番心理建设,更何况是推销保险业务,“被拒绝是家常便饭。”
即便链接到了很多潜在客户,但从陌生到信任,再到成交,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经营。也正因如此,入行半年的刘晓丹目前只成交了两单业务,分别来自一位亲戚和一位朋友,但由于保单金额较小,两单的提成加一起还不到100元。
比起在互联网公司每月过万的收入,刘晓丹现在甚至到了“为爱发电”的程度。“现在的互联网行业涨薪也很困难,我请教了一些前辈,运营岗位的天花板大概在30万-40万元。”即便被现实狠狠地教育了一番,刘晓丹还是想再坚持坚持,“有积累才能有爆发。”
刘晓丹手里的存款很快花完了,“我妈不放心,陆续给我转了22000元。”为了覆盖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刘晓丹做起了兼职,“给活动策划公司做NPC或者搞一些财富流等收费活动。”
贺贺做保险的收入情况要比刘晓丹好一点。今年4月在朋友圈官宣新职业后,贺贺给自己微信中的3000多个好友一一发了私信,希望他们有买保险需求的时候可以想到自己。“一开始压力很大,怕打扰朋友。但后来转念一想,如果我转行去做了律师,是不是也要一一告知他们,保险经纪人也是一份正经职业,我不推销产品,只是希望你有需要的时候能想起我。”
私信发出后,开始有朋友来咨询,同时,贺贺公众号发出的文章也吸引到了一些陌生订单,于是,4-5月份,贺贺一连开了好几单。
“不过保险行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收入不稳定,从6月到8月这两个月,一单都没有成交。从9月开始,状况又好了起来。虽然还是追赶不上之前在互联网大厂时的收入,但维持日常开销基本没什么问题。”
更大落差则是源自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我怎么着也是985的研究生,从学习到工作一路拔尖,但当你以保险经纪人的身份面对客户的时候,有些客户压根儿就不在乎你是谁,也不会给到你想要的尊重。”
有时候,成交一单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很多。贺贺清晰地记得,自己有一个客户是从4月中旬开始咨询,调整了很多次方案,解答了对方非常多的细节问题,最终6月底才成交,而贺贺拿到的提成不到2000元。
多的时候一个月光提成就能拿到两三万元,但也有连着一两个月不开单的情况,总体算下来,贺贺如今的月薪比起在大厂的时候少了近一半。贺贺有时候也在想,如果自己没有离开互联网行业,付出同样多的时间基础上,可能赚得要比卖保险多,工作中也能得到更多尊重。
薇薇安在前同事们的支持和介绍下,转行相对顺利,但到了冲业绩的时候,也难免要“满世界宣传”。“有人会觉得我是在互联网行业混不下去才卖保险的,也有之前关系非常好的同事把我拉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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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保险是大厂人离开后的好出路吗?
对于年薪水平已经与此前在互联网大厂时候持平的薇薇安而言,或许是。但对于到现在开单数还定格在2单的刘晓丹,或许不是。
每周一,刘晓丹所在的保险公司都会开例会,其中一个环节是业绩突出的同事分享成功案例和谈单技巧,对于刚刚入行不久的刘晓丹而言,前辈们的经验很重要,但她却鲜少去公司开会。
“距离太远了,往返要3个多小时。”保险公司的位置相对核心,偏僻的是刘晓丹租房的地方。刘晓丹如今租房的地方还在上一家互联网公司附近,因为当时手头宽裕,所以直接交了一年的房租。离职后,为了节省开支,刘晓丹从厅卧换到了小次卧,房租从每月1950元缩减到1500元。
“如果换到现在的公司附近,每月租金最少2000元起。”这对于目前基本没有收入的刘晓丹而言是笔难以负担的开销。如今,刘晓丹每个月的兼职收入大概在1000元左右,而且并不稳定,每个月她还会从公积金里再提取2000元,这3000元就是她每月生活费的全部。
但寻找和约见潜在客户也是要花钱的。为了找到高质量的客户群体,内向的刘晓丹逼迫自己多去参加社交活动,演讲俱乐部、跑团以及各类社群活动等,她希望在活动中能“打捞”到客户。“演讲俱乐部一年会费是1000元,我还加入了一个名为‘生财有术’的付费社群,每年的费用也是1000元,里面都是些创业者。”
刘晓丹和不少“新朋友”线下都见过面,但到现在为止,这些“新朋友”也没能转化成她的订单,刘晓丹把原因归咎为“信任度不够”,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是,“你想转化他的时候,他也在想如何转化你。”
父母也不是没劝过刘晓丹回老家找份稳定的工作,但她还是想坚持到“厚积薄发”的那一刻。影响刘晓丹进入保险行业的那位姐姐年薪近百万,进入保险行业后,身边的成功案例更是“激励”着她勇往直前。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刘晓丹口中那个年薪近百万的姐姐,有个在央企工作且能给她带来客户资源的老公,和她一起入职且也有互联网大厂背景的同事,也靠着此前在大厂积累的人脉接连开单。
刘晓丹不是不知道,但却似乎并不想正视。只是对于工作年限只有不到4年的刘晓丹而言,公积金总有提完的那一天,或许到那时候她才愿意真正面对现实。
现实也给贺贺上了一课,她自媒体账号上最新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再也不劝人买保险了”,文中提到她自己的亲哥哥至今都没有给自己买保险。事实上,哥哥也是最不支持她进入保险行业的人,“因为我自己高度认同保险的价值,刚入行的时候我恨不得跟全世界安利,也遇到了不少拒绝。现在我只会在别人主动提出来的时候帮对方答疑解惑,不会动不动就主动跟别人安利。”
对于薇薇安而言,现实情况是,她离开大厂的时候,互联网行业虽然如日中天,但房地产已经开始下行。现实情况就是即便转去其他互联网公司,只会比原公司更卷,为了家庭,薇薇安放弃了大厂工作,成了一名保险代理人。
即便考虑得再充分,初入保险行业也让薇薇安难以适应。从收入稳定到零底薪,从固定办公室到没有工位,从被安排工作到自己全权规划……
好在此前在互联网大厂的经历,也从人脉和经验等诸多方面给薇薇安以助力。“互联网大厂员工是我的主要服务对象,他们的家庭模型类似,95%都是亚健康状态,对保险认可度高,配置保险的需求和紧迫程度较高,我更理解也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也因为共同的经历,他们也对我更加信任。”
依托此前在互联网大厂的积累,薇薇安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将年薪水平拉回到互联网大厂的水平线上。但焦虑仍在,“和在公司打工不一样,做保险更像是自己经营一家公司,盈亏自负。保险行业的工资不稳定,目标的制定和拆解也完全靠自己,大多数时间,我都会为当天需要达成的目标焦虑。”
每年11月底到下一年1月份,是保险行业最忙碌的时候,无论是薇薇安、贺贺还是刘晓丹都越发忙碌起来。往年的这个时候,他们可能正在准备着年终盘点的PPT,执着于甩锅和向上管理,而离开大厂后,摆脱了高压心态,却也不得不面临生存的压力,以及对未来的困惑和迷茫。
(文中薇薇安、贺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