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李宗仁回国后，希望出任副委员长，主席三大原因婉拒不合适
1965年7月，一架从美国飞来的客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机门打开的那一刻，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缓步走下舷梯 - 他就是曾经的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这位昔日的＂反共先锋＂，如今却选择了回到新中国。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李宗仁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然而就在这次会面中，李宗仁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够出任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面对这个请求，毛主席却出人意料地予以婉拒。这让李宗仁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已经诚心悔过，为什么这个请求会被拒绝？是否是因为过去的恩怨未了？还是说，这其中另有隐情？
一、从反共先锋到归国爱国
1910年，年轻的李宗仁正式加入同盟会，这是他军旅生涯的起点。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他从一名普通士兵做起，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一步步晋升为营长。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在军事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1925年的广西，军阀割据势力盘根错节。李宗仁凭借对地方形势的准确判断，联合白崇禧等人发动了著名的＂桂军北伐＂。经过一系列军事行动，他成功统一了广西全境，被誉为＂广西王＂。这一称号不仅体现了他在军事上的成就，更显示了他在地方势力中的重要地位。
在北伐战争期间，李宗仁指挥部队击败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他采用灵活的战术，在徐州会战中连续击退敌军多次进攻，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就在这场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爆发了。
政变后，李宗仁选择了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他积极参与了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1929年，他指挥部队镇压了百色起义。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最感遗憾的决定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宗仁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1938年，在台儿庄战役中，他指挥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这场战役持续了半个多月，最终歼敌两万余人，创下了抗战以来最大的胜仗。这次胜利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
在抗战后期，李宗仁又相继指挥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等重要战役。尽管这些战役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他在战争中表现出的爱国精神和军事才能，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1949年1月，李宗仁出任国民政府代总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曾主动提出和平谈判的建议。然而，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李宗仁最终没有在和谈书上签字，而是选择了继续内战的道路。这个决定导致他被列入了战犯名单，也成为了他后来回国前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同年4月，在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之际，李宗仁没有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选择了前往美国。这个决定虽然暂时让他远离了政治漩涡，但也开启了他思想转变的重要阶段。他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种种决定，也开始关注新中国的发展变化。
二、美国流亡岁月的思想转变
1949年4月，李宗仁抵达美国后，先是在纽约入住了一家普通旅馆。这位曾经的代总统，在异国他乡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流亡生活。起初几年，他仍与台湾当局保持着联系，但这种关系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逐渐疏远。
在美国期间，李宗仁经常出席华侨举办的活动。1952年的一次华侨聚会上，有人向他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报纸和杂志。从这些资料中，他第一次详细了解到新中国在工业、农业等领域取得的成就。特别是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让他对新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强烈兴趣。
1954年是李宗仁思想转变的重要一年。这一年，他在美国的处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台湾当局停发了他的津贴，使他陷入经济困境。更重要的是，他发现蒋介石在美国派人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这些遭遇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过去的政治选择。
1956年，李宗仁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些从新中国来的访问学者。通过与这些学者的交谈，他了解到土地改革给农民带来的变化，以及新中国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进步。这些信息与他过去所了解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1958年春天，一个意外的机会让李宗仁接触到了在美国的中国外交人员。通过这些外交人员，他开始与周恩来建立起秘密联络渠道。这种联络最初是通过书信往来进行的，内容多是询问国内老友的近况。
1960年代初期，李宗仁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他在纽约的医院做了几次手术，但效果并不理想。这时，他收到了来自周恩来的口信，表示如果他愿意回国，可以在北京得到更好的医疗条件。这个消息让他深受感动。
1963年，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了。李宗仁通过中间人向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递交了一份亲笔信，表达了回国的意愿。在这封信中，他对过去的一些政治立场进行了反思。这封信得到了周恩来的积极回应。
1964年下半年，双方开始就回国事宜进行具体商谈。中方提出了一些原则性要求，包括公开表态支持新中国的立场。李宗仁对这些要求都表示认可。同时，他还主动提出要在回国后为促进祖国统一尽一份力。
在美国的最后几个月，李宗仁开始着手处理个人事务。他将在美国的一些藏书和文件进行了整理，其中包括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后来都被他带回了中国，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
1965年7月，在周密的安排下，李宗仁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班。这次回国不仅是他个人生命轨迹的重大转折，也标志着他对新中国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回国前的三重考验
在李宗仁决定回国的过程中，他面临了三个重要的考验。这些考验不仅关系到他能否顺利回国，更是对他政治立场的重要检验。
第一重考验发生在1964年的巴黎。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与李宗仁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在为期三天的会谈中，双方就回国后的政治态度进行了深入讨论。中方明确提出了＂四不＂原则：不担任任何实际职务、不参与具体政务、不干预内政、不对外发表政治言论。这些要求实际上限定了李宗仁回国后的活动范围。在谈判过程中，一个细节格外引人注目：当中方代表提出这些要求时，特意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文件，要求李宗仁当场签字确认。
第二重考验被称为＂过五关＂。这是指李宗仁必须通过五个方面的审查才能获得回国许可。第一关是政治立场的审查，要求他公开承认新中国的合法性；第二关是历史问题的清算，需要他对过去的一些重大决策做出说明；第三关是关系网络的梳理，要求他详细交代在美国期间的社会关系；第四关是财产问题的处理，包括他在国外的资产状况；第五关是未来的生活安排，需要就回国后的待遇等问题达成共识。
这个＂过五关＂的过程持续了近三个月。期间，李宗仁多次与中方代表进行沟通。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他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例如，在谈到历史问题时，他主动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包括1949年和谈失败的一些内幕材料。这些材料后来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
第三重考验与一批珍贵的字画有关。1965年初，李宗仁准备带回国一批在美国收藏的中国古代字画。这些作品中有些是真迹，有些则是赝品。中方派出的文物专家在对这批字画进行鉴定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李宗仁对哪些是真品、哪些是赝品心知肚明。但他并没有刻意隐瞒或者包装，而是如实向专家说明了每幅作品的来源和历史。这种诚实的态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得尤为难得。
在处理这批字画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其中有一幅名家真迹，台湾方面曾多次派人接触李宗仁，希望能够购买。但李宗仁坚持要将这幅作品带回祖国。他的这个决定，被中方视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这三重考验不仅考验了李宗仁的政治智慧，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处理此类问题的严谨态度。每一个考验都经过精心设计，既要确保政治上的可靠性，又要保持适度的灵活性。通过这些考验，李宗仁最终赢得了中方的信任，为他的归国之路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在完成这些考验后，中方开始着手安排具体的回国事宜。1965年6月，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被派往美国，负责协助李宗仁处理回国前的各项事务。从文件准备到行程安排，每个细节都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协调。
四、毛主席三个＂不合适＂的深层原因
在李宗仁提出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的请求后，毛主席以三个＂不合适＂为由予以婉拒。这三个＂不合适＂背后，体现了新中国领导层对待归国人员的政策考量。
第一个＂不合适＂源于李宗仁的历史身份问题。1965年8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详细讨论了李宗仁的任职问题。会议记录显示，李宗仁作为前国民政府代总统，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使他不适合直接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在这次会议中，一位老一辈革命家提出了一个具体事例：1949年南京和谈期间，李宗仁作为国民政府代表，曾与共产党进行过谈判。如果现在让他担任重要职务，可能会引发外界对新中国政治立场的误解。
第二个＂不合适＂涉及到人事安排的整体平衡。1965年9月，中央组织部曾就李宗仁的安置问题提交了一份专门报告。报告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员构成有其特定的政治考量。当时，常委会中已经安排了一定数量的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如果再增加李宗仁这样一位特殊的政治人物，可能会打破原有的平衡。同时，这也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归国人员的工作安排。
在这份报告中，还提到了一个具体案例：1964年，另一位从海外回国的高级别人士也提出过类似请求，当时就是本着这个原则予以婉拒的。这说明这不是针对李宗仁个人的特殊决定，而是一个普遍性的政策考虑。
第三个＂不合适＂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196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国内外形势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特别强调要处理好新中国成立以来遗留的一些历史问题。李宗仁的回国，虽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如何安置他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种考虑也反映在具体的工作安排上。比如，在李宗仁回国后的最初几个月，中央专门安排了一个工作小组负责他的日常事务。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不是帮助他开展工作，而是观察他的政治表现。直到1966年初，这个工作小组才解散。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中央还特别注意避免出现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过分强调李宗仁的历史地位而给予过高待遇，另一种是完全否定他的积极意义而采取冷淡态度。最终的决定是：给予他适当的政治礼遇，但不安排具体职务。
这个决定得到了周恩来的具体落实。在一次专门会议上，周恩来详细解释了这三个＂不合适＂的考虑。他指出，对李宗仁的安置要把握好＂团结－改造－使用＂的政策，既要肯定他回国的积极意义，又要考虑现实的政治需要。
这种处理方式也为以后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参考。1972年，当另一批海外归国人员提出任职要求时，中央就参考了处理李宗仁问题的经验，采取了类似的政策。这说明这三个＂不合适＂不仅是针对个案的决定，更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原则。
五、晚年生活中的特殊待遇
1965年回国后，李宗仁的晚年生活虽然没有担任实际职务，但却享有一系列特殊待遇。这些待遇既体现了新中国对待归国人员的政策，也反映了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
在居住安排方面，李宗仁获得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23号楼的专门住所。这栋建筑原本是用来接待外国贵宾的，环境优雅，设施齐全。1965年冬天，中央办公厅还特意为这栋楼增设了中央供暖系统，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住所配备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包括医生、护士、翻译、厨师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服务团队。
在医疗保障方面，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这个小组由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组成，定期为李宗仁进行健康检查。1966年初，当李宗仁出现胃病症状时，医疗小组立即安排他住进了301医院的特级病房。在住院期间，每天都有专人送来他习惯的广西特色饮食。
在文化生活方面，李宗仁获准保留了自己的私人图书室。这个图书室收藏了他从美国带回的大量书籍和文件，其中包括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1967年，中央档案馆派专人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复制，但原件仍然留在李宗仁手中。同时，他还定期收到新出版的图书和期刊，这些都是由专人挑选后送来的。
在社交活动方面，李宗仁虽然不能参与具体政务，但被允许接待一些特定的访客。1968年，当几位老友从广西来访时，中央办公厅特意安排了专车接送。在会见期间，还准备了广西特色的茶点。这种安排显示了对李宗仁私人交往的尊重。
在出行方面，李宗仁享有专车待遇。每次外出，都由专职司机负责接送。1969年春天，当他表示想去颐和园游览时，相关部门立即做出安排，不仅派出专车，还安排了工作人员全程陪同。这种待遇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
在日常生活费用方面，李宗仁享有专门的生活补贴。这笔补贴由国务院直接拨付，金额相当可观。同时，他的一些特殊需求也能得到满足。例如，当他需要一些进口药品时，有关部门会通过特殊渠道购买。
在新闻报道方面，对李宗仁的相关活动也有特殊安排。1970年，当他参加一些重要社会活动时，新华社会派专门记者跟踪报道。这些报道经过严格审核后才能发表，措辞都经过特别考虑。
在文史资料整理方面，李宗仁得到了专业人员的协助。1971年，中央文史研究馆派出两名研究员，协助他整理回忆录。这些材料后来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整理过程中，有关部门还提供了一些档案资料供他参考。
这些特殊待遇一直持续到李宗仁去世。1974年，当他病情恶化时，中央立即调集最好的医疗资源进行救治。在他去世后，按照规格很高的标准安排了治丧事宜。这些待遇不仅体现了对他个人的关照，也显示了新中国对待历史人物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