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一辑(1979年5月)，作者张义纯，原标题《新桂系统治安徽概述》

霍霍完了福建文史(手头的不完整，希望有一天能找全)，今天开始刨安徽。

正文

我已年近七旬，又没有文字修养，写作甚感困难。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竭尽棉(绵)力，把新桂系(原注：广西地区，在北洋政府时期，有以陆荣廷为首的军阀集团；在国民党反动派时期，有以李宗仁、自崇禧为首的军阀集团。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的政局，都曾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为了便于区别， 人们称前者为旧桂系。后者为新桂系。——编者)统治安徽时期，我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写出来，提供参考。

我出身于陆军，解放前在旧军队中生活数十年，在皖虽曾一度当过伪省政府主席，但为时短促。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篇记述，挂一漏万，势所难免。

安徽旧省治在安庆，一九三七年冬，抗战形势恶化，始由安庆迁往六安。日寇进攻武汉，又迁往“立煌”②(原注：金寨县为我鄂豫皖边区革命老根据地之一。 早在一九二四年，在陈潭秋、董必武、肖楚女等同志的领导下，这里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一九二八年初，党领导广大农民，组织武装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九三三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强反动统治，将六安、雀邱、霍山和河南省的商城、固始等五县边区划出置县，称为“立煌县”，县治设金家寨。解放后，改称金寨县。本篇为了叙述的方便，仍沿用“立煌”的名称。下同。——编者)。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省会改设合肥。及至蒋介石发动内战，节节败退，合肥人心浮动，复于一九四八年迁回安庆。不久，再迁皖南休宁县属屯溪镇。今以伪省政府迁治为纲，分为五个时期，略述新桂系统治安徽的经过。

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后，主持安徽省政的多为外省人，伪中央对握有兵权的军事头目无地安排时，便将皖省地盘给他，好象火腿一样，当作礼物送人。他们来皖均怀着罪恶目的，专以榨取人民血汗为能事。这种情况，前后达二十余年，与国民党的反动政权相始终。

抗日战争发生时，任伪安徽省主席的是蒋作宾。时省治在安庆。蒋惧敌，不敢扼江而守，因将省政府迁往六安。不久，蒋辞职，省政府改组。

上海抗日战争开始，广西军队动员编组，陆续开往徐州、蚌埠一带参加抗战，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属五战区管辖，伪中央即以李宗仁兼任安徽省主席。表面上是说以政治配合军事，有利于抗战；实际上是给广西李、白集团一个地盘，以示牢笼。其时我任第四十八军副军长，由上海抗战转进至浙江于潜县。奉李宗仁电召往徐州，告以安徽省府改组，拟以我担任民政厅长，代理主席职务；同时，第四十八军军长韦云淞调任第三十一军军长，发表我继任四十八军军长。我揣测他的用心，是因为我是皖人，又与桂军有历史关系，以我来主持省政，更便于实现他们扩张地盘——把安徽变成第二广西的野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与李宗仁同在六安宣布就职。

在这里，我与新桂系的关系，简单地补叙一下。一九一六年，我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被分配在北洋政府军队里服务，前后达十年之久。一九二四年，福建臧（致平）杨（化昭）事变发生时，我是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第二团团长，兼第一支队司令官。为了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曾从福建打到浙江，紧接着又参加了江浙战争，在北洋军队中成了一名所谓“干员”。可是我感觉到这样干下去不是办法，为了自己的前途，在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我离开北京，投入国民革命军，由第六军军长程潜派我做副师长，率领安徽军队两团（王普第三旅）进攻南京。不久宁、汉分裂，程潜去汉口，杨杰继任第六军军长，军队改编，我与李明灏等同时辞职。随后，陈调元约我随军北伐，我同他一起进军到了山东郯城。是时，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第二路总指挥，陈调元、杨杰两军均归白指挥。陈、杨二人在与白谈话中常提到我，并多称许之辞。适李宗仁新成立的第十九军（由湖北刘佐龙的部队改编而成）需人整训，经白崇禧的推荐，调我前往充任该军第二师师长。我从山东回到南京，转往芜湖，与李宗仁见面，李为我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就职典礼。我与李、白素昧平生，他们对我如此重视，使我内心里起了“知遇”之感。从此，我就以一个安徽人死心塌地地充当了新桂系的工具，身居要职，前后近二十年，十分自然地成了新桂系军阀中一个重要成员。

安徽省府迁至六安以后，内部作了局部改组，仅更动民政厅长和秘书长，其余仍旧。有章乃器者，随同李宗仁来六安，被任为省府委员，因旧秘书长辞职，遂派章代理秘书长，我以民政厅长代理主席，财政厅长为杨绵仲，教育厅长为杨廉，建设厅长为刘贻燕。省府会议认为皖南已划归第三战区，又有长江阻隔，管理不便，遂决议设立皖南行署，并派省府委员戴戟任行署主任。戴原籍皖南，以他任皖南行署主任，人地比较相宜。皖省计有六十三县（皖北四十县，皖南二十三县），当时除已沦陷的县份外，尚有三分之二的县份在省政府管辖之下，政令尚可通行。

抗战军兴，国民党各派系和地方势力纷起活动。其中亦有少数爱国人士；但大多数都以本身利益为前提，互相排斥，明争暗斗，周旋应付，煞费苦心。李宗仁以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主席。在安徽境内的广西军队，还有两个集团军总司令，对于政治也各怀野心：一个是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驻寿县；一个是二十-集团军廖磊，驻合肥。最明显的是李品仙，当皖省府改组时，曾公开要求作省府委员代理主席。李宗仁、白崇禧因我是皖人，故调我为民政厅长代理主席。这种内幕情形，我起初是不知道的，后来竟成为种种困难的主要原因。

为了发动民众配合军队抗战，第五战区曾经在徐州组织了一个“动员委员会”。皖省府改组后，李宗仁即在六安组成“安徽省动员委员会”。委员人选，来自多方面。第一次会议，推举我为主任委员，并由我就委员中推出章乃器为秘书，其他如常恒芳、光明甫、沈子修、朱蕴山、朱子帆等都是委员。动员委员会中，有不少进步人士，而省党部则多是C.C分子，因而会、部之间矛盾重重，形成对立。

安徽省府的改组，名义上既是为了配合抗战，那么随着战事的发展，必然有一些“新政”设施。首先是军政干部人员的开始训练。在六安北大营设立一所“军政基层干部人员训练班”，由我兼班主任。参加受训的军事干部，多是保安团队初级干部和军士，政治干部多是青年学生，训练期满后，派当乡村干部。每期训练人数约三千人。此外，省府各部门的行政人员，也施行军训。

安徽保安处原辖有保安团六个团，在上海战事紧张时，因前线士兵伤亡众多，奉伪中央电令，以安徽保安团全部开沪补充前线缺额。以后，我复由各县地方自卫队中抽选士兵，补足保安团队。

省政府改组后不久，奉伪中央命令，成立了“安徽省军管区司令部”，办理兵役事宜，由省主席兼任司令，我为副司令。司令部成立后，即筹设“兵役人员训练班”，以训练干部，办理兵役业务，此为抗日时期安徽设立征兵机构的开始。由于办理不善，弊窦丛生，滋事扰民，莫此为甚。

随着抗战俱来的困难，不一而足。津浦铁路南段在皖境内者，多被日寇侵占，难民纷纷向省府所在地六安奔集。民政厅乃在六安设立难民收容所(原注：当时难民收容所收留的所谓“难民”，大部分为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家属，劳动人民是很少的。——编者)，办理收容事宜。以后越来越多，遂分散安置于各乡村。儿童则交伪中央在六安设立的保育院教养，并陆续向后方输送。有一次，输送难童的大卡车，在湘桂交界处过渡黄沙河时，因司机失慎，连人带车翻坠水中，全车儿童同罹惨劫。迄今思之，犹有余痛!

抗战形势愈逼愈紧。我就职之后，即于颖、亳、寿一带（皖北各县）开始武装民众，以配合正规军作战。皖北各县人民素有“淮上健儿”之称，抗日情绪颇高，即使编组十万武装部队，亦有可能。惟民生憔悴，饷糈[xǔ]不易供给。我斟酌情况，除各县原有自卫队外，决定大县编组一大队（三个中队为一大队），中县编组两中队，小县编组一中队。武器兵饷均由各县自给，但须县府负责统筹。当时安徽抗日自卫军共成立五路，石寅生、岳相如、余亚农、宋邦翰、张节分任各路司令（以后有更动），五战区长官部委我兼任安徽抗日自卫军总司令。为了节省经费，我决定以全省保安司令部的机构和人员兼办自卫军业务。

台儿庄战役后数月，敌寇增调部队，向徐州发动大规模攻势，我军不支，阵地向后转移。李宗仁退至阜阳，召廖磊、李品仙和我前去开会，商讨今后行动。我以在六安暂维政局，任务艰巨，现既告一段落，遂婉言辞职，仍愿回军队服务。并对李宗仁说：“我虽辞职，但仍负责将省府全部迁至‘立煌’，俟安排妥当后，再离开省府。”

斯时，前线军队纷纷向后撤退，敌寇亦渐向六安进逼。我回六安后，遂命令省政府各厅、处向“立煌”迁移。省府经过苏家埠，到了麻埠（距六安四十五公里），暂住一日。此日发生一件惊人的事故，即随省府行动的一个特务营忽然叛变。这时章乃器已任财政厅长。他跑来对我说：“听说叛兵要抢银行，又要找财政厅要钱。”我安慰他说：“一切由我负责，你不必惊慌。”特务营直属于保安处，担任省府警卫勤务，故随省府行动。此次叛变，系因新任营长杨毅生要点名发饷，第三连空额多，连长（姓名已遗忘了）怕点名，遽然跑到营部行凶，枪杀了杨营长。这时，正值全营官兵早晨出发，该连长即胁追各连随同叛变，谓：“营长打死了，大家都要遭到省府处分。”官兵莫明其妙，相率出走。我得消息后，立即派员分头前往晓谕官兵：“除第三连连长一人外，余均无罪，速回省府勿误。”各官兵正在傍徨疑惧之中，听了我的传谕，遂相率归来，只第三连连长及一号兵畏罪逃亡。

省府迁至“立煌”后，我即电老河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报告李宗仁，并继续申请辞职。李回电准我仍回四十八军任军长原职，省府职务暂交秘书长朱佛定代理。我所以辞职,有三个原因：1.省府及保安司令部人事复杂，我系代理主席，无权调整，办事掣肘；2.大别山区系军事区域，没有直接掌握兵力，政令难以推行；3.日寇正调动军队进攻武汉，我原系四十八军军长，自以回任为宜。

朱佛定以秘书长代理省政，为时短促，不过维持现状而已。

省府迁至“立煌”后，六安县治不久也沦陷了。战事日益紧张,日寇西向武汉进攻，第二十一集团军奉命参加武汉会战。第四十八军和第七军均隶属二十一集团军。这时四十八军司令部已转至麻埠（六安县属），军部派队来接，我即随往麻埠就职。所辖三师，即贺维珍的一百七十二师，张光玮的一百七十四师，区寿年的一百七十六师。四十八军在桂林时我任军参谋长，在上海抗战时我任副军长，现来麻埠任军长，已是三出三进了。

在麻埠驻扎不久，便奉命开往潜山、太湖、宿松和湖北黄梅一带，与来自南京向武汉进攻的日寇作战，以阻其前进。及至广济，便进入防御阵地，参加保卫武汉大会战。如以兵数对比，在上海作战时是五对一，武汉会战时是三对一，我军人数均超过日寇。但由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在指挥作战、武器装备以及士兵训练等方面，均较敌军相差甚远，故终无法阻遏日寇凶锋，武汉仍不免于沦陷。

一九三八年八月武汉失陷，第二十一集团军奉命留在敌后，以大别山区为根据地作“游击战”。于是第四十八军开回英山、霍山、六安一带驻扎，后来陆续扩展至十余县，军部设在英、霍山间的深沟铺。第七军则分布于鄂东黄安、麻城、罗田、黄岗一带,军部设在滕家堡。其时，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亦驻在英山县城。日寇探知我军留置武汉后方，以大别山区为根据地，处在南京、汉口之间，认为是心腹之患，乃派遣劲旅深入山区扫荡。经罗田，七军避而不击（第七军军长张淦），日寇即进攻英山，二十一集团军总部遂转移至“立煌”（这时总司令廖磊已被任命兼任伪安微省主席）。仓猝之间，弹药未及运走，概行焚毁。廖磊由“立煌”给我电话，谓日寇已至英山，仍继续前进，着速派队迎击。斯时，一百七十六师师长区寿年驻霍山，一百三十八师师长莫德宏驻麻埠（四十八军原辖一百七十二、一百七十四、一百七十六三个师。武汉会后，三十一军军长韦云淞将一百七十二、一百七十四两师带回广西(原注：注[1)见正文后面“附载”“关于订正部分”（下同）查：当时一百七十二师留在大别山，韦带去的是一百七十三师和一百七十四师两师，系带到鸡公山、随县-带编入八十四军。韦云淞后又带回广西的是一百三十一师、一百三十五师、一百八十八师三个师师部的军官佐，并没有部队。)，在桂林布防，改以一百三十八师归四十八军指挥）。我立即派一百七十六师丘清英旅赶往迎击，丘旅遇日寇于英山河池镇，激战一昼夜，次日拂晓，我军另派部队迁迥至敌后，敌始后退。

武汉会战后，廖磊和李品仙两总司令争夺安徽省主席甚烈，廖以白崇禧的支持而获胜，李遂率十一集团军往襄、樊一带布防，并兼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还有一个副司令长官是孙连仲）。

廖、李原在唐生智军中同事，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唐生智被李宗仁击败，部队改编，廖、李皆归附新桂系，升任军长。廖性急躁，李阴险，两人素有矛盾，形同水火，各立门户；幸各当一面，表面上尚可相安。抗战期间，广西军队的军需大权操于总部。廖任总司令时，军队节余的兵饷，多缴归广西增购军火；李则贪财好利，军中节余尽入私囊。廖常以此攻讦之。廖来“立煌”就任省主席，我辞民政厅长，仍留任省府委员，平时省政会议，照常出席。这时，陈良佐任民政厅长，章乃器任财政厅长，方治任教育厅长，蔡公望任建设厅长。省府人事主要分为两派，互相斗争，极为尖锐。

军部到了深沟铺后，官兵多发生疟疾，我亦疟疾大发。病尚未愈，廖磊命我率部队两团，往皖北各沦陷地区，代表省府“宣抚民众”。我自六安出发，经寿县、颖上至阜阳。适第五路抗日自卫军司令余亚农由“立煌”回防，行至三河尖，被一广西籍的游击司令扣押，并劫去饷银。我了解情况后，即派一个广西籍的参谋前往接护余亚农来阜阳，仍令回亳州任自卫军司令原职。我由阜阳巡视太和、毫县、蒙城、涡阳、怀远、颖上诸县，经正阳关到霍丘。这些地方沦陷以后，残破情景，触目惊心。

最突出的是淮北大水，人民惨罹浩劫。一般民众都以为黄河决口是敌寇所为，因而增强了对敌寇的仇恨。哪知事实上是蒋介石在撤军时下令在花园口决黄所致！平畴千里，一片汪洋，人民的生命、田庐、牲畜，损失不可胜计，所受灾难，胜于敌寇的劫杀。我初亦无所知，此时身临其境，瞥见遍地大水，到处都是灾民，才知淮北人民所受苦难的深重。

安徽抗日自卫军，是省府在六安时期成立的。武汉会战后，白崇禧欲就此基础加以整编，改为“游击”部队，以便掌握利用，嘱我主持。我因不愿离开正规军，婉言辞谢，遂由廖磊负责。廖以自卫军全系安徽土著民兵，深恐同他们同床异梦，不利于自己对皖省的统治，遂由桂省调来许多绿林出身或弁护出身的军官，担任“游击”司令，分驻在大别山外围地区，原有自卫军各司令及各级人员全部更换。自卫军本身带有地方性，枪支亦多私有，一旦人事变动，军心涣散，新委司令又不善于掌握，遂不免骚扰地方。嗣因各县长相继向省府反映，都不愿负担经费，廖磊病故后，遂由省务会议决定，撤销游击部队组织，所有士兵及枪支仍分别交还地方，编为县自卫队。

安徽省，中隔长江，有皖北、皖南之分。抗战不久，长江航运为日寇所控制，常有敌舰往来巡查，交通梗阻，省政管理极感不便。省府决定，设立渡江管理机构，附有少数武装维护南北交通。每当夜晚，乘敌不备，派船渡江，主要得力于民众帮助，往返尚为便利。

廖磊担任省府主席，时间很短，一九三九年冬，患脑溢血症死去。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老河口，闻廖病故，急电调我代理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务，省政则由民政厅长暂行代理。一九四〇年一月，李品仙来“立煌”，就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及安徽省主席之职，带来一批湘籍人员，作为骨干。因第二十一集团军全系广西官兵，他省人不易插入。遂多安插在党、政方面，其重要人物有苏民、杨绩荪等。安徽党、政双方，过去常有磨擦，伪中央为利用李品仙起见，派他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于是安徽党、政、军大权遂操于李品仙一人之手。

李品仙发表为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我亦同时被任为副总司令，住总部（在“立煌”）。第四十八军军长由一百七十六师师长区寿年继任。为了培养新爪牙，李颇注意政治干部的训练。省府干训班，由李自兼班主任。总部方面有一个第五战区训练分团（每战区都有训练团，第五战区训练团设在老河口，“立煌”设分团），抽调各军军官前来受训，每期为三个月。

一九四O年冬季，我以大别山防区安谧，为视察部队整训成绩和社会情况，曾出勤一次，自“立煌”出发经外围各县巡视一周，如岳西、霍山、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宿松、罗田、黄岗、麻城、黄安、固始、商城、霍丘、六安计十五县，行程千余里，历时两阅月。深深感觉到在抗战初期，军队仍能按月发饷，物价比较稳定，前途似尚有可为。以后贪官奸商，囤积居奇，上下下交征，“法币”贬值，物资缺乏，民困日甚，社会生机就完全被窒息了。

一九四一年春以后，李品仙自觉人事布置差不多了，防区亦尚安宁，他的贪污本性就日渐暴露出来了。在一次闲谈中，他对我说：“到了抗日胜利后，政治走上轨道，即不能乱搞钱了。”从这年起，省府各机构人员逐渐加多，开支日繁，捐税亦随之增加，李品仙在一次省务会议上，公然说：“现在非省刑罚、薄赋敛的时候。”于是政治风气日益败坏，上行下效，聚敛成风。“立煌”设有贸易机构，以罗园仙为局长（罗系湖南人，原为李之经理处长），专门经营商业，与民争利。所有大别山区出产的桐油、木、竹、茶、麻、生漆、茯苓、猪鬃等等，概行统制，垄断对外贸易，民间收藏，则为犯法。市上日用商品收买一空，然后再高价售出。是年下半年，物价陡涨，货币贬值，军民生活皆受影响。李品仙托言这是全国性的，为抗战时期必然的现象，不是大别山一地如此。此种风气渐渐影响到军队中，士气遂日益衰落，军中常有人怨愤地说：“我们来抗战，难道是为了掩护你们做生意发财的吗？”

李品仙过去所搜刮的财富，大部分存放在香港，日本人占领香港后，颇有损失。李遂在安徽加紧捞取，以为补偿。我想这是李品仙失之东隅取之桑榆的逻辑吧！有广西友人从后方到“立煌”，说李品仙以前驻寿县时，曾盗掘楚王坟墓，劫走许多宝物及墓中大批阴沉木材，先运广西，又转运香港。李之盗窃行为，真可谓心劳日拙！

一九四一年一月，我在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看到有关皖南一带的新四军渡江北移的伪军事委员会通令。当时皖南隶属第三战区，伪司令长官顾祝同驻上饶。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奉命率军北移，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预先布置各军的突然包围袭击，以致叶挺被俘，项英遇难，部分士兵突围渡江。伪军委会反下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我当时在思想认识上，只觉得国共合作抗日，中途发生“阋[xì]墙”，岂不妨碍团结御侮？却不知这是蒋介石阴谋投敌卖国所造成的又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二年夏季，我赴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的老河口开会。抗战时期，每战区都设有作战人员训练班，受训人员多是各军、师中级军官，每期三个月结业，由司令长官兼班主任，各集团军总司令或副总司令担任副主任。这一期作战班，我为副主任，住班专任其事。结业后，我又带二十一集团军在作战班受训的人员赴南漳县三十三集团军参观（总司令冯治安）。其时，蒋介石到西安召集各集团军总司令开军事会议，李宗仁因我在老河口,拟派我前往。适白崇禧来老河口，又改派李品仙前往，叫我仍回“立煌”坐镇。我虽有怀疑，但不知他们的闷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我转回“立煌”，李品仙往西安，我又代理总司令。李品仙开会后，回广西一次，约五个月之久。在这期间，“立煌”被敌寇攻陷，惨罹浩劫。

李品仙利用政权，植党行私，凡是他认为“异已”的人，皆在被排挤之列，对我亦不例外。为了排挤我，他和李、白商定，将我与刘和鼎对调。刘亦皖人，系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三十九军军长。于是刘率三十九军来到大别山区，接防八十四军防地。军部住滕家堡，莫树杰（八十四军军长）率八十四军开赴老河口驻防。我回“立煌”后，以将去之身，代理着总司令的职务；第七军军长张淦已先李品仙请假回广西去了，副军长程树芬调任鄂东游击总指挥，军中无人主持；三十九军又是初来接防。此时如果日寇突然向“立煌”进攻，各军各师是否效命？我能否指挥如意？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今天回忆往事，他们哪里有丝毫抗战的思想，无非是拥兵割据而已！

“立煌”沦陷，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先是日寇侵华军总司令烟畯[jùn]六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汉口日寇司令攻田冢参与会议后回汉，飞经大别山区（黄梅、宿松一带），我军高射炮队正在演习，瞥见有敌机飞经上空，瞄准射击，凑巧一炮命中，敌机被焚，堕入深山，当时因日暮亦未搜获。汉口日寇以攻田冢飞机未返，又听说有一架飞机被我方击落，当即派遣部队进入大别山区，分头寻觅，时经数日，始在黄梅山中寻获攻田冢死尸，拟即转回汉口（据鄂东游击部队报告如此）。我鄂东防区部队，对此进入山区的敌寇，始终避战，不发一枪，启寇轻视，敌寇遂乘机增派部队进犯“立煌”，图谋报复。敌寇进犯的路线，是由鄂东方面经过黄岗、罗田一带前来。总部接到情报后，即令三十九军迎击。但他们新来接防，为了保全实力，处处避战。我即以电话找刘和鼎讲话，孰料他的军部已离开滕家堡了。鄂东门户既已洞开，敌寇遂肆无忌惮，深入山区，经僧塔寺要隘进到英山地带。我即电令苏祖馨（四十八军军长）速派队迎击，仍令刘和鼎军随敌后追袭，以收夹击之效。苏祖馨见敌来势甚猛，未战而退，于是敌寇遂直向“立煌”进攻。我以总部无总预备队，急电李宗仁速派八十四军回救“立煌”。在长官部方面，初以敌寇由汉口出动，恐其进犯襄、樊，特派八十四军在平汉铁路西北布防。嗣知“立煌”情况危急，乃调八十四军赶援“立煌”，但已缓不济急。我虽严令刘、苏两军积极抄袭敌后，牵制前进，无如他们畏敌如虎，不敢交战。我指挥不灵，只得派总部特务营和驻古碑冲的战干团（都是各军、师的初级军官）到迎春岭布防，以阻击来敌。这时“立煌”人心惶惶，惟视我一人的行动为转移，尤其是省府一般人员，急得走投无路，最后乃决定暂时避往霍丘。敌犯迎春岭，利用大炮集中射击，数小时后，特务营不支后退。参谋长陆荫楫早就想走，这时更追不及待。适一百三十八师旅长粟廷勋奉到总部命令，率两个团来援(附修订查：当时粟廷勋是一百七十三师师长，该师原驻“立煌”南庄畈。)，我就命他担任“立煌”警备司令，迎击来犯之敌。粟有惧色，我乃陪他在总部等待他的部队全部来到，粟仍打算溜走。黄昏后，敌人大队虽未到达，而“立煌”到处起火，秩序紊乱，一般僚属一定要走。陆参谋长拟定计划，退往叶家集。他认为该集通向老河口，联络后方运输线必循此道。我坚不同意，主张暂离“立煌”，仍要准备收复。陆对我冷笑。

我主意已定，不顾陆的反对，率领总部人员由响山寺后面的小径径赴鹅毛龄。山路崎岖，黑夜行动尤多困难。我前因巡视部队堕马，腿伤未愈，是晚经过狭路，又误堕深坑，步履更感痛苦。力疾行至鹅毛岭，已距“立煌”数十里，露宿山上，随我同行的人，除少数参谋副官外，还有特务营的一个手枪连。连长是个青年军官，他原在部队当排长，因在战干团受训成绩优良，我特提升他为特务营连长，此次沿途警卫深为得力。次早，我们翻山行走约半小时后，日寇即来此搜山。我们行至第七军军部所在地的独山镇，我即以电话同驻六安的一百七十二师师长钟柱南讲话，叫他除留少数部队在前线对敌警戒外，即率全师来独山随我反攻“立煌”。钟云：“合肥方面的敌寇，亦蠢蠢欲动，若进犯六安，归谁负责！”我即肯定告诉他说：“完全由我负责。即使六安失守，也要等待“立煌”收复后，再回师收复六安，此时要先救护首脑，不可违误。”钟师遵令开来独山，我即督队起行。同日，我在七军军部亲拟一个火急电报致三十九军刘军长、四十八军苏军长、第七军张军长、八十四军莫军长，告以“决心对敌寇反攻，收复‘立煌’，仰各军立派得力部队进攻，我已督率一百七十二师即晚向‘立煌’前进，如各军作战不力，各军长应按照抗战连坐法的军律惩处，除电军委会及长官部备案外，特电遵照”云云。

我们反攻“立煌”，与出走时的路线不同，此行须经过茅坪和迎春岭等处。茅坪距“立煌”四十五里，只有三、五家茅屋孤立在沙滩上。我经过其处，忽见有数十人裸体挺卧在地下，近视之，皆被刺刀戳死，惨不忍睹。听说这些人都系兵役机构由外县征集来的壮丁，送往军队补充兵额，前晚行经茅坪，投宿于此。适日寇经过，恐他们逃回“立煌”报信，不愿放枪使人闻知，遂一一以刺刀戳死，死状极惨，见之下泪。目睹日寇之残暴，益增我战士之愤恨。一百七十二师到达“立煌”附近，据报日寇进占“立煌”后，无意久据，已于前夜集队向叶家集方向退走。后来听说八十四军正由叶家集来援“立煌”(附修订查：八十四军援“立煌”的路线，系由商城经苏仙石。)，莫军长探知日寇由“立煌”退出，向叶家集而来，竟避战退回固始县，使日寇得以从容退去，令人愤懑。此次日寇轻率深入大别山，若各军能听命令，努力作战，在日寇进攻“立煌”和退走时，完全可能将其全部歼灭。无如将领都缺乏抗战的决心，一意避敌，坐失良机，使敌从容来去，如入无人之境。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必然结果！日寇到“立煌”，放火焚毁街市房屋，省府及总部亦均化为灰烬，公私财产的损失无法估计。此为一九四三年年初之事(原注：关于日寇深入大别山，请参看本辑另两篇有关“立煌”沦陷的纪事。——编者)。

当大别山军事紧张时，李品仙由广西到达皖南，他不敢过江，竟绕道宜昌上游回来。“立煌”收复不久，接到李宗仁电令，由二十一集团军派一参观团前往西安参观和考察胡宗南军队的训练情况，并指定我为团长，限期到达西安。此事由军训部长白崇禧主办，特派步兵监杨正治率领必要人员前往检阅。白耳闻胡治军之名，抓住机会，电告驻安徽二十一集团军及广西夏威集团军各派参观团同往西安考察，借资改进桂军的训练。我们组成的考察团，岁暮踏雪登程，到商城与李品仙相遇，我即将“立煌”失守情况告诉他。我们步行到洛阳，乘陇海铁路火车抵西安，军训部及广西参观人员尚未到达，胡宗南表示可先参观。我们就先到王曲和灞桥两地，参观军校和军队（军长张卓）步、炮各兵种的操练以及对空、对坦克作战的表演，其方法多采用日本步兵专门学校的教练规范。此后又参观风陵渡的防御工事（黄河对岸即是敌寇）。我们共参观三天，总的印象是：虽然形式上是整齐的，但因抗战以来胡部从未与敌寇接触过，没有丝毫表现，战斗精神究竟如何，那只有天知道了。胡宗南坐享高位，在当时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个谜。据闻其军中重要军职及快速升级必须具备“黄、陆、浙、一”四种资格，即：黄埔军校、陆大毕业，籍贯浙江及第一军（原胡所部）出身。由此可以想见其治军的精神和目的了。参观毕，我们按预定程序，由西安赴汉中，参观军官分校，然后转往重庆。到重庆后，由副军长漆道征率领团员回皖，我则暂时留下。

李品仙在安徽非法聚敛，臭名远扬，并纵容部属，贪污作恶，无所不为。当时民间传说，“广西人来安微：一要升官，二要发财，三要女人，四要安徽人民说广西人好。”安徽人民个个怨恨，敢怒而不敢言，因而引起了旅外皖人的反李运动。当时重庆各大学和专科学校的皖籍学生，集队到市区游行，喊口号、贴标语，要打倒李品仙。时李宗仁仍驻老河口，亦早有所闻，曾派其秘书（六安人）调查李在皖的情况。某秘书汇集调查资料转报李宗仁，李即亲来皖省考察(附修订查：一九四三年五月下旬，李宗仁来皖，是应李品仙去电邀请而来的。当时，“立煌”在一度沦陷之后，李品仙处境困难，特别是二十一集团军内部不团结，更使李品仙毫无办法。李品仙邀请李宗仁来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不团结问题。邀请李宗仁电稿，是王孝楚代起的。李宗仁部下，只有一个周范文是六安人。当时任李的上校参议，不是秘书。李宗仁来皖，周随李前来，事前周没有到过大别山，所谓“调查李在皖的情况”，不是事实。)。李品仙恶迹昭著，李亦无法代为辩解。时在皖政界的桂籍人员，多与李品仙沆瀣一气，民政厅长韦永成乃其尤者。韦系李宗仁的亲戚，他们伙同包围李宗仁，谓如不支持李品仙，则皖省地盘便为他人夺去。并勾结皖省二三劣绅，扬言攻讦李在安徽贪污者，多系在政治上失意或另有企图的人。李宗仁借此转圜，召集“立煌”军政人员开会讲话，为李品仙撑腰，使皖人非常失望。从此李品仙更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

抗战时期，各地区的管辖区域，常因抗战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后来五战区取消，李宗仁调任西安行营主任(附修正查：系汉中行营主任之误。)，指挥一、六两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所在大别山区，则扩大范围，北至平汉铁路(原注：可能系陇海铁路之误。——编者)，南至长江，西至汉口，东至海州，称为第十战区，以李品仙为战区司令长官。既划为一个独立战区，李更可横行无忌了。

我因不愿就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之职，遂申请调任伪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并请入陆大将官班甲级第三期学习去了。

抗日胜利后，安徽省府由“立煌”迁至合肥，从此合肥成为省会。我在抗日胜利的次年，由重庆回合肥，见合肥街市新开了一条马路，仅省府和主席私邸有电灯，商店和居民仍用油灯，更没有自来水，什么建设都谈不上。抗战复员后，伪中央成立国防部，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我由合肥转往南京，在国防部任高级参谋。

伪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以后，各大、专皖籍学生又集队游行，进行倒李（品仙）运动。李见此情形甚为恐慌，不似以往在“立煌”时期对于舆论之无动于衷了。李于是派人往南京分头活动，企图实现釜底抽薪之计。这场风波闹了许久，未能平息。

后夏威由广西调来安徽就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并兼任皖北绥靖主任(附修正查：抗战胜利后不久，在蚌埠成立第八绥靖区，以夏威为第八绥靖区司令部司令官。第八绥靖区司令部，即由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改组而成。所有原第二十一集团军的部队均归第八绥靖区司今部指挥。)，驻蚌埠。他在蚌召开绥靖会议，省府派民政厅长黄同仇（桂籍）代表出席。夏提出一个提案，黄同仇认为侵犯省府职权，与夏有所争执，夏深为不满，于是李、夏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白崇禧祖护夏威，遂改组安徽省政府。

一九四八年夏季，伪安徽省政府改组，夏威任主席。不久,夏约我帮忙，我乃前往合肥，就任省府委员，并兼皖南行署主任。行署原设在屯溪，工作人员由省府各厅及保安司令部抽调，约两百人，内分秘书、政务、警保三处，办理行政业务。

夏威接任之始，解放战争正在徐州进行，及至宿县解放，安徽亦受到重大压力。夏来安徽，省府所用之人，大多是旧时人员，并无新的设施。又因他不熟悉皖省政情，多受部属蒙蔽。到任未久，即发表一大批县长，计十七人，都系桂籍。内有十四人曾在李品仙任内当过县长，或不称职，或贪污失职，此次又委为皖南各县县长，舆论大哗。县长的任用，为社会观瞻所系，而夏完全听其秘书长黄绍耿支配。黄曾任皖南行署主任，声名狼籍不堪，这批新县长多奔走夤缘于黄之门下，得到黄的推荐。夏威此举，大失人心，同时也暴露了军阀政治的反动本质。

徐州解放，蚌埠一线亦岌岌可危。合肥密迩[mì ěr，靠近]蚌蚌，人心极不安定，省府乃迁往安庆。二十一集团军渐次撤走，多向江西省境移动，只留吴中坚一师在安庆。月余后，皖北各县相继解放。此时夏常到汉口与白崇禧会商军事（这时白己由国防部长调来汉口主持军事）。时局紧张，省府内部桂、皖两派之争亦烈，最突出的是张宗良任建设厅长时。张系三青团的重要干部，有陈诚作靠山，因而与夏威常有冲突。

广西军队既退出安徽，皖北各县又相继解放，夏威遂急急求去。李宗仁征得各方的同意，决以我担任主席。我在皖南行署接到夏威自汉口来电，邀我赴汉。我即乘汽车经祁门、景德镇至南昌，转火车至九江，和徐启明（广西将领）晤面，才明了此行内容。抵汉后和夏威见面，谈到安徽省府改组之事，我即推辞，认为目前局面非我所能为力，并以六安往事为鉴。是时白崇禧已赴南京，夏遂和我乘飞机赴南京，见着李宗仁（白又已回汉），提及皖事，我仍表示犹豫。这时李已当选为伪副总统，以团体利害关系，劝我勉为其难。李是我多年的长官，待我不错；更重要的是，由于我的反动阶级立场，维持那个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也是我们共同的利益所在。这样，我就没有坚决辞谢。因而我以一个安徽人自始自终做了新桂系统治安徽人民的主要工具。

一九四九年春天，伪安徽省政府改组，伪国民政府任命我为主席，朱子帆为秘书长，张威遐为民政厅长，杨中明为财政厅长，柯育甫为教育厅长，巫瀛洲为建设厅长，在屯溪就职。伪省府已先由安庆迁来屯溪，在黎阳一个中学校内开始办公。这时,皖北四十县已全部解放，尚未解放的只剩皖南二十三个县了。

夏威在合肥时，将保安团队编组为三个旅，不久又改称为师，以保安副司令张湖泽为军长。当广西军队退出安徽时，保安团队亦随之调离皖境，军官多已调换桂籍人员，皖籍士兵不愿远离乡土，多有逃亡。皖北仓库粮食，在他撤退时运走了。田粮处长（姓陈）弃职潜逃，不办交代。地方财政早在李品仙时搜括一空。我接任后，各主管部门相继报告兵、财、粮三缺，环境极端困难，每月省府开支，大部靠伪中央补助，仅能维持现状。

徐州解放不久，北京也和平解放，解放大军南下，直抵杨子江边，势如破竹。国民党的守江军队如惊弓之鸟，纷纷溃逃。刘汝明所部多经过皖南退走，纪律极坏，到处骚扰，人心惊慌。地方人士要我在屯溪维持治安，我只好留下来不走，以维持即将破灭的反动统治秩序。解放军行动迅速，又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到我打算出走时，已来不及了。从此安徽省人民获得了解放，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亦永远结束。

资料来源：

《安徽文史资料》第一辑(197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