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求贤若渴，对人才的重用令人叹为观止，正因为如此东方列国人才才如过江之鲫奔赴秦国，对秦国崛起和统一天下功莫大焉。
早在秦穆公时期，秦国就因穆公“亲士急贤”而出现了“众贤厚国”的局面。从商鞅变法起，秦国开始建立一套完整的以能力和贡献为核心的人才激励政策和行动机制。最重要的是军功授爵制，英雄不问出身，国别、年龄、民族、贫富、贵贱、职业等皆不是问题和门槛，只要肯于为秦国效力，一切都不设限，都给其一方舞台，让其淋漓尽致地施展才华，变相马为赛马，能获取多大的功名利禄，全凭你的本事和累功，真正做到了有能力和贡献，就有相应的地位和物质回报。而这一切都可以量化，透明真实，没有猫腻，让人心服口服，无法抱怨。秦廷满朝文武和诸生，没有关系型、安置型、照顾型、忽悠型、平庸型、裙带型者，健康而有序的社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使秦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秦国君臣具有国际视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春秋战国时代，绝大多数诸子百家代表人物，如道家老子、法家商鞅、纵横家张仪和范雎、墨家相里勤、兵家尉缭子、杂家吕不韦、计然家蔡泽，皆纷纷入秦助其平定天下。
据统计，从秦惠文王四年（公元前334年）秦国设立丞相一职开始，直到秦二世亡国长达一百余年时间中，有24人担任过丞相，其中16人都是客卿。而从秦穆公开始到秦始皇统一天下这段时间中，秦军对外作战总数约为130次，除去国君亲自率兵和没有记载的情况外，留下统帅名字的80次战争中，有56次战争的统帅是客卿担任的。
主要客卿情况如下：百里奚原是虞国人，晋献公灭虞国时被俘，是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秦穆公为成就霸业，费尽心思用五张羊皮从楚国赎回曾为虞国大夫、后晋灭虞作为晋国君女儿陪嫁的奴仆百里奚。穆公重用百里奚，百里奚又成功举荐蹇叔，使之成为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肱股之臣。
由余是晋国人，后晋国内乱流落戎地，是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秦穆公时秦国势日炽，戎王派遣由余到秦国考察，在秦国由余高谈阔论为政之道，秦穆公甚为折服。史记载，穆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 离间计使戎王对由余产生了猜忌之心，由余被逼无奈投奔秦国，秦穆公用由余之谋，一举打垮了为患多年的西戎。
商鞅是魏国人，在魏国不受重用，闻秦孝公招贤令，怀功利之心入秦变法，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秦孝公即位后，认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放言“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以“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商鞅入秦游说孝公，被委以改革重任。商鞅变法，厉行法治，鼓励农战，实行军功爵制，对秦国旧俗旧礼旧法进行彻底改造，使秦国迅速国富兵强，对秦国统一天下功莫大焉。
张仪是魏国人，后为秦相，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纵横家。他以智慧和口才著称，善于运用外交手段和谋略，为秦国在战国纷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张仪出使游说各诸侯国，以“横”破“纵”，使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张仪也因此被秦王封为武信君。
范雎是魏国人，秦昭襄王时期入秦，为秦相，著名政治家、谋略家。他游说秦昭襄王，贡献了“远交近攻”策略，结束了魏冉家族专政，在长平之战中行反间计于赵国，使赵国不用廉颇而用赵括，为白起率秦军尽杀45万赵军创造了条件。
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战国末年卫国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后为秦相国。吕不韦当政十二年期间，侵占了韩、魏、赵的大片土地，大败赵、楚、魏、韩、燕五国联军。吕不韦组织宾客著《吕氏春秋》，为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政治理论准备。吕思勉先生说，吕不韦“实秦并天下之首功矣”。
尉缭原称为缭，魏国大梁人，是兵家代表人物，入秦为国尉。从秦始皇时代统一战争的过程看，尉缭的军事思想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也大大加速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比如，重用良将，用离间计瓦解合纵、铲除敌将，没有大规模坑杀降卒，以和平方式占领齐国，严肃军纪等，都贯穿于秦始皇后期统一战争的过程之中。
李斯原楚国上蔡人，法家代表人物，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李斯的主要贡献是，力主秦国实行郡县制、李斯定法、书同文等，但李斯苟合赵高，酿成沙丘之变，是秦二世而亡的重要推手。
这么多诸子百家代表人物纷纷入秦擘画统一天下，论大家，唯一缺少儒家，何也？《史记》评价儒家：“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以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不能易也。儒家那一套博杂繁复，有用的根本性的东西就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其余的都没有用，让人皓发穷经，却无益于建功立业。这反映了司马迁对儒者的态度，也是秦国不待见孔子学说的因由。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出了儒家的处境： “天下争并于战国，儒术既绌焉。”千年后的少年王阳明更道出了孔孟之后，秦国不尚儒的缘由：儒者的大患就是不知用兵，仲尼有文采，但也有武备，那些章句之儒，只知粉饰太平，一旦遇事，束手无策，这是通儒之羞啊！其实，孔子自己也曾说过：“俎豆之事，则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东方列国人才不断流入秦国，是因为秦国废除世卿世禄血缘宗法制，实行无功不受禄的选任机制，给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干、获取功名利禄的广阔舞台。
秦国在荀子的眼中也是理想国。荀子在《强国篇》中描述他见到的秦国：“秦国边塞险峻，地势便利，山林茂密，河川纵横，土地丰腴，物产丰富，是天然形胜之国。入境观俗，百姓淳朴，声乐雅正，服饰素净，人人敬畏官府而十分顺从，保留着古圣贤治下的民风。到了官邑都府，役吏严整肃然，人人恭俭敦敬，忠诚尽职，没有不良陋习，宛如古之良吏。进入国都咸阳，士大夫忠于职守，出私门入公门，出公门入私门，不因私事行旁门左道，不拉帮结派，不朋党比周，为人办事无不明通而奉公，有古之士风。观察秦国的朝廷，其朝议有序，听决百事无所滞留，运转井然宛若无任之治，真像古代圣王治理的朝廷。可以说，秦四世取胜，并非一时侥幸，而是天时地利、政通人和之结果，是形势发展之必然。”
然而，东方列国的百姓却避秦不及，如韩国上党沦陷，上党韩民皆奔赵国；秦攻占的六国城邑，其民也常反秦，如南郡备警、郢陈叛乱等；新地逃亡者更是屡见不鲜。何也？
自商鞅变法至秦并天下的140余年，秦国法治日趋健全完善，“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秦国本土民众敬畏秦法，依法办事已成为习惯和传统。秦并天下后，秦始皇命李斯定法，统一全国法律，秦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秦法与原六国法律相比，法律条文繁杂，对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事无巨细，皆有清晰而明确的法律规定。因为秦本土有法治传统，人们日用而不觉，而六国法治建设滞后，对社会关系和国人的行为缺少严密的约束和规范，因此，初以秦法规范秦国新民（原六国之人），秦国新民自然觉得动则辄咎，摇手触禁，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觉得吃不消，活得压抑，有今不如昔之感喟。
秦并天下后，劳民甚烈。大秦帝国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修宫殿，造陵墓，筑长城，辟驰道，兴水利，劳民甚烈，仅防御匈奴，就“发天下丁男，以守河北，暴兵露师十有余年，……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东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秦二世时期，李斯献与胡亥并被采用的“督责之术”，更是严刑峻法。李斯认为，实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这样君主“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司马迁称之“阿顺苟合，严威酷刑”，极为贴切。秦二世行督责益严，对人民压榨严苛者就是“明吏”，杀人多者就是“忠臣”，弄得天怼人怨，百姓无处可逃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