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还捧着个破碗到处要饭的朱元璋，接受儿时伙伴汤和的邀请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义军。因为作战勇敢加上头脑灵活，25岁的小朱受到老郭的青睐，不但将其提拔为镇抚，还把养女马氏嫁给了他。

但不久之后义军内部因争权夺利发生分裂，深感失望的朱元璋从自己的700多名部下中挑选了徐达、汤和等24人出走定远，开始自己打天下。

这24个“天选之人”全是安徽人，其中16个还是朱老板的凤阳老乡。而在明朝开国之后，他们又有了一个更加响亮和著名的称号，那就是淮西二十四将。

如果把大明朝比作一家巨型公司，那么朱元璋就是创始人，淮西二十四将则是创业元老。而在他打下和州（今安徽和县）和攻占应天（今江苏南京）之间的这段时间内，又有李善长、常遇春、邓愈、冯国用等人来投，也算是加入了创业团队，可以拿到原始股。

大明立国后，朱老板自然得“分红”，然后创业团队成员理所当然的拿走了最大的红利。尤其是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远超那些等到朱元璋做大做强后才跑来投靠的后来者。

这些人，就是后来人口中的淮西勋贵。在洪武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淮西勋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与朱老板共享富贵，算是大明朝的半个主人。

余者，才是真正的臣子，或者叫打工人。

这两者间的差距有多大？可以拿傅友德举个例子。

老傅也是安徽人，只不过老家在相城（今安徽淮北），离凤阳有点远，差不多有300多里地。他年轻时因水灾逃难他乡，走投无路下投奔了李二领导的义军。后来李二战败，还是小傅的傅友德又认李喜喜当老大，随之投奔了刘福通。

至正十九年（1359年），李喜喜领导的青巾军被明玉珍击败。再次无家可归的傅友德想要投靠明玉珍，结果后者没看上这个无名小卒，无奈之下经过一番辗转，他最终被陈友谅所接纳。

这时候朱陈决战已经打响，奉命驻守小孤山（今安徽宿松境内）的傅友德在遭围攻下情知不敌，就拉着丁普郎一起降了朱老板，从此一心一意的为老朱家打天下。

可问题是，他来的有点太晚了。毕竟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从几年前的无名之辈成长为南方巨头之一，麾下兵多将广。所以傅友德想要建功立业、出人头地，就只能玩命了。

鄱阳湖之战，傅友德“以楼船犯其前锋，身被数创，战益力，杀数百人”，成为此战决胜、一举奠定朱家王霸基业的关键；战武昌，他“率万人先登，一鼓夺之，矢中面及胁下，镞出脑后不顾”；攻安陆，“身被九创”；伐北元，“帅敢死士五千骑追却之”，打得残元第一名将、曾让徐达罕见的遭受败绩的王保保“亟纳靴跣，一足踰帐，后出乘马遁去”；伐明夏，第N次“功居第一”；战云南，“功尤著焉”（以上均引自（《国朝献征录·卷六·颍国公傅友德传》））。

可以这么讲，明朝的开国功臣一大把，光是公、侯、伯这三个爵位就封了116人。但要单论功勋卓著，傅友德绝对能排进前十，甚至可进前五——在洪武三年（1370年）首封的开国六公爵中，常茂凭爹（常遇春）、冯胜靠哥（冯国用），要论实打实的功劳，显然都不如傅友德。

而要是论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替朱老板玩命，老傅更是妥妥的能进前三。

话说朱老板的手底下，从来不缺猛将，比如常遇春、李文忠、邓愈等。但能打是一回事，敢拼命则是另一回事，仗仗不落都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哪怕位高权重之后仍不改初衷，那就太难得了。

翻开傅友德的传记，几乎他参加的每一场战役，都留下过负伤甚至是反复负伤的记录。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这位无敌猛将在战场上的定位，每一次都毫不例外的不是“先登”，就是带敢死队。最狠的一回，傅友德面部中箭，还被扎了个对穿，箭头都从后脑勺冒出来了。

那也不管，只要没死，就是干。

就是这样既忠诚又能干的大将，在洪武三年朱老板的论功行赏中，只拿到了个颍川侯。而且在当时28个侯爵中，仅排行第21。直到十年后，可能是朱元璋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才又把他晋升为颖国公。

在洪武年间，能凭实打实的战功把自己的侯爵换成国公的，仅蓝玉和傅友德二人而已，汤和更多的还是靠老资格。

然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已经退休的傅友德突然被朱老板赐死，理由大概好像可能也许是在那琢磨过怎么跟蓝玉谋反。

傅友德被砍头时，肯定是十脸懵逼——就凭俺老傅这副熊样，还能搭上凉国公的山头？

有句话叫党外无党，DW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话套用在古今中外的任一时代都没问题，当然明朝也不例外。

甭管是放过牛、要过饭还是做过和尚、当过义军，等朱老板的屁股坐上那张象征着至高无上权力的宝座以后，他都是个如假包换的传统皇帝。所以在他的大明朝，尤其是那座紫禁城里，就必须也只能有一个党，那就是朱党。

谁说我不是，推出去砍了就好，多大点事。

但在朱党之内，山头林立，小团体丛生，就不是能以朱老板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了。

其中最大的两派，一个理所当然就是淮西派，另一个是浙东派。这两派的矛盾和斗争主要集中在文官圈子，焦点则是科举。话说朱老板的那帮安徽老乡，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所以在发达以后，他深知光靠这帮大老粗打天下没问题，治天下完全不靠谱，于是就重金聘请加连哄带吓的弄了帮真正有学问的学者、大儒来辅佐自己。又因为这些大多是前元进士的幕僚基本出自浙东，比如刘基（刘伯温）、宋濂等，大多目高于顶得连朱老板都不怎么看得上眼，又怎么会瞧得上就是个半吊子举人的李善长和连个秀才都考不上的胡惟庸？

而李善长和胡惟庸，又几乎是朱老板手底下最能拿得出手的文臣了。

一边是功劳大，另一边则是本事大，所以谁都瞧对方不顺眼，斗起来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而浙东派老谋深算，一开始就把主意打到科举上。毕竟刘基和宋濂在士林中的地位类似于祖师爷般的存在，多弄点徒子徒孙进来，靠人海战术淹也能淹死淮西的那帮粗胚。

结果洪武三年第一次开科举，录取的大都是帮嘴炮强者，做事就是废柴，让朱老板非常不满意。再加上李善长等淮西派在背后推波助澜，于是朱元璋一怒之下诏罢科举，而且这么一停，就是十年之久。

然而随后连续爆发了空印案和胡惟庸案，大把的官员丢了脑袋。这下朱老板无人可用，只好重开科举。尤其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连累死者达数万人，其中大多为官吏，逼得朱老板不得不在这一年的科举中一口气录取了472人，为终明一朝之最。但同时他也利用南北榜案，狠狠的警告和震慑了一肚子小心思的江南士人，确保科举是为老朱家选材，而非是党争的工具。

对付文官的PX，朱老板得心应手——把人都杀光了，还争个屁。

但要削平武将的山头，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不知道累死了老朱多少脑细胞。

明初开国武勋要是粗略的分下类大概有三，即淮西嫡系、巢湖水师和降将集团。而这三者间壁垒之分明，在洪武三年的功臣封爵中就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在这次封爵中，朱老板共册封了六国公、二十八侯和两个伯爵。其中六国公清一色都是淮西嫡系，二十八侯中排行前14位的依然是淮西嫡系，排第十五到第十八的是巢湖水师，剩下的位置才由降将占坑。

至于俩伯爵都是给文官的，一个淮西派的汪广洋，一个浙东派的刘基，不偏不倚。

朱老板这么搞排行，功劳、资历什么的固然是重要的依据，但也不乏明确大明朝武勋集团内部生态位的意思。

淮西嫡系的地位自无须提，巢湖水师则是大明朝开国期间“隐藏BOSS”般的存在。话说朱老板发家之后，马步军都不缺，唯独水师是短板。而当时的国内形势是蒙古人在北方打内战，反元义军则在南方打内战。同时南方的三大势力中，张士诚、陈友谅麾下的水军实力都颇为不俗，唯独朱元璋是个实打实的旱鸭子，一度连长江都过不去，要不怎么一开始就直嚷嚷“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不是不想直接莽，而是臣妾做不到啊！在水网密布的江南打仗，没有一支实力过硬的水师在手，就等于瘸了一条腿，只能抱头挨打，不猫在城池里猥琐发育，还能咋办？

而就在这时，作为一支独立义军的巢湖水师来投，对朱老板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这才有了跟陈友谅打鄱阳湖大战的底气。更何况人家也真卖力气，两大首领廖永安、俞廷玉全部战死。因此在开国后，老朱也投桃报李——战死的重要将领统统追赠国公，还活着的尽皆封侯，而且地位仅在淮西嫡系之后。

但对巢湖水师，朱老板心里是有疙瘩的。主要原因就是当年人家并非奔着他来的，而是冲着郭天叙（郭子兴之子）的面子，所以对其信任有限，疑心却不少。再者相较于传统的马步军，水师的独立性非常强。即便朱老板有心往巢湖水师掺沙子，往往也事倍功半。再加上旱鸭子出身的限制，使得他对水师本就存在偏见，所以对其愈发不待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剩下的就是降将了。但降将多了去了，也不是谁都能混上高位的，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就是必须降得早，等到天下形势已经明朗以后再颠颠的跑来舔朱老板的臭脚，还想混上高位，纯粹是想屁吃；其二是得有本钱，要么是带着大把的人马入伙的，要么就是能力超强，明显能压别人一头。

能在洪武三年封侯的降将，大多属于入伙早还“带资进组”的：

“太祖榜列勋臣，谓持兵两雄间，可观望而不观望来归者七人。七人者，韩政、曹良臣、杨璟、陆聚、梅思祖、黄彬及胡美，皆封侯，帝遇之尤厚。”（《明史·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十七》）

而靠本事超强入围的，则有朱亮祖、傅友德、薛显三人。

对于朱老板而言，甭管曾经的巢湖水师有多么重要，也甭管那些带资进组或有大本事的降将数量如何众多，但在他成为大明天子之后，都不足为惧。想摆弄他们，不过轻飘飘的一纸诏令即可。有时候要取他们的项上人头，只需随便找个借口而已，哪怕这个借口拙劣得除了傻子没人会信。

“僭用龙凤”的廖永忠是这么死的，“违制节谨度之道”被活活鞭死的朱亮祖父子也差不离，连老实巴交到让人挑不出毛病的傅友德，也莫名其妙的被安上个“蓝党”的标签赐死。反正洪武三年受爵的巢湖水师和降将集团的所有成员，最终都没啥好下场。就算侥幸死在了朱老板制裁的铁拳之前，也得在坟头上追加个“胡党”或“蓝党”的记号，让人家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生。

看上去朱老板拆武将山头的办法跟对付文官一样，就是人杀光了，山头就没了，还斗个屁！

但这招收拾别人好事，对付淮西嫡系的武勋集团，可就没那么轻松了。

淮西武勋，才是朱元璋打天下真正的老班底，也是“朱党”里边最大的一座山头。而更重要的是，这座最大的山头里边，同样是山头林立，而且随便拉出一个，起码在洪武年间都能把浙东派、巢湖水师或降将集团这样所谓的山头，碾压得寸草不生。

还是简单划分，淮西武勋基团内部可以划分成元从系、常遇春系、二代系以及躺平系。但甭管哪派哪系，都堪称是朱老板的铁杆。在老朱授权或默许下，又都对大将军徐达非常服气，也很听他的话。

但在朱大老板和徐二老板照顾不到的地方，淮西武勋可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

比如元从派的这个“元从”的名头是怎么来的呢？要知道在整个洪武年间爵封公侯的足有上百，其中80%以上都是安徽人。但哪怕你是朱老板的凤阳老乡，甚至是一个村的，但要没赶上和州前的那一波来投靠，就算不上元从，甚至挤不进淮西勋贵的这个尊贵的小圈子。典型如俞廷玉、俞通海这爷俩，就因为晚来了一步，哪怕是根红苗正的凤阳人、死后追封国公，照样被视为外人、杂牌。

所以说淮西勋贵这个集团本身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元从。只不过有人喜欢随大流，有人则喜欢搞小团体，比如常遇春。

这位朱老板麾下的头号猛将，并非人们印象中的“莽张飞”，反而非常有主见。他本是个啸聚山林的强盗，偶遇朱元璋率大军攻城略地，还听到了许多人的夸赞。但常遇春并未轻信，而是化妆成普通百姓进行了长时间的近距离观察，发现这确实是个能做大事、值得辅佐的明主，这才现身投靠。

同时，常遇春非常自傲，曾号称能将十万军天下横行（因此被人戏称为“常十万”），事实上他戎马一生也确实从无一败。在这一点上，连朱老板驾下的武将之首徐达都做不到。

所以徐与常的关系就颇为微妙了，而且两人也时常发生争执，比如在九华山大战后如何处置俘虏的问题，再如攻打大都时徐达故意在通州止步不前导致元顺帝逃走的问题，常遇春都非常不满，差点跟徐达翻脸。以至于后来朱元璋不得不专门下令，在徐、常二人配合作战时，后者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否则严惩不怠。

幸亏洪武二年（1369年）常遇春就暴卒，否则明军中的这两位顶级大佬间还不一定会发生多少故事呢。

而徐达是淮西勋贵公认的老大哥，威望极高。常遇春对他不敬，自然而然的就得罪了整个小圈子。而常遇春的突然暴卒也并没有让“常系”瓦解，相反因为蓝玉的异军突起（蓝是常的小舅子），使得这个小团体一跃而出为淮西勋贵中除主流派外最大的“在野党”。

除了常系，淮西勋贵中的另一大势力就是所谓的“二代系”，主要指朱老板的儿子以及义子。因为年龄的原因，像晋王朱棡、燕王朱棣等皇子正式走上大明朝的权力舞台要等到洪武末年，所以这里的“二代”，主要指的是老朱的义子。

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朱老板非常喜欢将表现出色的年轻人收为义子，前前后后共认了20多个干儿子。其中比较知名的包括侄子朱文正、外甥‌李文忠以及沐英、‌何文辉、‌徐司马、‌平安、朱文刚等，等到开国为帝后，老朱突然又让干儿子们认祖归宗，不用再跟着他姓朱了。

为啥？因为出身贫寒以及身世坎坷，朱老板属于典型的晚婚人士，所以在造反打天下之初，他可是没有儿子的。这意味着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不但老朱家的香火要断，而且在其领导下的义军也得分崩离析。

所以于公于私，朱元璋都必须赶紧给自己弄个接班人出来。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与其求助于马皇后，哪有认干儿子来得快？更何况，这也是历代起义军都有的老传统了。

不过随着至正十五年（1355年）长子朱标的诞生，义子这个为了应急而打的补丁的存在，就不但尴尬而且弊大于利了。典型如朱老板的侄子朱文正，没朱标时小叔要封官，他当场拒绝并慷慨陈词“爵赏先私亲，何以服众”；可有了朱标之后呢？平定江西后论功行赏，因为大侄子功劳太大，小叔一时没想好该怎么奖励他，这厮就“至是暴怒，遂失常度”，彻底毁掉了自己的前途乃至生命（本段引文皆出自《明史·卷一百十八·列传第六》）。

还有大外甥李文忠——前半场兢兢业业，后半场则普遍被史家质疑“对舅父的忠诚有些不肯定”（《剑桥中国明代史》），最后也落得个遭幽禁而亡的下场。

确实，本是竞逐一朝太子的种子选手，一夜之间希望就完全断绝，这样的心理落差难免让人心态失衡。所以吸取了教训的朱老板干脆不许他们姓朱了，又将其绝大多数调到地方任职，远离京师的那个权力场，为的就是彻底断了那个已经不该再有的念想。

但以李文忠为首的“二代系”在淮西勋贵中仍有较强的影响，并吸引了部分不太得志的成员投靠。在政治倾向上，“二代系”基本持中立立场，并不倾向他们曾经的那个义父。比如朱老板在清洗胡惟庸余党时，就遭到了李文忠的激烈反对，爆发了严重的争执，并最终导致他被幽禁并很快离奇死亡，终年仅46岁。

再剩下的就是保皇派了，或者称其为躺平派更为准确。

同为朱老板让干啥就干啥、从没二话，但躺平派还是有区别的。典型如邓愈，对朱元璋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让他在朝廷做官手握重权，肯定没问题；打发到地方任职受到冷落，也没怨言；边关有警需要这员老将披甲出征，照样打得兢兢业业。就一样，邓愈从不拉帮结派，更不牵涉到任何政治斗争，每次都恨不能躲出八条街去。故此，他成为大明开国元勋中少有的能得善终，且毫无争议的人物。

再一个就是汤和，但他跟邓愈却截然不同。

论功勋，李善长和徐达分别是朱老板麾下的文武第一人。但要讲资历，那谁也没法跟汤和比。他不仅是朱元璋的儿时旧友，更是其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要论知根知底，汤和堪称是老朱最了解的人，是极为少有的既不会招致其猜忌防范，也不会产生误解的臣子。

从至正十七年（1357年）起，朱元璋集中主要兵力打算与陈友谅决战，于是让汤和驻常州以备张士诚趁火打劫，等于是把后背全交给了这位老友防守。然而汤和嗜酒如命，而且一喝大就管不住嘴。有一次他又喝多了，居然说出“吾居常州，如卧屋脊上，左转则在东（打张士诚），右转则在西（抄朱老板后路）”这样大逆不道而且极其危险的话来。而当有人将此事密报朱元璋时，后者的反应是“此吾腹心旧将，姑置之”（本段引文均摘自《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洪武二十八年》）。

就是压根没搭理汤和。对于心眼小得像针鼻儿的朱老板来说，哪怕亲生儿子都未必能得到如此的信任。

开国后论功行赏，本该稳稳拿个国公之位的汤和，老朱就给他个中山侯。其中的意思也很明显——你们哪个不服，先自问能不能干得过汤和。干不过的，就老老实实的去当个猴。

又当了把工具人的汤和，对此毫无意见，乐呵呵的继续喝酒。

所以有人被莫名其妙摘了狗头，有人却能安安稳稳的老死床上，并非没有原因的。

当然了，朱党二老板徐达，其实也是个躺平派，还是个躺得最平的。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二日，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密，说宰相胡惟庸图谋造反。朱老板大怒之下命令彻查，并在6天后就认定罪行特别清楚、证据十分确凿，遂下令将胡惟庸及其党羽统统处斩。

又过了十年，胡惟庸通倭、通（北）元的罪行曝光，被牵扯其中的包括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等一公二十一侯在内的3万余人，尽遭朱元璋诛杀。

是为位列洪武四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

而胡惟庸案，亦可视之为朱元璋清洗淮西勋贵的揭幕之战，但他的屠刀并没有立即挥下——随同胡惟庸一起死去的，尽是陈宁、涂节、汪广洋、安然、丁玉等中书省、御史台和大都督府这三大衙门的官员。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即虽属于广泛意义上的淮西勋贵，也大多数是朱老板的同乡，但不属于大明朝的“创业团队”，也没拿到“原始股”，大多是在攻占南京前后才投靠过来的“后晋派”。

如果胡案到此为止，那么可视为朱老板在清洗取代勋贵重职的新锐官员，甚至是要重新启用当年一起打天下那拨老兄弟的节奏。然而就在胡惟庸的坟头都绿了又黄了十轮、人们都快彻底忘记这个名字的时候，朱老板却突然有了废物利用的想法。于是林贤狱案适时爆发，蓝玉也很巧合的从捕鱼儿海抓回了封绩，随即胡惟庸案沉渣泛起，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只不过这回被拽进阴沟里的，统统都是最铁杆的淮西元从。

考虑到朱老板已经63岁高龄，而且刚刚又在捕鱼儿海大捷中基本清理掉了北元，那么他在此时拿一干老兄弟开刀，就是件可以说得通的事情了。

老朱在，这些劳苦功高且忠心耿耿的勋臣宿将对大明朝就是有利无弊的，起码也是利大于弊。故此虽然之前朱老板也杀过廖永忠、朱亮祖、胡美之类的功臣，但挨刀的无一例外都是降将、杂牌。属于淮西嫡系的华云龙、周德兴等人虽然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但眼睛里从不揉沙子的朱元璋都选择了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处理方式，总之是没杀人。

起码在某个时间段里，朱老板的心里是萌生过与他的老兄弟善始善终这个念头的。

然而时间不止是把杀猪刀，还能残酷的消磨掉任何美好的想法和愿望。比如朱老板还年轻时可能怎么看老兄弟都觉得踏实可靠，但等到年纪大了以后，再看到他们时产生的念头却可能是恐惧和警惕。

一旦朕不在了，他们还会像忠诚于朕那样忠诚于朕的太子吗？对此，朱老板很没有自信，觉得还是死人最可靠。于是他举起屠刀，开始了大规模屠戮功臣的揭幕之战。

被塞进胡惟庸案一锅烩掉的一公二十一侯中，有20人在洪武三年获封（另两人是吴复和金朝兴），更有11人属于淮西二十四将，另有江北归附者4人，渡江后降顺者7人。可以说这回挨刀的都是朱老板嫡系中的嫡系、铁杆中的铁杆。

由此可见，朱元璋这次大屠杀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大明朝资历最老同时也最桀骜，非常可能对太子朱标未来登基大宝形成威胁的那批淮西勋贵。

也就是说，朱老板自觉时日无多，开始给儿子上台铺路了。任何阻碍，或者可能形成阻碍的人，无论亲疏，都是他定要铲除的目标。

至于如此会造成何种不良甚至恶劣的后果，都不在他的考虑范畴之内。毕竟对于朱老板来说，保证大明朝是朱家天下，能够丝毫不差的执行他的意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都得往后靠，为此别说死几万人，就是几十、几百万，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

而能逃过这一劫，或虽遭牵连追论但未株连子孙的家族，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冯胜、汤和、周德兴、耿炳文、郭子兴、吴良、吴祯、吴复、俞通源、傅友德、薛显、韩政、曹良臣，共十六家。其中，属淮西二十四将者10家，江北归附者2家，渡江后降顺者4家。而这些人共同的特征，就是要么属于躺平派，如徐达、汤和；要么在政治上毫无威胁，典型如傅友德；再要么就是太子朱标的铁杆，比如常遇春的小舅子蓝玉。

这些人，就是朱老板留给儿子接班的班底，而且是钦定的可靠又好用。

可谁能想到，当爹的把什么都准备好了，大宝儿却突然挂了呢？

然后朱元璋一下子就尴尬了。

洪武二十三年，朱老板抡起屠刀把但凡可能威胁到朱标顺利上位的危险分子砍了个干净，两年后这位他精心培养了近30年的储君就撒手人寰了。这不仅意味着多年来为大明朝的首次帝位交接做出的精心布局、缜密准备统统落了空，而且某些在昨天看来还是完美无瑕的东西，到今天却变成了莫大的威胁和隐患。

比如老朱为啥非得把蓝玉抬举成继徐达之后的军方第一人？因为后者不仅是常遇春的小舅子、是“常系”的第二代话事人，而且他的外甥女常氏还是朱标的元妃。所以只要外甥女婿当上大明皇帝，无论于公于私，蓝玉都没有不忠心耿耿的道理。搞定了蓝玉，就等于搞定了常系，同时还能震慑和归拢一大批政治立场不怎么明确的中立派——在通过胡案已经把各种刺头斩尽杀绝的前提下，朱老板觉得自己可以安心交班了。

可朱标死后，以上的各种假设的前提就不存在了。尤其是在朱元璋突然间不顾嫡庶、非得立吕氏所出的朱允炆当皇太孙时，蓝玉这个曾经最靠得住的压舱石，会不会一下子就成了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猜谜是朱老板最讨厌的事。所以他从来不猜，只需要把自己不喜欢的答案都干掉，那么剩下的毫无疑问就成了谜底。

于是蓝玉案就爆发了，这回栽进去的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在内的1.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军中骨干。

对此，史家给出的结论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明史·卷一百三十二·列传第二十》）。

蓝玉案后的第六年，靖难之役爆发。面对他四叔狂风暴雨般的攻势，朱允炆遍数麾下文武的人头，发现经常灿若星河的良辰宿将，爷爷就给他剩下个耿炳文和郭兴，再就是李景隆之类的货色了。

在哪朝哪代，开国后怎么处理功臣元勋，都是个大难题。实在解决不了，就只能杀掉，但在大多数朝代，开国之君都能较为妥善的处理好这个难题。典型如李世民杀掉了侯君集和张亮，却极少遭受指责，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是侯、张自有取死之道。

而做的最难看的，就是（西）汉、明两朝。而这两朝的共同点，就是开国之君出身寒微，相对而言更依赖一帮“老兄弟”替自己拼命打天下。而功成名就之后的刘邦、朱元璋，却选择了恩将仇报。

所以杀功臣的骂名，这两人是逃不掉了。

但刘邦和朱元璋又是不同的。老刘确实杀了不少人，但死在他刀下的臧荼、彭越、英布等人都有几个共同点——其一，都是异姓王，都有裂土自立的现实风险和嫌疑；其二，都是刘邦成势后投靠的势力，类似朱元璋渡江后归附的降将集团；其三，无一人是刘邦的乡党。

甚至包括让最多人为之鸣冤的韩信，其实跟彭越、英布等人没有任何区别。而且他的死，更多还是自找的，是任何君王都无法容忍的。

而最初追随刘邦起事的沛丰乡党集团，则无一人挨刀。哪怕打小就跟老刘互相看不顺眼的王陵，也能第一批封侯并得善终；即便是勾结陈豨造反又叛逃匈奴的卢绾，刘邦也始终留有余地，派人告诉他只要肯回国，就赦免罪行，还可以加爵。

作为老刘的发小，卢绾很清楚这不是说瞎话，于是立刻带着家人准备回国。只不过刚刚过了长城，就收到了刘邦驾崩的消息，于是深知自己的兄弟媳妇是副啥德行的老卢立刻撒丫子开溜，最终老死匈奴。

而刘邦一个没舍得杀的乡党勋臣，确实也大多栽在了吕后的手里。侥幸留存的家族，基本也都被文景武给收拾干净了。但刘邦，确实一个没杀。

所以真正把事情做得难看至极，把老兄弟杀得近乎寸草不留的，只有一个朱元璋。

这是为啥？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出身。从秦到清，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大多出身世家大族或大富大贵之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属于既得利益者，有点类似如今的所谓“建制派”。就是对现有的体制和制度即便无法全盘接受或拥护，起码也不至于全盘反对，更不至于有将其统统推翻重来的想法。在这一点上，即便是作为外来民族的蒙古和满洲人，其实也大差不差。

所以历朝历代虽然都在不停的改革或变法，但要是把清朝人换个发型以及服饰，其实跟秦朝人没有质的差别。这样的社会秩序虽然难免日趋保守僵化，但好处是不会犯下大错，这也是我们的民族文明能够延绵数千年不至断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大家都以史为鉴，摸着老祖宗过河的意思。

在这方面，甚至刘邦都不例外。虽然出身寒微，教育程度不够，但老刘非常有自知之明，也没那么愤世嫉俗，打着“非秦”的旗号照抄了许多秦朝的作业。遇到抄不到的难题，就干脆啥也不管，还美其名曰“黄老治国”、无为而治，其实就是躺平任撸……

而刘邦的“不折腾”，恰恰是大汉王朝能延绵四百余年不倒，还深得民心的精髓所在。

但朱元璋不一样。

他投身义军、走上“革命道路”时已经25岁了，三观基本定型。尽管老朱的学习能力非常强还特别用功，到中晚年时的实际文化水平，估计能把普通的举人、秀才甩出八条街。但这能改变什么？

在骨子里，他仍自视为在那个传统统治秩序下的受压迫者和受剥削者，对任何统治阶级都有着本能的不信任。所以只要大明江山有了一点的风吹草动，朱老板都会发自灵魂的坚信“总有刁官想害朕”，于是就忍不住大杀四方。

仅是洪武四大案，死在他屠刀下的各级官吏就不下10万人，这在哪朝哪代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哪怕能写出“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这样充满王霸之气的诗句，但朱老板本质上还是个农民。不是不能改变，而是他根本就没想过要改变。

那么一个农民最大的理想是什么？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当然是想要的。而更想要的，则是把这份家产世世代代的传下去。只要这个目的能达到，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任何人都是能舍弃的。

与此相比，宰掉个胡惟庸、李善长、蓝玉、傅友德算啥？

其实杀功臣这种想法，任何一个开国之君恐怕都有过。因为打天下的功臣，到了坐天下时往往就成了最大的麻烦。可是为啥别人都能克制住，或者杀鸡儆猴一下就收手，唯独朱元璋把他的淮西勋贵近乎斩尽杀绝？

本质上，还是在于阶级属性的不同。刘邦、李世民、赵匡胤们固然也想让一家一姓之江山永固，但维持现有的统治秩序对他们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限制下，他们必须克制、妥协，必须寻求合作，所以不能把事情做绝。

但朱元璋不一样，他前半生的一切悲剧都是那个吃人的秩序造成的，所以他痛恨这个秩序，想要改变这个秩序，偏偏又十分自信。

所以为什么要克制、妥协，谁配跟朕合作？

所以给朱老板打工的胡惟庸、蓝玉们，注定倒霉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