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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三月中央全会，按照会前的安排，此次中央全会只是一次例行的事务性会议，但如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阿马加耶夫所言，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丹巴道尔吉未经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同意，作了“即兴发言”，提出了一系列严肃的政治问题。

丹巴道尔吉在会议中首先指出，大量苏联农民在未经蒙古方面同意的情况下涌入蒙古，擅自开垦蒙古北部边界地区的土地，“俄罗斯人携妻带子，在蒙古境内安家建房，饲养牲畜等”，丹巴道尔吉认为这些情况对于蒙古来说“有很大的危险性”，并提请中央全会严肃讨论该问题并向开垦蒙古土地的俄罗斯人下达强硬的指令。

随后，丹巴道尔吉指出，“最近时期内在蒙古人民革命党队伍中出现了关于农村派和库伦派以及新派和老派的言论，这些言论对于蒙古党的团结是有害的，所以应当坚决地批评这些言论”。

丹巴道尔吉的此番言论，无疑意味着作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的丹巴道尔吉在中央全会上公开承认了蒙古党内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集体派别——农村派（年轻派）和库伦派(老派)。

丹巴道尔吉的这一说法引起了与会中央委员的“骚动”，因为很多中央委员是第一次听说党内存在对立的集团派别，这也标志着双方的矛盾从幕后转移到了台前。

针对丹巴道尔吉的突然发难，以根敦为首的农村派成员准备“接受挑战”，揭露丹巴道尔吉等人的“右倾”行为，但在阿马加耶夫的“建议”下，农村派选择了暂时不进行公开斗争，而是致力于使中央全会不通过决议。

最终，在丹巴道尔吉的坚持下，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做出了关于蒙古党内存在农村派和库伦派的决议，只是没有对苏联在蒙古的移民问题做出决议，关于苏联移民问题会议只是提到“要求外国公民严格遵守蒙古法律，否则，在必要的情况下会将违法者驱逐出境”。

对于没有支持农村派在中央全会上进行公开斗争，阿马加耶夫事后表示自己“犯了很大的策略性错误”，认为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蒙古党内存在农村派和库伦派的决议增强了“右倾”派别的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在三月中央全会前的一次中央会议中，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月17日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进行了激烈批评。

丹巴道尔吉在事先没有通知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阿马加耶夫的情况下，向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提出共产国际1927年1月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整体上是不正确的”，认为共产国际的决议歪曲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策，并表示如果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的决议，其本人“将被迫离开工作”，即以辞职来抗议共产国际的决议。

丹巴道尔吉并向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递交了一封致共产国际的信，在信中丹巴道尔吉几乎对共产国际的决议进行了逐条批驳，比如丹巴道尔吉认为共产国际所指责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千方百计富裕起来”的口号，是完全“杜撰和虚构的”，丹巴道尔吉尤其对共产国际决议中涉及内蒙古革命问题的规定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是共产国际对蒙古人民革命党内部事务的干预”。

阿马加耶夫则对丹巴道尔吉的发言进行了驳斥，表示蒙古人民革命党有脱离共产国际领导的危险倾向，而蒙古人民革命党脱离共产国际领导的那一天就意味着蒙古人民革命党不再是保卫蒙古革命和阿拉特（农牧民）利益的党，阿马加耶夫同时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即丹巴道尔吉一人或是部分中央委员并不能代表整个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

而农村反对派的领袖根敦则同丹巴道尔吉争锋相对，发言表示共产国际的决议“在整体上是正确的”。

然而尽管阿马加耶夫一再表示反对，但会议的最终结果是决定遣专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寄送特别信件，并在信中阐述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针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月17日决议的意见和反对的理由。

1927年5月19日，受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托，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格勒克色楞格和杜噶尔特扎布携带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抵达莫斯科。

需要指出的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任彼得罗夫向斯大林和布哈林递交了一封密信，信中对于前来莫斯科的格勒克色楞格和杜噶尔特扎布进行了政治鉴定。

彼得罗夫在信中指出，格勒克色楞格担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是丹巴道尔吉的得力助手，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三月全体会议和中央会议中完全支持丹巴道尔吉的路线方针，其本人控制着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全部财政事务，同时也与右派的领袖之一的阿莫尔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

杜噶尔特扎布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俄语非常好，是一名布里亚特人，丹巴道尔吉的支持者，其本人对于苏联在蒙古经济机构的表现表示不满。从政治鉴定的内容来看，显然，此二人都不是莫斯科所信赖的人。

5月24日，格勒克色楞格和杜噶尔特扎布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针对共产国际1月17日关于蒙古问题决议的复信，要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决议中的“某些条款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应当说，此时的苏蒙政治关系十分紧张。一方面，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中央会议中公开指出共产国际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是不正确的，并通过了派遣专人携带信件前往莫斯科要求共产国际就1月17日指示信做出进一步解释说明的决议，可以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以此种方式向莫斯科表达了公开的抗议。

另一方面，从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复信内容来看，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几乎逐条批驳了共产国际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否认了共产国际对蒙古领导层的指责。

凡此种种，无疑表明蒙古领导层致力于保持自身的独立自主性，并丝毫不避讳对于莫斯科的各种不满。

1927年6月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了格勒克色楞格和杜噶尔特扎布关于蒙古情况的报告，并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围绕共产国际1月17日决定的来信问题做出了决议。

共产国际的最新决议指出：

再次确定1927年1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蒙古问题决议的正确性，对于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来信内容中涉及到的问题，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去信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以“交流双方的意见”，决定派遣专门的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6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蒙古人民革命中央寄去了回信，回信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来信所指出的系列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解释”。

比照双方围绕共产国际1月关于蒙古问题决议往来信件的内容可以发现，双方陷入了“僵持”，共产国际的复信与其说是“进一步解释”，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指责和督促。

其中尤其在推动农村阿拉特（农牧民）人员进入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一事上，双方几乎寸步不让，蒙古人民革命党认为选拔的农村派人员能力完全不能胜任蒙古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实际上是在表明对共产国际的不满和反对，而共产国际则一再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将此事作为蒙古党和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双方谁都不愿让步，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6月15日，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权代表阿马加耶夫同丹巴道尔吉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

8月2日，阿马加耶夫向莫斯科发回了一份对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内形势的政治评估报告，其中梳理了蒙古人民革命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指出了蒙古主要党政领导人的政治倾向和观点。

阿马加耶夫表示，目前农村派和丹巴道尔吉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呈加剧紧张之势，农村派已经向右派展现了“他们所不能被摧毁的力量”，丹巴道尔吉和右派们明白“共产国际将不会对他们击溃农村派的企图漠然视之”。

阿马加耶夫同时向莫斯科报告了农村派领袖根敦的计划，根敦认为丹巴道尔吉将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向农村派发起进攻，并且丹巴道尔吉已经开始了着手削弱农村派的行动。据根敦所言，丹巴道尔吉计划将农村派的另一位领导人巴德拉霍清除出去，并同时将根敦调离中央派遣至地方省份。

为此，根敦准备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同右派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根敦计划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六大上做关于蒙古人民革命中央工作的政治总结报告和关于“农村派”同“库伦派”分歧问题的补充报告，同时争取来自蒙古各省份农村派代表的支持。

显然，莫斯科支持的农村反对派，同以丹巴道尔吉为首的右派，都将斗争的时机选在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为此，8月3日，阿马加耶夫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报告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问题，阿马加耶夫在信中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目前政治生活的迫切问题是农村派和右派的斗争问题以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改组问题。

1927年8月31日，阿马加耶夫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寄送了政治报告，报告的主题为“农村派集团同右派的斗争以及我们的任务”。

阿马加耶夫的报告详细阐明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各种右倾表现，向共产国际指出了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帮助农村派将右倾派别清除出去的必要性，甚至拟定了促使农村派和军方建立联盟的计划。

据阿马加耶夫所言，以根敦为首的农村反对派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计划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同右派集体进行“政治决斗”。显然，此刻阿马加耶夫和农村反对派在等待莫斯科最后的“行动命令”。

然而，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关键时刻，阿马加耶夫和农村派反对派等来的却是莫斯科“保证团结，维持现状”的指示。

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9月22日至10月5日在乌兰巴托召开。

9月19日，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绍特曼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抵达乌兰巴托，出席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绍特曼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新指示要求维持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现状”，净除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内存在的分歧，保证团结，而对于同“右派”斗争的问题只字未提。

绍特曼的发言对于农村派领导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9月23日，也就绍特曼报告后的第二天，根敦在阿马加耶夫的陪同下进入绍特曼的房间，根敦向绍特曼直言“你的发言满足了右派们的大部分要求”，并且根敦表示，很多代表从绍特曼的发言中得出结论，认为“共产国际在喇嘛问题和蒙古的资产阶级问题上什么也没有说，共产国际害怕右派，正在寻求让步”。

显然，农村派对于共产国际态度的转变完全失望。事实上，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出现任何激烈的政治斗争，会后选举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领导层也未发生根本改变，丹巴道尔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扎丹巴为副主席。

对于莫斯科为什么会突然转变态度，不再推动农村反对派进行积极斗争，反而要求“保持现状”——维护党内团结、避免斗争，俄国学者观点不一。

罗欣认为这与苏联国内的政治环境有关，即1926-1927年间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有实际的领导权，而布哈林在蒙古问题上主张避免反对“右倾”扩大化，罗欣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结果——不是右派集团的胜利，而是布哈林路线的胜利”。

卢佳宁则认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考虑到农村派同掌权的右派相比，力量对比不利于农村派，农村派在即将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夺取不了政权，为此莫斯科决定采取“等待时机以加强‘农村派’力量”的立场。

可以肯定如罗欣和卢佳宁所言，即苏联国内政治因素和农村派力量薄弱都是重要的原因。

此外，绍特曼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六大的发言中指出，共产国际警告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不久前还同中国工农群众一起的国民党领导人，现在投向了敌人的阵营，蒋介石之类国民党的右派领导人是中国革命的叛徒。

绍特曼强调，蒙古人民革命党人应当明白，中国革命的叛徒必然是蒙古国家和民族独立的敌人，这些敌人更加危险，蒙古劳动人民在中国唯一的朋友是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帝国主义国家正准备进攻苏联并且事实上己经开始了反对中国革命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蒙古人民共和国都不能认为自己是中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应当坚定地站在苏联和中国革命的一方。

可以看出，中国的因素也是共产国际采取“妥协”方针的原因之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某种程度上也对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态度转变造成了影响，因为外蒙古一直是苏联同中国联系的重要通道，即中国革命的暂时失利促使莫斯科考虑要优先保证外蒙古内部政局的稳定。

或许是认为农村反对派力量薄弱尚不足以同掌权的右派集团相抗衡，或许是苏联国内政治因素的原因，或许是考虑到中国革命失利的影响，无论如何，莫斯科在外蒙古问题上选择了再次“妥协”，意图以暂时的妥协换取蒙古。

人民革命党内部的稳定团结。

但事实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内部的斗争并未停止，蒙古人民革命党内的右派集团将莫斯科的暂时妥协视为对农村反对派支持的放弃，很快，蒙古领导层再次发动“进攻”，迫使莫斯科召回农村派的坚定支持者——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阿马加耶夫，同时解除了农村反对派领袖根敦和巴德拉霍的主要领导职务。

此种背景之下，莫斯科最终决定采取积极措施推动蒙古人民革命党农村派掌握政权以实现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再次改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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