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许多学问，以至于许多人事，包括战争在内，都喜欢用点、线、面、体的字样，大概为的是使人容易了解，容易捉摸，倒不一定是要给人一个印象，表示这门学问是如何如何的科学的。我用到这三四个字，是完全属于随便谈谈的性质的，连使人容易捉摸的用意都没有，下文要说的话，无论用哪一种说法，总是闲话，总是常谈。 点指的是每一个人。社会生活从每一个人出发，也以每一个人作归宿。无论唯社会论一派，或唯文化论一派，把社会与文化的涵煦浸润的力量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无孔不入，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人的社会与文化，也不能理解，我们把每一个人搁过一边之后，社会与文化还有什么意义，什么存在的理由。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若不思，我即不在；若我不在，则我一切身外之物，包括社会与文化在内，对我亦即不在；如果每一个我不思在，则社会与文化等于全部不在。点之重要在此。 社会学者喜欢讲关系，就是点与点之间的刺激与反应。这就是线。一部分社会学者，例如形式社会学派，或我所称的道地社会学派，是专在线上用功夫的。他们这番功夫真是专极了。他们不但不问所以构成社会生活的其他种种事物，有如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文化活动之类，似乎连所以产生线条的点都不大理会；他们至少假定，点，而且是大致相同的点，是必然的存在的，是早就现成的安放在那里的。好比纺纱线的人只管纺线，至于线头所附着的机括，他们至少在纺的动作顺利进行的时候，是决不存问的。不过他们和纺线的人有一层不同，就是他们的纺的动作似乎始终顺利，唯其始终顺利，所以始终没有存问附丽点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妨说，他们更像蜘蛛，只管抽它的丝，织它的网。其他不必属于这一派的社会学者也有同样的情形，不过程度上较好罢了。 中国人以前讲伦常，也是所重在线，所重在人与人的关系。把道德标准的一层看法撇开以后，旧日的伦理关系，事实上等于今日社会学者所了解的社会关系。他们用到纲、纪、经、纶一类的字样，更明白的用线条来象征此种关系，也是很有趣的一点。不过有一层他们又和今日的社会学者不同，他们虽也未必了解所由构成线的点是什么，他们却并没有忘记它们，他们甚至于十分看重它们，所以有明德之论，有诚身之论，有修己之论，更有反躬之论。“礼人不答反其敬”一类的话，意思就等于说，如果你的线头，放出以后，却搭不上去，你得撤回来，弄清楚所以搭不上去的原因以后，设法再放出去，再搭，而这原因势须在你自己的点上找，因为比较近便。这种今昔的不同可能代表着今日的光景是一个退步。今日的社会学者，多少以第三点的资格，替任何第一第二两点之间牵上许多线条，做来可能是头头是道，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纺的动作始终顺利，但我们读来总不能没有纸上谈兵，一厢情愿之感。 线条的总和是面。好比非职业的饲蚕的人，不让蚕结茧，而让它们把所有的丝吐在一个平面的衬托之上，方的，圆的，成为一种玩意儿，一种点缀品。在一部分社会学者，特别又是那道地的一派，认为只是这种线条自身，便已足够构成一个平面，更无须乎任何衬托的事物。别的社会学者则不同，他们认为衬托是需要的，而且自然存在，不要也不可能。并且衬托可能还不止一两层。至于究有多少层，或哪一层最较重要，甚至于重要到某一个程度，使承认之者认为即此一层便已济事，其他都不关宏旨，可有可无，那就得看一个人在社会学之外，又有些什么学识上的准备了。准备得广博些的承认的层次多些，狭窄些的少些，甚至把不大成为层次的东西也牛牵马绷似的硬扯成很稀薄的一层，稀薄得载不起所有的社会关系的线条的分量来。不用说我们的常谈到此，便进入了社会解释与社会思想的领域。 面的累积是体。讲到体，我们就得引进时间的概念。撇开了时间，不理会古往，不展望来今，一个社会的立体是很难想象的。这我们就进入了历史哲学和种种社会改造论的范围。大凡从事解释社会平面的人，迟早必进而作解释历史的尝试，即社会思想的各学派大都有他们对于整个历史的看法，即历史哲学或史观。一有史观，又往往更进一步的想根据历史之所诏示，形成一套未来社会的改造论或革新论。也有倒过来的，即先有一番改造的原则与理论之后，再从而就历史搜寻可能的衬托，追溯可能的源流，然后终于建立一个史观来；但这种倒转来的例子似乎总居少数。大抵这一类的例子中人，改造社会的热诚必较了解社会的兴趣为浓厚，甚或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根本不感兴趣，其改造论的提出，原先就没有经过理智与事实的充分的盘诘；但一旦提出以后，要取信于大家，促使大家接受，就不能不转而向历史寻觅一些可能的烘托与支持了。 立体是一种结构。各家所凭借的器材资料亦自大有不同。像平面的构成一样，有但凭各种人与人的关系所形成的线条的。也有援用人以外的事物的。也有专致力于事物机架，而把机架上所张挂与缀连的人事关系看作理所当然，毋庸深究的。结构究属完整到如何程度，或我们所了解的结构究属完整到如何程度，和对于面的看法一样，当然也要看一个人，或一个学派，在一般学识上的准备如何了。我们对于一种史观，应作如是看法；一种改造论通达到何种程度，可行而行之无弊到何种程度，我们的看法亦自相同。史观是多少已有实际根据的结构论，改造论是想望中的可能的结构论。 在不注重点的今日，我总觉得所有的结构论都失诸空疏，甚至于竖立不稳。一个没有支点、重点、立点的社会结构总像是一个奇迹。许多专拿人以外的事物作为资料的结构论，给我们的是一个凤去台空或人去楼空的感觉。其他专就关系与关系的格局说话的议论，如其所论为平面的一幅图案，则仿佛是死蜘蛛所遗留的网；如其所论为立体的结构，则相当于太古某一类原生动物所留存下来的各式矽质的遗蜕，完整，对称，玲珑，透剔，尽管有余，生命是早就没有了。这比凤去楼空的局面略胜一筹，因为那结网的丝，构成遗蜕的矽质，总还是蜘蛛和原生动物自己吐出来的。我眼前有一座珊瑚的根，高宽各有一尺，也是凿空曲折得有趣，足供案头清玩，但代表生命与活力的珊瑚虫，在千百万年前，便已不存在了。 总之，在每一个人的所以为点没有充分弄清楚以前，我们谈社会的线、面、体，总若有好几分不着边际，不得要领。换言之，社会学者不得不注意到人性的问题，一般的人性，与个别的人性。我们希望从事社会学的人要多有一些生物，遗传，生理，心理，以至于病理诸种学科的准备，原因就在此。我们也希望大家多涉猎到人文学科，哲学，历史，文学，以至于宗教、艺术，原因也不外此，因为，关于人性的了解，目前科学所还不能给我们的，以往人类所累积的经验或许能。 （选自1948年6月30日《益世报·社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