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登基前后，内有诸侯王势力坐大，尤其是“好道”的淮南王刘安等势力，盘根错节，中央集权制度受到威胁，外有匈奴虎视眈眈，不时犯境骚扰，于是汉武帝诏令天下，让各国推荐贤良文学之士，他要通过举贤良，选拔干才。

雄心勃勃的汉武帝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严重威胁朝廷权威的诸侯王国，特别是以淮南王刘安为首的、喜欢“黄老之术”的地方集团。要削藩，就要在思想上抗衡和压制黄老道家。

东汉史学家班彪、班固父子的记载说：董仲舒围绕着汉武帝的天人关系，进行了三次策问，所以又称为“天人三策”。

董仲舒的主要观点包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建立太学，建立新的人才选拔制度，反对世袭制，主张“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

虽然董仲舒提出了“推明孔子，抑黜百家”的学术主张，但是他的《举贤良对策》却不限于儒家学说，而是以阴阳五行学为原理，杂揉道法墨诸家思想，建立起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

这个新儒学体系，包含“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天授”、“三纲五常”、“春秋大一统”等思想，董仲舒将君主与天道联系起来，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

董仲舒对杂糅之术的“申明”，为汉武帝削藩以巩固中央集权、隆礼以尊卑分明、强国以外御匈奴的雄霸之心，做出了舆论先导。

那么，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真的实行了吗？大儒董仲舒为何终其一生没能进入朝堂？为什么“天人感应”在执行过程中，受到汉武帝的打压？

少年时代生活在黄老道术氛围下的少年储君汉武帝，自幼好大喜功而不喜以窦太后为首的道家集团，他想从思想上、文化上和政体上，对国家整套制度进行改革。

他所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不是“纯儒”“孔学”，而是名为“儒术”实则“道法”的杂糅之术，历史上称作“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因为他相信只有如此，才想够实现削藩、实国、富民、安边。

所以，当主张“实事求是”的“纯儒”，他的异母兄、河间王刘德向他进谏实行“纯儒”“仁政”，而不要“杂糅”的建议后，遭到汉武帝的当头棒喝。

刘德是纯儒家，他征集整理古代文献，并进献典籍与雅乐，“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司马迁说他“好儒学，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按说这样一位纯儒，理应受到“独尊儒术”的汉朝天子的恩宠才对。

然而，刘德没能看到他所希望的结果，刘德进献的古书全被束之高阁，礼乐也被朝廷冷落。

为什么呢？武帝“独尊”只是用来教化民众，而其“治术”则是三代王道与春秋霸道并用，这与战国时期的黄老道术并无二致。

所以，当“献王（刘德谥号）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

商汤王，周文王只有方圆不足百里的地盘，因为“仁者无敌”而拥有了天下。王兄，你加油吧！汉武帝把话说到这份上，刘德自然是明白的，因此，“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刘德从此远离京师，返回封国，自此纵情于酒色犬马，忧愤而死。

可见，所谓的“独尊儒术”，正像南怀瑾先生说的，不过是挂着羊头……的招牌。

“天人三策”可能是后人杜撰。《举贤良对策》等，出自班氏父子的《汉书》，后世学者不断怀疑此事的真伪，因为作为见证者，司马迁并没记载。同时，作为学生，司马迁为老师董仲舒撰写的传记中，只字不提足以令其家族后人引以为荣的《举贤良对策》。

就是说，《举贤良对策》即使有这回事，董仲舒的历史作用也可能被高估了，朱维铮先生认为，董仲舒不过是“对既定政策作出理论说明”而已。因为“天人三策”发生时，汉武帝年仅15岁，政治上极不成熟的皇孙，没有能力跟尚在权力巅峰的窦太后为敌。

董仲舒妄议朝政、非议天子，遭到武帝猜忌。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发生了火灾时，董仲舒“著灾异之记”，被“掌论议”即管理舆论的大臣主父偃呈给了汉武帝。汉武帝让学者讨论，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

结果，董仲舒被判死罪。虽然后来被汉武帝赦免，但足见董仲舒确有直刺帝意。

遭此一劫，董仲舒“不敢复言灾异”，“天人感应”理论不了了之。

过了十年的时间，汉武帝又想起了董仲舒。丞相公孙弘推荐董仲舒担任胶西相。董仲舒担心时间长了会获罪，于是以生病为由辞去了官职，再未出仕，一直以教书为生。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病死于家中，终年七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