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十六辑(1983年12月出版），张允贵口述、张书元整理，原标题《“飞贼”落网记》

正文

经过八昼夜的浴血奋战，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我们终于解放了济南城。但是尽管我们生擒了王耀武，消灭了他的十万军队，却并不意味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已经结束。国民党潜伏特务、残匪、地痞、流氓几股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和我新政权进行较量，妄图死灰复燃，东山再起。

当时济南城有一个名叫李圣五（化名李燕子）的“飞贼”。解放前他在舜井街开了一个粮油店，其中就有国民党官员杨同光的股份，所以每次李圣五杀人抢劫，国民党当局总是明里速，暗中保，还以艺人的名义印发了几种专门吹嘘李圣五如何“艺高胆大”、“仗义疏财”的小册子，流传很广。他对社会治安威胁最大，人民群众提起他无不谈虎色变。如有小孩哭闹，说一声“李燕子来了”，小孩马上就不哭了，屋顶上有猫走动，也说是李燕子又在飞檐走壁，惊惧不已。

为了尽快消灭李燕子之流的“飞贼”，保卫新生城市，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年十月我从部队被党组织分配到济南市公安局担任刑警队大队长，队员有我的战友桂树怀、张守贤、端木、陈凯等同志。

从战火纷飞的战场转入城市斗争，从和戴着国民党帽微的敌人厮杀，转入和形形色色的诡计多端的匪徒斗争，对我来说还是个新的课题。活捉来无影去无踪的“飞贼”，更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虽说困难很大，但我和同志们没有半点畏难情绪，大家都下了决心，就是牺牲生命也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深夜，寒风凛冽，距我刑警队部只有100米的庆风金店被劫。我带着桂树怀等同志火速赶到现场。现场令人惨不忍睹，地板上、桌椅上到处是血，一股血腥味直冲鼻子。金店经理的父亲被杀死，头部被砍了两刀，尸体头朝东，脚朝西，死者的鞋子被扔得远远的；身上只穿一件睡衣，也全被血浸透了。

室内的保险柜的门大开着，金银珠宝被劫一空。据统计，被窃的物品和现钞有：黄金四两，金耳环子十一副，金表一只，金戒指一包，纸币（国民党发行的现钞）五十万元。

现场上除了经理之父的尸体外，痰盂里有大小便，还有十多只烟蒂（死者是不抽烟的）。写字台上并排放着三支弹壳，大方桌上留了一个字条，写着“光明正大。刘吉作”几个毛笔字。

经理吴江源向我们哭诉：“深夜一时许，睡梦中听到父亲惊呼一声，随之一声巨响。知道发生事情了，我就将洗脸盆摔在地上，以此壮胆子，也想叫左邻右舍知道。哪知此刻又听到枪声，同时匪徒已持枪闯入我的室内，毛巾包头，黑布蒙嘴，看不清他的真面目，样子很吓人，只听他道：‘不准动，动就打死你，把头蒙上！’我们都蒙上了头。他要去了金柜钥匙，四点多钟又听他喊‘不许动！’快六点钟他才离开我家，父亲已被他杀死……。”

那么，刘吉是谁呢？凶手为什么要写“刘吉作”呢？我们很快就查到了十几个名叫刘吉的人。但经过分析，除了已在大牢里关着的一个刘吉，其他作案的可能均一一排除了。但是，剩下的这个刘吉，他既然被关着，又怎能作案呢？我们审问他时，他毫不犹豫地说：“这是李圣五干的，他和我有仇，嫁祸于我。”于是，我们翻阅了日伪时期留下的有关李圣五的许多材料。我们分析了他作案的特点，认为他作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决定要逮捕他。

在刚解放的济南城，捉拿李圣五真象大海捞针。我们这些人谁也没有见过李圣五，而被录用的敌伪人员有见过的又不敢讲，追踪、盯梢、等候等侦察手段也都用不上，我们就利用许多“特殊侦察员”（说书的、唱戏的、看相算命的、玩猴的、杂耍的），叫他们通风报信。这些人多数是穷苦人出身，在旧社会受人欺凌，愿意帮助我们。

一九四九年元月十五日，一个说书的向我们报告：李圣五窝藏在南关舜井街十四号。我们马上开始行动。陈凯、张元光、端木带两名刑警人员化装成青岛来的“商人”，穿大街，走小巷，拐了很多弯子，到了舜井街十四号。眼前出现了一座单门独户的小阁楼。陈凯同志上前敲门，过了好一会“吱”的一声，门开了一条缝，伸出一个中年男人的脑袋。

陈凯彬彬有礼地问：“请问，李先生住在这儿吧？”“这里没有什么李先生。”中年男人冷冷地回答。“我们是做生意的，和李先生是把兄弟，劳驾通报一声。”“你们从哪里来？”“青岛来的。”中年男人一双贼眼骨碌碌地上下打量陈凯、端木，在他看清了站在他眼前确是两个“阔商人”以后，他的口气缓和多了。接着又盘问了许多，如“坐的什么车？”“几点上的车？”“哪一站下的？”“多少钱的车票？”……陈凯、端木对答如流。那人没有看出破绽，才开了门,说了一声：“你们等一等。”他转身上了阁楼，我们也悄悄跟了上楼。只听那人说：“李先生，有朋友找……”话未说完，我们已站在李贼的面前，把他逮捕了。李贼十分沉着，笑着说：“兄弟们，不要和我过不去吧！”

“我们是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

“好，好，走一趟。”说着，他就大步下楼。

“站住！”端木大吼一声，忙上去搜他的身。但这个惯匪狡猾得象狐狸，他把枪藏在腹下，我们没有搜出来。我们认为他被捆着手，身上又没有武器，同时他又装着很驯服的样子，一时麻痹大意，放松了警惕。当走到普利门大街，迎面来了一辆洋车，李贼突然抽出了手枪，朝他左边的端木连打三枪。普利门是当时济南最繁华的街道之一，店门稠密，枪声一响，顿时乱了套，许多小摊子都被人流撞翻在地。我们怕伤害无辜百姓，不敢开枪，就这样，眼睁睁地让李贼逃掉了。

从此以后，李贼消声匿迹，但他的幽灵仍在济南城徘徊。有一天晚上，我们刑警大队的电灯断路了，一些接收过来的旧人员认为是李圣五来了，吓得哭哭叫叫，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身为刑警队长，当时精神压力越来越大，深感欠了领导和人民群众一笔债，说重一点，是对人民犯了不可饶恕的失职罪。

“飞贼”从我手中逃掉，公安部批评了我们，并限期三个月将李圣五捉拿归案，否则撤掉我的刑警大队长的职务。当时我只有二十七岁，血气方刚，过去在战场上从没打过败仗，现在却叫一个匪徒轻而易举骗过，又轻而易举跑了，只气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首长的重托，人民的期望，被害者的冤仇，党的公安战士的崇高责任感，终于使我从痛苦中振作起来。我暗暗下决心：“就是你李圣五上天入地，我也要捉到你！”

我们刑警队的全体人员，个个献计献策，日夜侦察。不仅深入到济南的大街小巷，寻觅李圣五的踪迹，还派端木同志到几个交通要道—徐州、蚌埠、兖州等城市侦察。

一天夜里，我正翻来复去睡不着，刑警侦察组长端木同志突然兴冲冲地跑来报告：“队长，李圣五有下落了！”“在哪里？”我一骨碌下了床，迫不及待地问。“在徐州一个妓女家。”接着端木同志向我作了详细汇报：有一个原国民党师长，徐州解放后和李圣五狼狈为奸，合伙做买卖、搞盗窃。前几天，他落入人民法网，为了立功赎罪，他主动交待了和李圣五的关系，并交待了接头的地点。我们认为这个被捕的敌师长的口供是可信的，就连忙把二擒李圣五的方案报告了上级。

济南市公安局看了报告，立即召开会议。会上大家意见并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敌师长的口供不可信，说：“李圣五逃到南京的可能性大（当时南京尚未解放），逃到徐州可能性小，我们不能轻易听信敌言，上当受骗。”我和桂树怀等同志认为敌师长的口供是可信的。我们有两个很充分的理由：其一，敌师长欠李圣五一笔巨款，而且是有限期的，他深知李圣五心毒手辣，到期不还李是会干掉他的，他希望李圣五早日被捕，这笔款子就可以一笔勾销；其二，敌师长是个聪明乖巧的家伙，他已耳闻目睹蒋家王朝的覆灭，要给自己留一条活路。敌师长为了表示他的“立功赎罪的决心”,愿以妻儿为人质。

上级研究批准了我们去徐州二擒李贼的方案。我和四名刑警战士都化装成“阔商人”，到徐州一下火车就找到了歌妓张玉兰的住处。敲了半天门，无人答话。我们留下两个人在附近监视，又叫一位同志随敌师长挤进了说书场。

当时徐州天桥是说书、唱戏的地带，三教九流最为集中，人山人海，热闹异常。在那里，张玉兰在人群中发现了敌师长。她先是一惊，继而平静如常。她和敌师长交换了一下眼色。敌师长马上心领神会，便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傍晚，他只身去找了张玉兰。但回来时他却象泄了气的皮球。原来，张玉兰告诉他，李圣五几天之前就离开徐州，到外地去了。干什么去了？何时才能回来？这些问题，张玉兰都是一问三不知。

这一意外情况的出现，给我们的行动带了新的困难。时间紧迫（限期只有半个月了），不知李贼去向，怎么办呢？有的同志怀疑是敌师长耍的花招，有的同志怀疑歌妓张氏不说实话，也有的同志认为是敌师长和歌妓互相勾结捉弄我们。我当时很想把张玉兰抓起来，严加审讯，认为那样也许会弄出头绪来。但又一想，如问不出什么来，岂不是打草惊蛇，误了大事？于是，我决定留两个人在徐州继续侦察，余下的人押着敌师长回济南。

回济南后，我们又对敌师长进行了反反复复地分析，排除了对他的怀疑。敌师长也觉得满肚子委屈，在审讯时，他发誓赌咒说：“请张队长再放鄙人去徐州一趟，如还找不到李贼下落，请加刑重判。”于是我又带着敌师长二去徐州。一下火车，我们便与徐州公安局取得联系，了解到徐州四—六月份共发生了六起大抢劫案。据报案者说，每次抢劫，盗匪都是用手枪把被抢店号的经理、店员关到一间房子里不许动，叫他们用被子蒙上头睡觉。盗匪把抢的东西集中在一起，便慢慢地吸烟、喝茶、洗脸、大小便，天将明时才离去。从案情来看，和济南的那个案子很相似。我们认为徐州的这些劫案很可能都是李圣五干的。这说明李圣五在徐州确实有个“巢”。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夜幕降临后，我们埋伏在歌妓张玉兰住宅附近。突然看见一个黑影一闪。我心中暗暗一喜，心想：“你总算露头了！”

只见黑影在门上敲了三下，房内灯亮了，接着开了半扇门，黑影闪了进去。

“有人来过吗？”一个男人的声音。

“师长来过。”一个女人回答。敌师长向我们示意，那男人正是李圣五。此时，徐州的一位同志敲了歌妓的门。里面女人问道：“谁呀？”“查户口的。”徐州的同志很坦然地回答。因为刚解放那些日子里，查户口是很常见的事，不足为奇。李圣五从门缝里向外看，站在门外的民警中也确有两个是歌妓住家所在地派出所里的，平时见过面，他的戒备心便稍稍缓解。不过他毕竟是一个有经验的惯匪，开门之前，连忙把身上的一支加拿大手枪藏进大锅洞内（后被我搜出）。张玉兰开门后，我们问她：“你家几口人？”并且指着李圣五问：“这位同志是……”我们假戏真演，而且演得活象，至今想起来还感到十分得意。

这时李圣五不怀疑了，他用软的一手对付我们这些“查户口”的。

“长官，我是来看表妹的。”李圣五笑容可掬地答话。

“为什么不报户口？”我厉声问道。

“我刚下火车，时间太晚了。天一亮就去报，长官放心。”

“我看你不报户口一定不是好人。带走！”我的话音未落，李圣五的头上已挨了重重的两拳。他刚想反抗，埋伏的同志蜂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他戴上了重铐（脚镣、手铐），因用力过猛，棕床都压了个大窟窿。横行一时、心毒手狠的“飞贼”再也飞不了啦！他象一头被困的野兽直喘粗气，并用凶狠的目光看了看我们，又猛一回头对张玉兰说：“看好家，后会有期！”然后被我们推进了囚车。李圣五抢劫大案三十五起，欠人命十条，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济南市公安局批准，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李圣五被我们处决了。记得处决李圣五那天，整个济南城都轰动了。老百姓拍手称快，奔走相告，都说：“共产党真了不起，为济南人民除了一大害！”

（一九八三年三月）

资料来源：

《安徽文史资料》第十六辑(198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