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因为中华文明起源极早，导致中华文明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现今的“狭隘之道”：早在新石器时期，黄河流域即出现了中华文明，但由于彼时巨型哺乳动物众多，因此中华文明义无反顾迈入了群体动物行列，靠着“人多力量大”的定律战胜大自然以及一切外部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当部落首领、尽可能发挥集体力量成为了主要议题。之后，随着部落首领私心不断加重，自我感觉不断良好，以血缘高贵为幌子的“家天下”制度登上了中华文明舞台，成为了主导中华文明走向的内核原动力，且在后世众多“圣人”、“贤者”呐喊助威声中，中华文明一走就是4600年。

即便当今已是大开视野、鼓励个体发明创造的二十一世纪，但由于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惯性持续作用，导致依附明主、寄希望于明君的狭隘人治思想依旧大行其道，某种程度上阻碍着中华文明全方位步入科学时代，从而引领中华文明迅猛前进。

既然明君是中华民族至高无上之追求，那么反过来站在君主角度，如何快速取信于民则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为此，历代王朝开国君主或多或少都喜欢造神，将自己塑造为天子和真龙转世，以此立定自己高出百姓一等的救世主人设。

得民心者得天下，儒家想象之言，害死了一帝一公

儒家大佬孟子曾在《孟子·离娄上》总结提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言论，一经提出，深得以“治人”为目标的统治阶级和士大夫的认可，并不断讲授他人、传承后世。

值得一提的是，孟子本人并没有主过朝政，更没有亲身体验当家的痛楚。他所做的跟当今的众多家长一样：自己玩着麻将，却以成功人士自居，告诫自己子女要有卧薪尝胆的姿态、方能成功，千万不要玩物丧志。

套用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言论进行反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可轻松明白此话存在的重大漏洞：何为民心？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你又是如何给的呢？真的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换句话说，你儒家所言的礼、义、信，真的是老百姓迫切需要的东西吗？你确定他们不过是想有口饭吃、子女安康这样简单质朴地活着？

所以，儒家大佬的想象之言不可轻信，要辩证去看，如若不切实际盲目照搬照抄，必然坏事。历史上还真有这样的无脑信徒，结果均被害死了。

如元朝末年天完帝国的领袖徐寿辉，靠着读儒家经典修身齐家，在他以身作则、以民信为本信念的支撑下，他建立起了天完帝国这样庞大的组织，足以与其他起义军一较高下。

只是笃信儒家教义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凭借着仁义招进来的大才子陈友谅，根本就没有为他的礼、义、信所折服，进而痛哭流涕跪在他的脚下，而是高高举起了斧头，将他砍下了领袖之位。

另一个被儒家教义害死的皇帝便是崇祯皇帝。崇祯皇帝以身作则、大搞简朴之风，连后宫皇后都穿旧衣服。崇祯对礼义信十分推崇，认为千古一帝李世民不配给他提鞋。

就是这么一位儒家皇帝，却在手握一副好牌的时候让整天高呼仁义道德的东林党人掌控了自己脑袋，其结果是闯王进京灭了明朝，自己吊死在了歪脖子书上，结束了书生误国的一生。

只有成为历史中的“数学家”，对数字敏感，有边界感，方能真正赢得天下

儒家教义因为脱离实际，听起来是那么回事，但不可轻信。不可轻信的主要原因则是儒家教义脱离实际，没有边界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听就知道：绝对是一个数学很差、不谙世事，整天闭门造车之人说出的狂妄之言。

反之，如果深入实际，了解这个世界的边界，就能成功，也才能真正赢得天下。

魏国权臣司马懿父子就是数字感很强的一个人。虽然相继被曹爽罢免了兵权、架空权力，但却在心中盘算着翻盘的机会和数字。为了能在关键时刻控制洛阳城，其子司马师阴养死士3000，就是算准了控制洛阳城的人数。

政变成功之后，司马懿令800人日夜监视曹爽。为何一定是800人呢？主要原因是过去的王府一般都是3.3万平方米，折算下来差不多200X200米，差不多间隔1米一个人，如果巡逻监视的话，可以保证全天候无死角监视，曹爽一举一动自然瞒不过司马懿。

所以说，司马懿就是一个数学功底极强、边界感十足的历史中的“数学家”。这也为其后续夺得曹魏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反之，曹爽因为数学功底极差，只知道寻欢作乐，即便是带着优势兵力去打仗，也是一败涂地，最终身死魏灭，为天下人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