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锦衣卫和东厂都是在特殊时期，皇帝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而做的特殊设计，属于过渡性质的“工具”，但明朝皇帝在吃到红利之后也就顺势将其制度化，厂卫制度因此贯穿了大明王朝的全周期。
明朝初年，军队实行卫所制，京师和地方都有相应数量的卫所，太祖为了维护其皇权也亲自掌控了十二卫以为亲军。除了十二卫的亲军，皇帝直接指挥的还有锦衣卫。
但锦衣卫可不是单纯的亲军，而是承担了为皇帝实现某种政治任务而服务的群体。明朝初年，由于开国战争而诞生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勋贵阶层，同时，那些以地方豪绅为主力的文官阶层也是威胁皇权的存在。
太祖在世，还可以以个人威势和军功驾驭这两个群体，但如果太祖一旦驾崩，这些人就是新君的巨大威胁，尤其是在皇太子朱标去世之后，太祖对这两个群体的忌惮就更深。
为了大明江山的千秋万代，为了给新君拔刺，太祖就开启了大肆清洗功臣的行动，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几乎将大明的开国功臣清洗殆尽。在这个过程中，锦衣卫就是替太祖干活的主力。
之所以以锦衣卫为主力，是因为锦衣卫有种种特权:不隶属于大都督府；有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负责刑名，北镇抚司专治诏狱；北镇抚司可以直接取诏行事，不必经过朝廷司法的常规程序，甚至锦衣卫的长官卫指挥使都不得干预。
总结起来就是，锦衣卫不仅负责为太祖清洗功勋阶层，同时控制意识形态按照太祖的设计走，是太祖维护帝国权威、维护皇权的特殊机构。
据史书记载:“卫之人鲜衣怒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万人。”
锦衣卫数量庞大，属于朝廷财政开支的重头。
经过几个大案的清洗，大明的功勋阶层所存无几，对皇权的威胁大大降低。
到了这时，太祖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就于洪武二十年（1389），下令焚毁锦衣卫的刑具，将锦衣卫关押的罪犯都移交给外廷司法部门。六年之后，太祖又接着下令，解除锦衣卫的诏狱特权，将所有大小案件都移交给外廷司法部门。从此，天下太平。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了汉武帝、武则天，这两人在某一阶段都曾大力发展酷吏政治:汉武帝以酷吏打击豪强、朝臣、外戚；武则天清除李唐宗室以及忠于李唐的大臣。
当目的实现之后，为了平息众怒，也都会及时暂停酷吏政治，甚至诛杀部分酷吏来缓解和官僚队伍的关系。
如此看，朱元璋的做法也并无新意，只是对历代帝王传统做法的一种升级而已。可以这么说，明朝的锦衣卫就是汉朝的“诏狱”，唐朝的“不良人”，宋朝的“内军巡院”...
如果历史照这样发展下去，明朝的政治氛围一定相对健康，但由于建文帝失去了江山，燕王朱棣靖难成功，历史又出现了新的拐点。
不可否认，成祖坐上皇位后是处于一种极大的不安中，因为，传说建文帝并没有自焚而死，随时都有可能杀回来夺权。
图源/剧照
其次，朱棣靖难成功给诸王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使诸王有了自己也可以效仿燕王靖难行为的想法，进一步加大了皇权的不安全系数。
虽然成祖通过将塞王徙封到内地并削除了诸王的护卫进行削藩，但藩王势力依然是威胁皇权的存在。成祖在时，可以驾驭局面，成祖驾崩，新君肯定会面临藩王的挑战。典型案例就是，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汉王朱高煦的叛乱。
再者，朱棣靖难只是以骑兵的机动性优势打通了从北平到应天的军事交通线，其它地方只是表面上服从他的皇权而已。成祖的朝廷，庙堂和地方的粘合力极其差。
还有，曾经忠于建文帝的旧势力依旧存在，在朝廷中有曹国公李景隆、驸马都尉梅殷等人，在地方上有盛庸、平安、何福等人，这些人都曾与成祖处于敌对作战状态，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
再加上满朝基本上都是建文旧臣，成祖出于本能，都会处于一种极大的不安中。为了坐稳江山，为了及时发现、清除异己势力，成祖又将太祖时期的锦衣卫制度抬了出来，作为自己的打手。
但这，成祖依然不放心，因为锦衣卫的身份属性也是外臣，不能完全相信。于是，成祖就将目光转向了在靖难之役的过程中起了极大作用，表现出绝对忠诚的太监势力，成立了由太监控制的东厂。
东厂的职能和锦衣卫一样，属官有贴刑，由锦衣卫千百户充任，但却是由皇帝的心腹太监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威权最重。而且，就是皇帝直接指挥的锦衣卫也受东厂的侦察。
锦衣卫和东厂最典型的区别在于，锦衣卫报告要用正式的奏疏，而东厂却可以直达皇帝处。
可见，厂权是高于卫权的。
历代都有皇帝以内廷制衡外朝的传统，东厂属于内廷，成祖的行为本质上也是对这一传统做法的再复制。
后来，随着政治局势的愈发复杂，随着明朝皇帝的能力递降，皇权对厂卫的依赖性就更高，尤其是在土木堡事变之后文官集团崛起一家独大的情况下，皇帝就更得需要厂卫来压制文官势力。
本质来说，宦官是皇权打击文官势力的“工具”，而宦官就是通过厂卫为皇帝服务的。
因此，厂卫制度就从临时的过渡设置变为大明皇帝随时握在手里的剑。
虽然后期也偶尔废除，名称变为西厂或外厂，或者东西厂、内外厂并设，但厂卫的核心作用并没有变。
厂卫到底有多恐怖，一件事情就能说明——天启年间，有四个平民在密室里喝酒聊天，一个人因为骂了魏忠贤结果就被突然闯入的厂卫人员带走，处死。
厂卫制度的严密、残忍，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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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皇帝连东西厂也不信任，在其上又加设了内行厂，对东西厂进行伺察。只能说明，大明的政治环境更加复杂，皇权的危机更大。
实事求是地说，厂卫制度虽然保证了皇权的安全，但也同时造成了大明政治的混乱，不断出现厂卫人员利用权力趁机攫取财富、打击报复的恶劣事件。
除了厂卫制度，明朝皇帝还有其它压制百官的手段，比如廷杖。廷杖制度是太祖继承了元朝的陋习，明朝被杖杀的文武官吏有:朱元璋的亲侄子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永嘉侯朱祖亮父子...
廷杖制度也成为大明的祖制。
这个制度让大明士大夫群体是斯文扫地，成化之前，被廷杖的人还穿着衣服，但在正德时的刘瑾手里却发展为对诸臣脱去衣服杖打。士大夫群体在肉体和尊严层面同时遭受冲击。
明朝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皇帝集体廷杖诸臣的事:正德十四年（1519），因为南巡受阻，武宗对一百四十六名大臣施以廷杖，有十一人被打死；嘉靖三年（1523），因大礼议事件，世宗对一百三十四名大臣施以廷杖，有十六人被打死...
除了廷杖之外，还有立枷的酷刑，由太监刘瑾所“发明”，成为锦衣卫的常规刑法。
结果是，诏狱、廷杖、立枷将士大夫集团和皇帝的关系越拉越远，士大夫心中的忠孝体系被无限稀释，结果就造成了明朝末年，文官集团踊跃投降闯王李自成、多尔衮的恶果。
崇祯说“诸臣误我”，他可是一点没从自我身上找原因呀。为什么崇祯从大臣手里筹集不到钱，原因就在这里。
《明史》中的原话是:“然帝（崇祯）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厂卫制度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