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71年5月2日，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小礼堂内气氛凝重。李四光院士的追悼会即将开始，但一个意外状况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不安。身为总理的周恩来站在主席台上，脸色严峻，目光如炬。他刚刚发现，为这位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准备的悼词竟然不翼而飞。这样的失误在如此重要的追悼会上是前所未有的。就在所有人不知所措之际，一封来自李四光女儿的信，被递到了周总理的手中。这封信里究竟写了什么？为什么周总理看完这封信后，会当场决定将其作为悼词宣读？又为何这封信的内容，会让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一、重庆相遇（1940-1947）
1943年深秋，重庆的天气已经转凉。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从贵阳迁至重庆后不久，李四光就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不得不前往北碚镇琴楼疗养。当时的北碚镇位于重庆市北部约六十多公里处，虽然远离城区喧嚣，但交通十分不便。
这一年的11月的一个傍晚，周恩来甩开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乔装打扮后来到北碚镇。他先是在镇上的茶馆里停留了一会儿，确认没有被跟踪后，才拐进通往琴楼的小路。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周恩来这样的冒险之举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到达琴楼后，周恩来与李四光的第一次谈话持续了近三个小时。谈话中，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提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可能面临的局势变化。这次谈话，周恩来还特意带来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相关材料，让李四光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的思想作风。
1944年春天，周恩来再次秘密造访北碚。这一次，他带来了更多关于解放区科技发展的具体情况。在谈话中，周恩来特别提到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建设情况，以及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这次谈话更加具体和深入，周恩来还向李四光详细询问了地质工作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
这两次谈话给李四光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此期间，李四光通过自己的观察，对比了国统区和解放区对待科学家的态度。他注意到，虽然国民党政府表面上重视科研工作，但始终将科研人员置于严密监控之下。而共产党却展现出了对知识分子的真诚态度和远见卓识。
1945年底，李四光在北碚疗养期间，曾收到一份来自延安的《解放日报》，上面刊登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讲话。这份报纸是通过地下党员秘密传递给他的。通过阅读这份报纸，李四光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1946年，内战爆发后，李四光的处境日益艰难。一方面，他要维持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他必须应对国民党当局日益加强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通过地下党员向李四光传递了一个建议：暂时离开重庆，等待时机。
1947年初，一个机会出现了。中国地质学会决定派代表参加将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这个消息传到重庆后，周恩来立即通过地下党组织传话给李四光，建议他争取这个出国机会。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李四光开始为出国做准备，同时将研究所的重要资料和设备转移到安全地带。
二、曲折归国路（1947-1950）
1947年夏末，李四光携夫人许淑彬抵达伦敦。表面上，他是以中国地质学会代表的身份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实则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转机。在登上前往英国的轮船前，李四光收到了周恩来通过地下党组织转交的一封信，信中详细说明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局势的发展趋势。
在伦敦期间，国民党当局频繁向李四光施压，要求他表态支持国民党政府。1948年3月，国民党驻英使馆派人送来一份声明稿，要求李四光在国际地质学会上宣读，内容是谴责共产党破坏科研工作。李四光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出席会议，避开了这个政治陷阱。
1948年秋，国民党政府下令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南迁。得知这个消息后，李四光立即从伦敦发出多封电报和信件，力劝研究所同仁抵制南迁。他提出研究所的仪器设备都是国家财产，不能任由国民党转移。这些电报和信件在研究所内部引起强烈反响，最终大部分科研人员选择留在原地。
1949年初，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传到英国。国民党当局加紧对海外学者的控制，派特务监视李四光的行动。为了摆脱监视，李四光以参加学术会议为名，辗转前往瑞典、挪威等国。在斯德哥尔摩期间，他通过当地的华人组织收到了来自解放区的信息。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李四光立即着手准备回国。但此时的归途并不平坦。首先是护照问题，国民党驻外使馆拒绝为他续签护照；其次是交通问题，当时从欧洲到中国的直接航线很少，而且多被国民党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指示驻苏联代表团设法接应李四光夫妇。1950年初，李四光从斯德哥尔摩启程，经由芬兰赫尔辛基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期间，他受到苏联科学院的热情接待，并应邀在莫斯科大学发表了关于地质构造学的学术演讲。
1950年3月，在中苏外交部门的协调下，李四光夫妇搭乘西伯利亚铁路，经过近两周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中苏边境。在满洲里车站，中国科学院派出的代表团已经等候多时。当李四光踏上祖国的土地时，第一件事就是询问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情况。
回到北京后，李四光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地质工作中。他带回了大量在国外收集的地质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这些都成为新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宝贵参考。同时，他还带回了一套先进的地质研究仪器，这些仪器为新中国的地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三、建设新中国（1950-1960）
1950年4月，新中国第一个地质机构——中央地质部在北京成立。李四光被任命为地质部副部长，主持具体工作。成立仅一周后，李四光就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地质工作五年计划。
在筹建地质部的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摆在李四光面前：如何在短时间内培养大量地质人才。1950年夏，李四光提出了＂以工代训＂的方案，在野外工作中直接培养人才。他带头深入祁连山脉，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为年轻地质工作者讲授地质构造理论，手把手教授野外考察技巧。
1952年，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源于他在河北兴隆县进行野外考察时的发现。当地群众反映，山上的岩石经常发出＂咔咔＂的响声。李四光连续观察数月，结合多年研究经验，提出了地应力场的概念，为后来中国地震预报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3年初，新中国开始筹备＂两弹＂研制工作。李四光受命负责铀矿勘探工作。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提出了＂构造控矿＂理论，指出铀矿床的分布与地质构造有密切关系。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地质队伍在短短两年内就在中国西北部发现了多处铀矿床。
1955年，一个重大发现改变了中国的能源格局。李四光带领考察队在新疆准噶尔盆地进行勘探时，发现了克拉玛依油田。这一发现打破了＂中国贫油＂的论断。李四光随即组织专家团队，制定了系统的勘探方案，使克拉玛依很快成为中国重要的石油基地。
1957年，全国地质资源普查工作全面展开。李四光提出了＂区域地质调查与找矿相结合＂的方针。他亲自带队前往青藏高原，开展了首次系统的地质调查。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已过花甲之年的李四光仍然坚持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绘制地质图，采集岩石样本。
1958年，李四光开始着手建立中国的地震预报体系。他提出了＂三网一员＂的构想，即建立地震台网、测震台网、前兵台网，并在地震多发区培养群众观测员。这一构想很快付诸实施，为后来成功预报多次地震奠定了基础。
1959年，在四川自贡，李四光发现了重要的恐龙化石群。这些化石的发现，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古生物学研究，也为研究中国地质演化史提供了重要证据。李四光随即组织专家团队，对这些化石进行系统研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恐龙化石研究基地。
1960年，李四光提出了＂找矿三要素＂理论，即找矿要素、控矿要素和保矿要素。这一理论系统总结了十年来中国地质工作的经验，为后来的矿产勘探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先后发现了多处大型矿床，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矿产资源保障。
四、最后的岁月（1960-1971）
1960年冬，李四光虽已年过古稀，仍坚持深入四川盆地进行地质考察。在绵阳北部山区，他发现了一处特殊的地质构造，这一发现为后来预测汶川地震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当地考察期间，他还指导年轻地质工作者建立了一个地震观测站，这成为了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地震监测点之一。
1961年春，周恩来专程到北京地质学院看望李四光。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李四光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十年来中国地质工作的成果。他特别提到了一份关于华北地区地下水资源的调查报告，指出这一地区面临严重的地下水超采问题。周恩来当即批示相关部门着手制定保护方案。
1962年，李四光开始整理多年来的研究资料。他将自己在英国、中国等地收集的地质资料分类整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质资料档案室。这些资料中包括了许多珍贵的手绘地质图和野外考察笔记，为后来的地质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3年夏天，李四光在太行山脉考察时突发心脏病。送往北京医院后，他在病床上仍不忘工作，口述了一份关于中国地质构造分区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后来成为中国地质构造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1964年，尽管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李四光仍坚持参与中国第一部《地质词典》的编纂工作。他亲自审定了数千个地质专业术语，确保术语的规范化和科学性。这部词典的出版，为中国地质学术语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5年，李四光最后一次参加野外考察。在新疆天山山脉，他发现了一处重要的构造带，这一发现为研究亚洲大陆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的证据。考察结束后，他将这一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杂志上。
1966年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四光虽然受到冲击，但仍然坚持在家中整理资料，撰写学术论文。他将自己多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心得记录下来，形成了一部未完成的专著《地质力学概论》。
1970年初，李四光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北京医院期间，他仍然关心着全国的地质工作。当得知四川发现新的天然气田时，他立即让人送来相关资料，并对勘探方案提出了具体建议。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将一份手稿交给了家人，这份手稿记录了他对中国地质工作未来发展的设想，包括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培养青年人才、推进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内容。这份手稿后来被整理成文，成为指导中国地质工作的重要文献。
在李四光去世前的最后几天，他还在病床上口述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他的女儿整理并交给了周恩来。信中详细记述了他投身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历程，以及对地质工作的深切期望。这封信，也成为了他的最后遗言。
五、科学贡献与历史地位（1971-至今）
1971年李四光逝世后，他的科学贡献在国际地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同年11月，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在巴黎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一理论为研究地球动力学开辟了新途径。
1972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开始系统整理李四光留下的研究资料。在整理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份未完成的手稿，记录了他对青藏高原形成机制的独特见解。这份手稿后来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为研究亚洲地质构造的重要参考文献。
1975年，李四光提出的＂构造控矿＂理论在新疆获得重要应用。地质工作者按照这一理论指导，在天山北麓发现了大型铜矿床。这一发现证实了李四光关于成矿规律的判断，为中国矿产资源勘探提供了科学依据。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地质专家重新审视了李四光的地震预报理论。通过分析他留下的研究报告，专家们发现他早在1958年就提出了地震预报的系统方法。这些方法被纳入中国地震预警系统，为后来多次成功预报地震提供了理论基础。
1980年，国际地质学界设立＂李四光奖＂，表彰在地质科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首届获奖者是一位法国地质学家，他运用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成功解释了阿尔卑斯山脉的形成过程。
1985年，李四光的地应力场理论在三峡工程勘察中发挥重要作用。工程技术人员根据这一理论，成功预测了库区可能出现的地质问题，并制定了相应的防范措施。这些研究成果后来被编入《三峡工程地质论文集》。
1990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专家对李四光的学术成果进行全面评估。评估报告指出，他的研究工作涉及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矿床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多项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特别是他提出的地质力学理论，开创了研究地球动力学的新方法。
1995年，李四光的野外考察笔记被整理出版。这些笔记详细记录了他在中国各地的地质观察，包括岩石分布、构造特征、矿产线索等重要信息。这些第一手资料为后来的地质研究提供了宝贵参考。
2000年，国际地球科学界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李四光星＂。这颗小行星的轨道特征与李四光预言的地球运动规律相吻合，这一巧合引起了天文学家的极大兴趣。
2010年，在纪念李四光诞辰120周年时，中国地质调查局公布了一批珍贵档案。这些档案记录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持全国地质普查的详细过程，展示了他为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2020年，随着科技的发展，李四光的多项理论获得了新的证实。例如，他关于地壳运动的观点，通过卫星测量得到了验证；他对矿产分布规律的判断，借助现代勘探技术得到了印证。这些发现表明，他的科学思想具有深远的前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