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时候，“义和团”居然成为一个贬义词。

在一些人眼里，义和团扒铁路、杀洋人、砍电线、反对一切洋玩意、狂妄自大，自以为有“神功护体”，刀枪不入，最终引来了八国联军。

义和团

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义和团运动是那个绝望的年代，底层百姓的一次民族意识的觉醒，并且一直影响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进步人士，是纯粹的民间一次自发的行为。

既然是自发行为，必然组织松散，也缺少先进的思想引导，最终在列强和晚清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成王败寇，失败的义和团又被晚清拿来背锅，更影响了后世的看法！

自明朝中叶以来，天主教各个教会纷纷前往东方传教，其中影响力和势力最大的耶稣会，到了康熙时期，清朝已经有十五万人的教徒，其中耶稣会信徒就高达十一万人。

当然，天主教可不是真的为了拯救东方人，本意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果然不久，罗马教廷发布了禁止清朝天主教徒遵守清朝政令和习俗，这是赤裸裸的干涉清朝内政，因而雍正帝继位后立即禁止传教士传教。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表面传教，暗地贩卖鸦片

到了乾隆时期，更是取缔了传教士，至于教徒众多的耶稣会也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被解散，至此，曾经火热的传教活动在清朝严厉的禁教政策下偃旗息鼓，大部分传教士开始进入地下传教活动。

但天主教传教之心并没有熄灭，趁着鸦片战争清朝战败，列强要求清朝取缔天主教禁令，并且发还被封闭的天主堂旧址，中断一百年的天主教传教活动再度兴起。

当然，此时传教活动仅限于沿海的通商口岸。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又要求在内地自由传教，而到了这个时候，不仅仅是天主教，基督教其他教派也纷至沓来，当然天主教是其中规模最大的。

清末教会学堂

但这和底层百姓有什么关系呢？说实话关系很真大。

因为建立教堂、发展教众、传播教义，必然要和地方百姓打交道，打交道必然就有利益之争。

而诸多外国传教士利用特权，却在地方作威作福，每次信徒们和当地百姓产生矛盾的时候，传教士们根本不管谁对谁错，利用特权威逼地方官站在教会这边。

此举就是为了显示教会的强大，以此来吸引更多的百姓加入教会，由此引发各地频繁出现的教案。

传教士

随着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就连一些思想开明的官员都看不下去了，比如曾经担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利，以纵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县、厅、镇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则不能安其生

一言道出了教会的本质。

而一些地方流氓恶霸看到高高在上的地方官在传教士面前畏首畏尾，一昧的妥协，自然被教会的这种特权所吸引，纷纷加入教会，而一旦加入教会，又会利用特权为虎作伥，然后欺压本地百姓。

天津教案会审场面

比如同治三年（1864年）的一场关于教会的诉讼，当地教民戴高氏骗了平民张洪彦、张洪俊、张洪伦三兄弟租地金两年，事后赖着不还，反而杀死张洪伦，刺伤张洪俊，如此恶行，地方官府却判决戴高氏不需要偿还之前的租金，而缴纳的押金，张家兄弟却要立即返还。

这是地方教会和恶魔互相勾结的一个缩影，而他们做的不仅仅是这些，他们要么侵占土地、要么无视法律、要么放贷催债，形成了连地方官都不敢管的势力。

一经号称教民，动敢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

这就是在传教士庇护下教民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背后都是无数底层百姓的血泪。

传教士合影

又比如“涞水教案”，本来按照传统习俗，当地百姓在正月里举办了热热闹闹的庙会，但教民们却不乐意，不仅打砸了庙会场地，又回头诬陷普通村民。

而当地官府又不作为，逼迫村民道歉，当然不仅仅是简单的口头道歉，而是大摆宴席，让村民在宴席前跪着，回头还要赔偿一万两白银。

可以说在教民欺压下，地方百姓已经没有了生存之路，剩下的唯有反抗，当然也是没办法的。

想要靠官府，但官府却和教会狼狈为奸，漠视百姓被欺凌，毫无作为，上天无路，下地无门，被逼到绝境，只能靠自己了。

无数被欺压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等下层人民被组织起来，白天工作，晚上练武，抱团取暖，一开始他们被称为“义和拳”。

清邑义和团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山东平原县再次爆发了教案，忍无可忍的百姓被组织起来，冲击了当地教堂。

深怕惹洋人生气的当地知县蒋楷立即派兵镇压，引起更大的冲突，至此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各地开花，在他们眼里，软弱的清政府和洋人一样可恨，因而竖起了“反清灭洋”的旗帜。

这就上升到了起义，因而屡遭清军镇压。

而后山东巡抚毓贤采用招抚的方法，将义和拳纳入民团，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义和团，相比于清廷，现在最大的压迫是洋人，而口号也变成了“扶清灭洋”。

扶清灭洋

说实话毓贤本身是比较仇视洋人的，纵容义和团捣毁当地教堂，自然引起列强的不满，最终被清廷免职。

而后署理山东巡抚的是袁世凯，他则带着北洋新军大力镇压，也让义和团运动销声匿迹。

就在这个时候，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让慈禧注意到了义和团。

原来“戊戌变法”之后，慈禧打算废黜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新君。

溥儁

但没想到却引起地方督抚的一致反对，就连各国公使都纷纷照会总理衙门，反对废黜光绪。

地方督抚也就算了，就连列强都来干涉，引起慈禧的不满，毕竟在慈禧眼里，废立皇帝是自家事，列强凭什么干涉。

到列强势大，慈禧又不能硬着头皮废立，只好打消这个计划。

正好这个时候，毓贤回京述职，和慈禧说了义和团反洋人的事情，认为可被朝廷所用。

而端郡王载漪深怕儿子当不了皇帝，也极力撺掇，就这样，慈禧生起了利用义和团制衡列强的心思。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慈禧力排众议，宣布支持义和团，义和团因此快速发展。

自以为有了制衡列强的筹码，慈禧宣布立溥儁为大阿哥，并择日举行禅位仪式。

看到慈禧又要废黜光绪，各国公使再次反对，而载漪又怕慈禧打退堂鼓，要慈禧立即征调义和团入京。

而为了坚定慈禧之心，载漪还找了一些人在宫里表演刀枪不入，加上身边人绘声绘色的形容，慈禧信心大增。

义和团运动

然后这群底层百姓组成的人在没有理论也没有现代化的组织下，靠朝廷一纸诏令进京了。

然而没想到，他们最为朴素的爱国主义，却被清廷当枪使。

先是高碑店的义和团拿着村里筹集的钱买火车票去涿州，但被清廷控制的火车站收了钱不卖票，义和团是去杀敌的，结果却被自己人坑了，一怒之下烧了火车：

烧高碑店火车，亦因赴涿州时，往买火车，付价，无客座与之。次日又如之，激怒放火——《高枏日记》

而根据教民鹿完天在《庚子北京事变纪略》中的记述，清军为了怕惹祸上身，攻打大使馆的时候只对天空放炮，却逼着义和团向大使馆进攻，目的就是将责任推给他们。

但义和团又没有洋枪洋炮，仅凭大刀长矛冲锋，死伤可想而知。

而后列强为了利益，组织八国联军进京，在廊坊，被义和团打死打伤近四百人，这还是靠刀枪，如果用西式枪炮呢？主将西摩尔提到此次战斗时说：

“义和团所用假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没”

而后义和团越战越勇，但却遭到清廷和列强的联手绞杀。

原来到了8月13日，八国联军进京了，吓得慈禧立即带着光绪西逃，逃亡途中，慈禧将锅全甩给义和团，并且发布了彻底镇压义和团的命令，并指定李鸿章与列强议和。

西什库教堂

而在镇压义和团中，不少教民充当“带路党”，他们本来就欺压惯了，现在又被义和团排斥，自然视义和团为肉中刺。

根据英国传教士宝复礼《京津随军记》记载，八国联军进军的时候，不少教民带路，才让联军顺利通过广渠门，甚至帮助联军运输弹药，侦查位置，铁了心跟着洋大人：

有两个人，一个是年老的中国传教士，另一位是他的儿子，自告奋勇去城里侦察大炮的位置，然后回来报告

五十个改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为英国十二磅海军大炮运送炮弹，他们把大炮从一个炮位拖到另一个更有利的炮位，有两次，在敌人重炮轰击之下，炮弹在他们的头上飞过，枪弹在他们的周围嘶鸣，而他们却勇敢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冷静地听从指挥，像是一些毫不怕死的人。

除地图之外，还要写一份对明天行军的说明，说明敌人的大约人数和位置，和道路的情况。每位指挥官都有了一份地图和说明之后，部队才准备出发。在我们出发之前，两个教民学生就已作为侦察员活动了五天了

甚至不少教民直接参与“华勇营”，依靠洋人威势，对同胞相当残忍。

华勇营

更有甚者，一些教民为了污蔑和丑化义和团，纷纷混进去，无恶不作：

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

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

当然为了给义和团一个教训，八国联军相当残忍，他们采取不同手段，互相攀比，比如英军将义和团集中到一起，用大炮轰杀，德军则看到一个射杀一个，以至于京城街头到处都是尸体。

义和团

当然列强一贯的抢劫也没忘，占领京城后，瓦德西允许联军士兵公开抢劫三天，数目难以计量，而大量无辜百姓也因此丧命。

八国联军

至于义和团，本来就是一个松散的民间自发的组织，最终在清廷和列强的联合绞杀彻彻底底失败，而且是一种屈辱的方式失败了。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慈禧回鸾了，庚子国变大大降低了她的威望，必然要寻求一个背锅的，至于背锅的，自然是义和团了。

辛丑条约

只要将锅都甩给义和团，那么责任也就是义和团的，清朝反而可以坐上镇压“暴民”的位置上了。

这期间，无数人开始给义和团溯源，最终将义和团安在了白莲教身上。

此前劳乃宣写出了《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书，声称嘉庆时期，就出现了义和拳，而当时白莲教起义不断，这么根据这样的推论，义和拳就是白莲教发展而来的。

劳乃宣，后参与张勋复辟

显然，这是瞎掰，但清朝不管，就是认定劳乃宣说得没错，目的就是给义和团定性，好予以镇压，至此义和团成为了“匪”。

实际上，义和团并不是如此，义和团自有一套纪律：

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

充满了朴素的爱国主义，而且“每日三餐老米咸菜饭”，毕竟他们本质上就是一群普通的底层百姓而已。

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民，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并不伤害良民——《庚子记事》

很多人都说义和团一昧的反对任何西化，扒铁路、断电线、大搞封建迷信，是历史的倒退。

然而他们本质上就是没啥文化的老百姓啊，老百姓所求什么？只图安安心心过日子而已，是谁把他们逼的走到这一步的？是谁让他们安宁的日子被打破的？是谁想要置他们为死地的？

是软弱的清政府和为虎作伥的教民以及背后的列强们。

时局图上的列强

当列强修筑铁路的时候，谁管百姓的田地和房屋？看到直接推倒，哪怕被百姓寄托的先祖陵墓也直接毁掉，至于补偿？是没有的，上去理论，下场就是被屠戮，俄国人干过，德国人也干过，在他们眼里，蝼蚁也配谈要求？

如此恶行，不胜枚举，至于百姓视为依靠的官府，却漠视列强的欺压，百姓还有活路吗？没有。

八国联军

所以义和团只是他们陷入绝境而反抗罢了，虽然屈辱地失败了，但他们的朴素的爱国精神和不堪压迫的努力不容抹杀，就连瓦德西都深深评价：

我们对中国的民众，不能看成是衰弱不堪或者失去道德品质的人。实际上，他们还有无限的生气。中国人素有英勇善战的精神，并没有完全丧失——《拳乱笔记》

而因为这次反抗，列强也意识到，瓜分中国已不可能，数万万底层百姓会不断反抗。

但日后一些人，却站在道德高点指责义和团的“不文明”，而忽视了底层百姓当时的困境，但他们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把他们逼上绝路了的？

在民族陷入生死存亡之际，是这群人站起来反抗的，虽然在一些人眼中是如此的愚昧，但他们可是实打实的反抗，而自诩为文明和精英的人都在干什么呢？卑躬屈膝，苟延残喘，指望他们拯救华夏？无异于痴人说梦。

说实话，如果没有义和团的反抗，列强还会变本加厉的欺凌和瓜分，是义和团干了本该是这群文明精英该干的事情。

日后导师们对义和团运动评价颇高：

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1900年12月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

1955年，东德向中国交还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夺走的三册《永乐大典》和十面义和团旗帜，周总理亲自迎回这批文物，并且说了这么一段话：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里，不断地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周总理亲自迎回这批文物

而后毛主席也评价了义和团运动：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国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国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

与其在压迫中消亡，还是选择抗争？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吧！

我的答案是：抗争

参考资料：

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柯文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版）

弗雷德里克·A·沙夫、彼德·哈林顿编著：《1900年：西方人的叙述——义和团运动亲历者的书信、日记和照片》（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桑兵著：《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宝复礼：《京津随军记》

瓦德西：《拳乱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