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8年1月18日于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上， 有27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加，并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博弈较量，最终签订《凡尔赛合约》。
在该合约当中，德国在山东的特权（青岛租界、胶济铁路）被取缔——这很正常，毕竟德国是战败国。
然而德国被取缔的特权却被移交给了日本。
虽然日本是战胜国，但中国同样是战胜国！
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悲愤大呼：“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
消息传回国内，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随后引发了五四运动，而中国政府代表也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
国际社会的弱肉强食，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中国作为满清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遭万人捶的一面破鼓，属实是没有什么排面。
但是，中国毕竟还是搭上了协约国的班车，成为与会的27个战胜国之一。
那么有没有想过：如果中国当时保持中立，乃至错误站队同盟国成为战败国，会是什么后果呢？
而且在《凡尔赛合约》之外，中国参加一战就没有其他收益了吗？
01
在1914年7月28日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有33个国家直接参战，15亿人口卷入其中，历时四年半，军民死亡人数超过2000万。
一方是协约国，核心国家为英国、法国、沙俄。
另一方是同盟国，核心国家为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奥斯曼帝国。
一战的战争规模与影响力在人类历史上仅次于二战。
而当时刚刚推翻满清朝廷进入民国时代的中国，本来是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尤其是袁大总统此时正在擘画九五之尊的美好蓝图，所以在一战爆发之后，北洋政府即宣布保持中立。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却从中看到了独霸中国的机会，随后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攻占山东青岛，将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以及胶济铁路成功收入囊中。
然后以支持袁世凯复辟作为筹码，诱使其在1915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消息传出举国激愤，拒不承认“二十一条”。
随后袁世凯在四面楚歌当中忧病而亡，黎元洪继任为大总统，段祺瑞担任总理。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值白热化阶段，凡尔登绞肉机还没来得及清洗，双方又在索姆河打得你来我往，僵持不下。
而一直在关注着世界局势的梁启超则敏锐的看出了未来走势，预言协约国必胜，同盟国必败，认为中国应该及时搭上协约国的班车参战，以提升国际地位。
在与段祺瑞面谈之后，两人一拍即合！
02
绰号“北洋之虎”的段祺瑞，其人评价起来确实有些困难，虽然他名副其实的“三造共和”，但是他也的确在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中承担首要责任。
段祺瑞的这个罪过污点，如白染皂——对着请愿的学生与群众开枪，当场射杀四十余人，受伤二百余人，真是根本没法洗白！
更不必说鲁迅的一支如椽巨笔，早已将段祺瑞压在那五指山下。
实际上在惨案发生之后，蒋梦麟、林语堂、傅斯年、闻一多、朱自清、邵飘萍等也都口诛笔伐，其中也包括梁启超——虽然梁启超曾与段祺瑞关系密切，在参加一战问题上配合默契：一个在报刊舆论上鼓与呼，一个在政界打埋伏。
在1917年2月16日，国务总理段祺瑞力主加入协约国参战，但是遭到了普遍性的反对。
当时以大总统黎元洪为代表的一派坚持中立，而以陆荣廷、唐继尧等为代表的南方军阀则因为与德国交好，所以认为即使参战也应该是加入同盟国。
当然，南方军阀暂时还影响不到北洋政府的决策，但大总统黎元洪有国会的支持，参战法案根本无法通过，由此引发了激烈的“府院之争”。
也正因如此才让张勋有机可乘，在1917年6月14日率领辫子军进京复辟，大总统黎元洪被赶下台。
实际已有证据表明：张勋复辟就是段祺瑞一手策划的，即张勋只是段祺瑞的工具而已。
段祺瑞在张勋复辟之后马上前往马厂组织起来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轻轻松松的把张勋逐出北京，推举冯国璋为大总统，他自己继续担任国务总理——而这也是“三造共和”中的一次。
03
1917年3月14日，中国北洋政府正式对德宣战——因为段祺瑞把黎元洪与张勋都赶下台，挟此余威自然是无往不利，不论是大总统冯国璋还是国会，都老老实实的在参战法案上签字通过。
但是因为此时北洋政府正面对南方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压力，所以并未派出军队参战，而是别出心裁的拉去了数十万名劳工，负责协约国的后勤保障工作。
这些劳工在战争当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死亡人数达到了5万人。毕竟战争打的就是后勤，这些中国劳工任劳任怨，确实赢得了协约国各方的普遍认可。
虽然在《凡尔赛合约》当中，中国作为战胜国却被区别对待，遭受巨大屈辱，并未如期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反而被日本趁机火中取粟。
但是须知有一句话：“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在今天和平发展为主流的国际格局中尚且如此，而当时正值帝国主义掀起重新瓜分世界的狂潮，那肯定更是肆无忌惮。
中国在参战并成为战胜国之后坐在了餐桌上，尽管被人挤兑挖苦，甚至连套餐具都没混上，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吃，但总归好过出现在菜单上。
假设没有参战乃至押错宝，那么必然是出现在菜单上，这一点毫无疑问。
在1918年这个关键节点上，国运生死难料，比如曾经强横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在一战之后皆被分食殆尽。
04
实际中国作为战胜国，还是获得大量好处收益的，最直接的就是顺利收回德国与奥匈帝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终止了1900年《庚子条约》中对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的赔款。而对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日本的庚子赔款也暂停五年支付——后来就变成了一笔糊涂账。
此外，中国还获得了德国8400万银元的战争赔款。
中国参加一战的直接收益就已经超过2.5亿银元，而且国内民族企业也收获了欧美大量的订单。
更不用说中国还以战胜国的身份位列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融入世界格局中，可以参与国际主流事务——可不要小看这一点，当时积贫积弱的国家多着呢，有资格参与其中的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而且也正是因为中国有资格参与国际主流事务，才能够列席在1921年11月12日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并参与缔结了深刻影响到国际格局的《九国公约》。
九国代表合影：左二为中国代表施肇基，右二为日本代表币原
也正是在这次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美国干涉使得“二十一条”名存实亡（两年之后正式废除），并迫使日本交还之前占据的胶州租借地，收回山东权益——当然，美国此举也绝非大发善心，而是1898年“门户开放政策”的延续，同时借此试探挑战大英的国际主导地位，因为英日之间当时是联盟关系。但“凡事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在之前的《凡尔赛合约》中未能收回的权益，通过华盛顿会议上基本得到解决。
如果没有参加一战并成为战胜国，那么中国根本不可能有资格参加华盛顿会议并成为《九国公约》的缔约方。
这就好比如果想要得到贵人提携，总得自身摆在合适的位置。若是窝在山沟沟里放羊，哪里会有机会。
虽然此时中国还是远没有摆脱被帝国主义支配的不利局面，但毕竟看到了一丝曙光。
如果眼光再往后放20年，国民政府在抗战当中表现得如此不堪，尚且在战后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至今被印度、日本、德国等垂涎三尺。追根溯源，其实在华盛顿会议以及国际联盟中已有端倪。
归根结底，还是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搭上了协约国的班车，站队正确、押宝成功。
05
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是属于被动站队正确；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却是货真价实的主动站队，并深刻影响到了国运。
这不能不感谢“三造共和”的段祺瑞。
功是功，过是过。段祺瑞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断然拒绝再与日本人有任何往来，无视日本人的金钱诱惑与权力拉拢。
吃斋念佛整整十年，直到病逝。
梁启超对段祺瑞的最终评价是：“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据说段祺瑞吃斋念佛是为了给自己的“三·一八”惨案赎罪——看来这位北洋之虎心中尚有一些善恶之辨。
对于政治人物而言，这一点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