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有点另类。所谓的另类者，往往是掌握真理的极少数人。因为《多余的话》，是不受条条框框限制，忠实于自己内心感受的“聊天”，有别于革命口号式的“话语体系”，所以瞿秋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另类”。
其实，这不是一个新发现。瞿秋白在《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就曾说过：“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的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缓。”一句俏皮的“狗耕田”，道出了瞿秋白诚实谦虚的品格。狗耕田，自然不胜任，因为它天生就不是耕田的种；但既然被拉去耕田了，就应该为了秋天的丰收，努力劳作。反映了瞿秋白有一种唯恐负众的本领恐慌和务实进取的精神。这与普遍存在的自诩或者渴望他人把自己看作是忠诚无限、能力无比、智慧无界的完人的人相比，是多么的“另类”呀！
瞿秋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史是农民革命史，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农民问题。1927年，当党内外人士对农民革命运动汹汹责难，就连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也想把领导湖南农运的人投入监狱的时候，瞿秋白却对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非常赞赏，并为之写了热情洋溢而又旗帜鲜明的序言，称毛泽东为“农民运动之王”，亲自安排中共中央的汉口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名，单行出版。
1928年6月，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当时，安徽籍学生王明诬陷莫斯科中山大学部分同学结成了反革命组织“江浙同乡会”，瞿秋白派出邓中夏和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结果表明并非如此。但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坚持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存在的，并在公开场合说瞿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把“江浙同乡会”问题与瞿秋白的所谓右倾“错误”搅在一起，横加攻击。心直口快的瞿秋白对米夫在中山大学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很不满，看不惯他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便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撤销米夫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建议。
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共同审查，作出所谓“江浙同乡会”根本不存在的结论。由此，米夫及其最得意的门生王明与瞿秋白结下了无法弥合的仇隙，也为瞿秋白这位敢在太上皇头顶动土的“另类”的政治生涯埋下了祸根。
后来，有人回忆说：“带有迫害性的‘江浙同乡会’这个名字，仍旧像个鬼影似的被时常指责着，不时流传于人们的口上，有时还可以听到被引用来攻击某一个特定人。这些情形我当初不大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打这个并不存在的鬼。后来才逐渐清楚了，原来是陈绍禹们的阴谋，目的在于打击瞿秋白。他们企图把瞿秋白描写为‘江浙同乡会’的最高领导者。”
《多余的话》看似一个“另类”不负责任的“奇谈怪论”，实则是居敬察省，折射了瞿秋白理性求是的思想光辉。不是吗？从表面上看，《多余的话》告诉人们：目睹苏共、亲历中共内部高层复杂而诡异的政治斗争，仕途坎坷，身心皆疲的瞿秋白，渴望退避桃园，逍遥地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文艺，守望书生之气，甚至万念俱灰，渴望死神的亲吻；熟识诸子百家并受其浸染的瞿秋白，内心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意识和种种思想困惑，是留在革命阵营中的不合格的战士。
其实，《多余的话》的部分真实意图是要让同志们明白：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 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瞿秋白意识到，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性的改造，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我们党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必然要求。
从一定意义上讲，《多余的话》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灿烂光辉。可惜，在越左越革命的年代，人人都想成为真理的化身，而不愿做理性的奴隶。《多余的话》被污名化，被污蔑为“叛徒的自白书”。还是圣西门有非凡的洞察力，他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里说，考察人类理性发展史，人类理性的杰作，几乎都要归功于那些独立思考同时又受到迫害的人。
《多余的话 》，有点蜕化。 瞿秋白说：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吧。
极“左”的王明宗派把瞿秋白等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分子和“革命的主要危险”加以批判，指责“右倾机会主义者怀疑革命的发展，忽视群众的力量，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慌失措，妨碍革命的发展”，“帮助敌人的进攻，引导革命到失败的道路”。在打棍子、抓辫子、扣帽子，口诛笔伐，无情斗争的情形之下，瞿秋白百口莫辩，如果不老老实实，依然坚持己见，恐怕他仅有的一点为党工作的机会也会被剥夺，而且他的身体也不允许他再做无效的抗争，他岂敢还发表与中央不同的政见？
起初，瞿秋白对极“左”势力的错误批判还不服气，但每次辩解和争论都是火上浇油，遭致更猛烈的批判和打击，迫于无奈，他只能不争辩，听之任之。这不是思想蜕化，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他的思考并没有停止，他对一些重大问题仍然有着自己的见解，只不过是隐而不发、等待时机罢了。厌倦无休止的党内斗争的瞿秋白放弃思想博弈，不仅是与极“左”势力的“和解”，也是自己与自己的“和解”，这当然是痛苦的，但他得以把精力投放到具体工作上，为党的事业做出实绩。如果不是这样，瞿秋白领导的苏区文艺运动难以取得丰硕成果。后来，在延安，萧三对毛泽东谈起已经牺牲的瞿秋白，毛泽东沉默良久，感叹道：“瞿秋白如果还活着，现在领导边区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