莅临北洋水师的第一场军事会议，李鸿章火力全开，斩杀黄瑞兰，赦免方伯谦，激励邓世昌，刺激刘步蟾，按照盛宣怀的话说：

见中堂今日在堂上，杀一个，赦一个；奖一个，激一个；一下子就凝聚了军心，焕发了众将的忠勇气概。

黄瑞兰是自己人，必须杀，杀鸡儆猴，以儆效尤，震慑整个北洋！

方伯谦是留洋管带，代表着北洋舰队的中坚力量，杀之容易引发其他留洋管带的懈怠乃至消极。

邓世昌则是正面典型，必须予以充分肯定，激励整个北洋！

至于刘步蟾，有着满腔的抱负，却将热情全都使向了一杆烟枪，不能罚，更不能杀，唯有刺激，刺激出血性，方能达到鼓舞效果！

当然，如此精彩的操作对于戎马一生的李鸿章而言，算不得什么，但让盛宣怀不能理解的是，李鸿章对于军舰走私竟然置若罔闻，甚至连提都没提，全当没有发生。

这就是李鸿章的胸襟，这就是一个上位者看待问题的格局：

水师不能乱。

任何时候，大局稳定才是重中之重，才是所有事情的前提和基础！

军舰走私一案，牵扯面太广，好几艘军舰，一大批官弁水手都牵扯进去了，若追查，势必引起军心浮动，朝廷阅兵在即，稳定要紧。

对于李鸿章而言，当前首要的工作是应对朝廷的阅兵，此次阅兵非比寻常，关乎整个北洋水师于朝廷的名声，关乎李鸿章数年努力的结果，更关乎北洋舰队对诸国的震慑。

军舰走私固然严重，但该案牵扯甚广，一旦启动必竟动辄全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毕竟牵扯太多的人，如此必然造成军心浮动，局面混乱，当然会影响极其重要的阅兵过程。

有鉴于此，李鸿章决定“缓”而不是“放任不管”。

只是，始终坚持“慈不掌兵，义不掌财”的盛宣怀颇为疑惑：

卑职冒昧，卑职不懂得兵法，但总觉得军舰走私，事关国体呀，您总应该抓一批，杀一批，才能够起到敲山震虎之势，您视而不见，总不是个办法吧。

事关国体的大事，唯有雷霆手段方能敲山震虎，最起码也不能视而不见，甚至连提都不提。

有些事，但凡不处置，就是变相鼓励。

只是，李鸿章有着自己的看法，这一段对“权力”的解读堪称“警示钟”一般存在。

要杀人，没人比我更便当，北洋在手，军权在握，想杀谁使个眼色，就会有人忙着帮我去杀。正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为官者，不可不戒。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

举一个最是通俗易懂的例子，为什么非要禁止管制刀具？

手里没刀，这件事你可能会这样处理；手里有刀，这件事你就会那样处理；不是不相信你有自控能力，而是从根本上斩断可能性。

更何况，人一旦冲动上脑，哪还有什么理智可言，潜意识里就会激发杀心！

为官者，亦是如此！

手握生杀大权，你就有可能动辄取人性命，不是因为他非死不可，而是因为你有这个权力！

有鉴于此，为官者，才不得不引以为戒！

倘若有了杀生之权，就嗜杀无忌；有了行政之权，就作威作福；有了度支之权，就为己敛财；甚至有一点小小的权力，比如说啊，县衙的差役、收税的小吏、官员的随从，如果把权力都用得无所不用其极，那真是国将不国啊。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的情况如果不加以遏制，情况又会如何发展？

所谓“利器”就会渗透到各个衙门的各位老爷，手握行政，欺压横行；手握度支，疯狂贪腐；甚至就连衙门的差役、收税的小吏、官员的随从，都会想尽办法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尽可能变现抑或最大限度放大，将欺压进行到底，将贪腐进行到底，甚至将自己的手尽可能延伸，一直延伸到进无可进，到那时，世界将会变成何种模样？

民不聊生，怨声四起，甚至官逼民反，一发不可收拾！

反观今日之世界，李鸿章哪里是强调的什么大清王朝，乃系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乃系不断轮回，始终不灭的现实。

所以，李鸿章给出的劝诫就是：

一个当权者有了权力，第一要紧的是什么，不是运用权力，也不是滥用权力，而是要遏制自己的权力欲啊。

手握权力的同时，就应该头悬警钟，而且必须警钟长鸣。大者如慈禧太后，权力的欲望一旦失控，遭殃的是整个国家；中者如李鸿章，权力的欲望过分膨胀，最起码该管的衙门都会沦为欺压的工具抑或灾祸的理由；小者如衙役、税吏，如果过分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不仅会严重影响朝廷的形象，更会逐渐滋生“民”和“官”之间的矛盾，任由矛盾发展，最终的结果就是爆发。

遏制自己的权力欲，真正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角色，到底要干什么，是作威作福，还是为人民服务，这一点非常关键，甚至决定着未来的升迁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

正如盛宣怀所言：

中堂，此番议论，直追古哲先贤，当为今世为官者戒啊。

当为今世为官者戒！

盛宣怀口中所言之“今世”，远不止一个晚清，远不止一个清朝，甚至可以涵盖千百年，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

只是，对于盛宣怀的夸赞，李鸿章并不打算接受，并非因为谦虚，而是他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清醒的界定，更对自己的影响力有着充分的认识：

张香帅大才，以为文章千古事，一支笔可以指导天下苍生，或许他可以做得到。但是一个干实际事的人，一手不能遮天。我的恩师增文正公，一手锦绣文章，一生经世致用，可他能影响的也就那么几个人，我也只能学德他老人家一点皮毛啊。

李鸿章和张之洞或许有着政见不合，或许因为各自代表着南洋和北洋而冲突颇多，但如果说到“治世”，他对张之洞的推崇绝对真心。

对于当时的清朝，仅仅是当时的清朝而言，“实干兴国”或许已经无法改变晚清的颓势，中国的命运应该寄托于意识形态的改变，也就是张之洞等文人才能做到的“文人治世”。就连曾国藩这样的大佬，也只是尽可能影响身边人，尽可能扶持身边人，然后以这些人为基础尽可能向外延伸，再去影响更多的人。若想影响整体国人的思想，李鸿章做不到，曾国藩亦然，或许真就需要张之洞等人的锦绣文章，渲染进每个人的内心，影响每个人的根本！

奈何，大佬亦有无奈，他对自己的要求不如曾国藩，但却仍旧令人发醒：

我讲十分，他们能够听五分，实行一分，我就知足矣。

锦绣文章，经世致用的曾国藩尚且只能影响数人，时势在变，人心在变，环境亦在改变，李鸿章改变不了那么多人，关于北洋舰队，他能做的都做了，能挡的都挡的，就连不能放任不管的军舰走私都给予了最大的宽容；北洋将领们，他用尽了心思震慑、刺激和鼓舞，但他仍然清楚的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邓世昌；朝廷百官面前，慈禧太后面前，他尽可能解释了北洋舰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他仍然清楚类似翁同龢一般的人物还有很多，就慈禧太后也在紧盯着北洋军费，瞅准机会就会挪一点再挪一点。

还能怎么办呢？

已然如此，已然尽力，等到北洋水师全军尽没，大家或许才能明白李鸿章的苦心，但真到了那个时候，不就晚了吗？

奈何，李鸿章顾不了那么，改变不了那么多，只能妥协，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知肚明的等着。

有人说，《走向共和》严重洗白了李鸿章，但《走向共和》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杜绝了历史人物的脸谱化，他将每个人物就摆在人们面前，不加修饰，不加遮掩，任凭世人评价。

反观晚清时期的林林种种，若将全部的罪过都归结到李鸿章一人的身上，或者归结到慈禧太后一人身上，并不理性，甚至并不清醒，反倒是软弱的表现，反倒会阻碍进步。

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或许，这才是李鸿章最大的对亦是最大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