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成荫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事情发生在六十年代中期。

那天一大早，五爷吹完哨子，把社员安排上了工，感觉头有些晕，渐渐就站不起来，便倒到了水渠边。社员们见状，七手八脚把他抬到家里，赤脚医生闻讯赶过来，一把脉，无可奈何地说：安排后事吧。五爷就这样过世了，正值青春年少。

五爷是共和国第一任生产队队长，生产队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家都姓柳，他的年龄不大辈分却不小，属于爷字辈了，故大人小孩都称他“五爷”。自五爷过世那天，生产队不论年长年幼，都上门磕头烧纸，不少人流下了眼泪。

那个年代，人死了要过了头七才可下葬，生产队社员每天自发来为队长守夜。就在第五天的晚上，五爷意外醒了过来，放了一个响屁，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居然坐起来了，把守夜的人吓得魂不附体。

五爷声如洪钟：别怕，阎罗王不让进门，我又回来了。年轻的五奶奶见状，忙着安排人撤去灵堂，摆好八仙桌。五奶奶弄了点下酒菜，招待守夜的人，五爷毫不客气往桌旁一坐，咕噜咕噜连喝七八杯酒，足足有七八两，大呼过瘾。

五爷天性好酒，没有酒就感觉走投无路，喝了几十年的酒，从来没有见他醉过。国营油厂在我们生产队地皮上，油厂不仅榨油，还煮酒。三爷有一个三十斤的酒坛子，酒喝完了就拎着空坛子，直奔油厂办公室。厂长看到他尤如看到阎王爷，又是倒水又是发烟，连忙安排人给他把酒坛子装满，笑呵呵地打发他回家。

今冬明春，是上河工的时节，年年如此。河工任务一下来，五爷就开始活动了，那时公社大院和各企事业单位都在我们生产队地皮上，用五爷的话来说，要给这些单位松松“皮骨”了。粮管所把大米准备好，油厂把大豆油和烧酒准备好，食品站准备好猪肉和鸡蛋，养殖场准备好大鲢子鱼。

五爷是从战场上滚出来的，属于年轻的老革命，在朝鲜战场上时才二十多岁，身中两弹，伤了腿部，属于甲等一级残疾军人，还是党员。从部队回来后，赶上人民公社成立，就当上了生产队队长，别说这些单位的负责人见到他如见阎王爷，就是公社鲍书记见到他也客客气气的，总会让他几分。

河工上，别的生产队吃着粗茶淡饭，而我们生产队却是大鱼大肉，让别人眼馋得吐血。

六十年代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生产队安排了五名女知青。五爷把这五个人安排到五个家庭居住，把一个叫召娣的姑娘安排在自己家里，和他老娘住一个房间，陪陪他老娘说说话。

同住一个屋檐下，天天见面，半年后，日久生情，召娣和五爷有了好感，后来俩人睡到了一起。五爷一直在战场上跌打滚爬，一直没有机会组建家庭，和召娣相识后，也算是美女爱英雄吧。

那年春节，在外贸公司当官的小柳回家过年，特地来拜访五爷。小柳是五爷的侄子，根正苗红，在外贸公司是个二把手，他俩也不知道谈了些什么，却让五爷着了魔。正月十五刚过，五爷便安排社员们上工，将中沟、通江河、水渠的坡道上的杂树、芦竹全部挖除，种上了杞柳。

五爷又闯进了供销社主任的办公室，开门见山，要他提供两间房子，让生产队办柳编厂。那时，供销社的房子最多，好多都空着，五爷一直想弄几间用用，却派不上用场，但心里一直惦记着。几天后，生产队的柳编厂挂牌成立，也是公社的第一个队办厂，公社鲍书记带领三套领导班子到场祝贺。

小柳帮五爷找了两名师傅，五爷挑选了十几名年轻的、眼睛尖、脑子灵活的大姑娘、小媳妇组成了柳编厂的第一批农民工，任命召娣为柳编厂厂长。第一年，由于刚扦插的杞柳还没有发棵，产量低，柳编厂的原料不充足，并没有为生产队创造多少效益。等到第二年，杞柳疯长起来了，郁郁葱葱，柳编厂忙得热火朝天，三五天就会往外贸公司送一批货。

年底，生产队会计的算盘打得“啪啪”响，柳编厂赚得盆满钵满，社员年终分配首次突破八毛钱一个工日。五爷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种粮食不如种经济作物，种地不如办工厂。

尝到甜头的五爷再也没有心事整天盯着地里了，他的脑子里一直在盘算，再找点什么事做做。生产队由于大批农田被公社征用，属于皇城根下，人多耕地少，每人才七八分地，大批的劳力闲置，虽然属于免缴公粮的生产队，但打点粮食也仅仅能够让社员填饱肚子。

那天，五爷去油厂打酒，发现了新大陆，他发现国营油厂有不少搬运工，帮助把船上的物资搬上来，又把厂里的货物装到船上，一打听，这些搬运工都是临时工，都是别的大队的农民。五爷开始走访摸底了，这一走访还真的收获满满，不仅是油厂，还有食品站、收购站、粮管所、农业机械厂这些单位都有搬运工，都是临时工。

五爷似乎看到了发财的商机，高兴得一宿未睡得踏实，第二天他带上会计，找上门来，挨家挨户地谈判，理由很简单：生产队的耕地被你们征用了，老百姓要过日子，就得找点事做做。就这样，生产队的“箩担队”成立了，就相当于现在的劳务公司，有任务时挑箩担，没任务时挑大粪，收益归生产队，箩担工人统一记工分。

转眼间，又是一年的春节，根据规矩，五爷通知食品站的杀猪匠，来生产队杀年猪。往年只杀两头，每人也就分个斤把肉，这次他心血来潮，手一挥：杀上三五头，让大家吃肉吃个够。是啊，一个队办厂，一个箩担队，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过，当然要让他们多吃些肉。

五爷开始嘲笑自己，在自己的身上哪里找得出曾经当兵时的影子，也找不到一队之长应有的素质，他认为，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土匪。然而，他明白，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得做土匪头子，就得厚颜无耻。

也就在箩担队成立的那一年，五爷假逝，出现了文章开头中的一幕。五爷带领大家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你说老百姓怎会不悲痛欲绝？事后，五爷常常安尉自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老百姓不过上好日子，阎罗王不会收他的。

大年正月初二，五爷和召娣去江南拜年，去拜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大的老丈人的年。这一趟，五爷没白去，可谓收获满满。走进江南，他发现那里的水面上吊满了珠蚌，经老丈人的引荐，五爷实地考察了一下。五爷寻思，家乡沟河纵横，水面丰富，岂不是有得天独厚的养蚌条件。那年，生产队的第三个副业项目诞生了，那就是“育珠场”。

就在那一年，大队部请示公社鲍书记，决定在我们生产队增设一名副业队长，帮助五爷管理工业和副业。经社员推荐，年仅三十岁的召娣当上了第一任副业队长，那时全公社唯有我们生产队设有副业队长，而且还是夫妻队长，被县里当着典型来宣传。

再后来的十年多的时间内，在召娣和五爷的努力下，生产队又增添了小型农具厂、种猪场、砖窑厂、养猪厂，等等。在七十年代中期，周边大队的工日才七八毛的情况下，我们生产队已达到了两块多，社员也能三天两头吃上大鱼大肉了。

转眼间到了八十年代，生产队的积蓄也多了，召娣决定投资一家小型化肥厂，社员会上，通过了群众的认可。就在召娣和五爷从江南昆山考察回来那一天，县工作组进驻了公社大院，一场新的运动开始了，那就是分田单干。

几个月下来，全公社基本上把田地分给了社员，就剩下我们生产队。五爷召集全队社员商量，大家一致不同意，好不容易找到了致富的路子，刚刚过上好日子，经不住折腾。五爷去公社找鲍书记求助，谁料，鲍书记被县工作组王主任罢免了，原因是不能接受新生事物，对分田单干态度消极。

看来，只有靠自己了，五爷和召娣带领全队社员与县工作组抗争，坚决反对分田单干。怎奈脖子扭不过大腿，工作组王主任的一句“不换思想就换人”，五爷和召娣当场被撤职了，就这样，一个充满朝气的生产队支离破碎了。

转眼间又一个二十多年过去了，五爷也老了，满头白发，不过依旧声如洪钟，依旧能喝半斤老白干，只是身上找不出当年的匪气。上了年纪的村民碰到五爷总会毕恭毕敬地称呼一声老队长，称召娣为小队长。

2015年的一个冬夜，五爷过世了，这次真的过世了，那年他88岁。全队社员自发组织起来，为老队长送葬，十里乡路，唢呐声声，凄惨悲凉，催人泪下。此时，有人认出来了，送葬队伍中有当年县工作组的王主任，他用一顶大沿帽子把脸遮住了，明显感觉到他也老了，腰已躬了。

召娣把五爷的骨灰安葬在东边的高圩子脚下，前有水，后有山，风水宝地也。

注：文章中有部分内容为虚构，并加以文学手法处理，请勿当新闻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