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工作者是一个国家宝贵的财富，但谁能想象，苏联曾被某位“专家”搅和得天翻地覆，甚至凭他一己之力让苏联自废武功，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到无可救药的后果。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种被称为“春化处理”的农耕技术曾一度盛行于苏联。简而言之，所谓的“春化”就是把农作物的种子放在寒冷而湿润的环境下，等到春季气候适宜时再播种，这样一来，作物往往可以提前一些时间成熟，坏种率也会大大降低。乍看，这不过是个单纯的农业问题，然而，一个名叫特罗菲姆·李森科的小角色却因此发迹，被苏联高层树立在显赫的位置上。

众所周知，想在苏联的政治场上混得好，有两件事不能少：找一个权势够硬的后台，同时脑子还得机灵，要审时度势能屈能伸。李森科在这方面简直是个天才。此人的出身非常普通，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中，1925年从基辅的农业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育种站工作，属于那种扔进水里也激不起多大点水花的小角色。

1929年，李森科在协同父亲务农时意外发现了所谓的“春化技术”，巧的是，由于莫斯科方面派了任务，他的领导们正为如何提升粮食产量而发愁呢。站在如今农业科技的角度来看，李森科的“新发现”压根就没多少科技含量，然而，病急乱投医的领导们当即围绕李森科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小组，要他在最短的时间里拿出成果。事实上，李森科宣扬自己的“春化技术”，目的本身就不单纯。这套技术确实有一些实用价值，但他却大肆鼓吹“春化处理”对提升单位产量的作用。

在一次次的实验中，李森科获得的数据完全不能证明自己当初的论断，然而，他却伪造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交了上去。当假数据被呈给上级后，领导们也只顾着拿着它向莫斯科邀功请赏，根本来不及鉴别真伪，正是靠着作假，李森科得到提拔，获得了更大的表演舞台。

要说人站在风口上，想不起飞都难，这李森科刚刚有了点小名气，就被一个天大的机会砸了个正着。

原来，20世纪30年代，国际生物学界刚刚就一个问题基本定了调，西方学者们终于证明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才是“真理”。简而言之，这个学派承认偶然因素在生物遗传中的关键作用，而历史也证明了它是正确的，然而苏联政府却对此嗤之以鼻。为啥？按照苏联高层尊奉的唯物主义理论，世间万物都可以也应当得到合理的解释，尤其是科学，突然冒出个不好解释的“意外”，那怎么能行？

其实，这种观点虽看上去也有点道理，但它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苏联当局的态度——一切都可以被解释、被掌控，超乎意料的状况基本是不允许存在的。既然孟德尔的这套理论不符合当局期待，况且它又已经被西方国家追捧，我们苏联也得搞一套自己的主张不是？巧了，当时生物学界还有另一个与之对立的学派，即拉马克和米丘林的遗传学。此前，这套理论曾一度十分盛行，它主张“用进废退”，否定物种延续过程中的偶然因素。这套学说极大贴合苏联当局的心意，因此，在这场学术讨论几近尘埃落定的情况下，苏联政府依旧高举“拉马克-米丘林”大旗，不但要把“唯物”（当然，不是咱们所熟知的辩证的唯物）进行到底，更是要跟西方国家对着干。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拉马克的学说已被证明存在谬误，漏洞百出。当然了，政客们选择站哪边，多少有点“非科学因素”，但30年代前半段的苏联那可是百花齐放，各种学术大佬辈出，当官的要把狗屎奉为圭臬，这些搞技术的哪肯答应？当局的奇葩操作在苏联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反倒是有一小撮人逆流而上，明知是错的却大力支持，这其中就包括李森科。

在为数不多的支持拉马克和米丘林遗传理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苏联农业专家中，李森科算是牌面最大的一位了，因此被当局有意识地摆在了较为显眼的位置上。这下倒好，李森科一下就成了其他人的靶子：之前你搞得那套什么“春化处理”，一看就是堆废话，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眼下又非要指黑为白倒行逆施，你小子作为科研工作者的脸搁哪去了？一时间，针对李森科的指责和批评甚嚣尘上，这反而狠狠替他炒作了一把，让他成了当时苏联学界真正的大红人，使其在高层眼里更具利用价值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机智的李森科是怎样操作的，让他从一个学者变成了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手中的一张牌。

要说这李森科的精明之处，在于他非常善于借力打力。起初，其他科研工作者针对他的攻击强度非常大，有人质疑他作为学者的职业操守，有人干脆诟病他故意把错的说成对的，纯属居心叵测。敌众我寡，眼看处境极其不利，李森科倒是不慌，他吃准了斯大林是站在自己背后的，便想办法把射向自己的箭引到斯大林身上。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在一场“集体农庄”主体的重要会议上推广自己的“春化处理”技术，他巧妙地将自己这套理论的推广归功为大领导们的英明决策。换而言之，谁敢反对它，就是质疑大领导的决策。

不仅如此，李森科还别出心裁地将苏联学界内针对他的攻击定性为“阶级矛盾”，他仗着斯大林的青睐，将一切对他的批评污蔑为“阶级敌人试图阻挠苏联的发展”，还大放厥词称“无论是不是在学术界，阶级敌人总是阶级敌人”。

显然，李森科又押对宝了。众所周知，1935年这个时间点上，苏联国内局势非常复杂，逼得高层都不得不发动日后那场巨大的灾难以稳定局势。而眼下，斯大林正需要一些办法来甄别“敌人”和“朋友”，同时压制斗争的“重灾区”文化界和学术界，李森科的做法令斯大林刮目相看，这场会议后，前者正式进入最高领导人法眼，高层也加速了对这位“卓越科研工作者”的包装。

此后，“春化技术”在苏联各农庄得到推广，但全国粮食产量并没有得到提升。更糟糕的是，一些地区，例如我们熟悉的乌克兰，因为过分强调指标，导致农业生产再到破坏，粮食产量反而大幅缩水，引发了严重的饥荒。本来，这些都该是李森科的过失才对，但在高层包庇之下，各种严重的问题都被指控为“西方和内部敌人的阴谋”，因为坚持反对错误理论，声名卓著的苏联植物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因此失势被捕；苏联“二号人物”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公开抨击李森科，害得老爹都身陷囹圄最终一命呜呼。反倒是李森科本人落得一身干净，在国内的地位不降反升。

1936年，李森科加封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称号，春风得意的他更是公开表示，自己同反对派的斗争如同当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其中利害不言而喻。高层深以为然，从当年晚些时候便开始对学术界下手，大量反对李森科的科研工作者被捕，所有对手均被荡平，其他人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好转而为李森科高唱赞歌。至此，他已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而此时苏联学术界也因此陷入了可怕的恶性循环：当局把李森科捧得越高，就越不能承认其中的错误；而李森科为了进一步宣扬自己“正确”的理论和主张，又会对国家造成更大的伤害。

进入40年代后，苏联政治局势的稳定和二战的爆发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状况，但到了1948年，它的恶果终于集中爆发了。

当年8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上，李森科作出一份名为《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不但重申了拉马克和米丘林的生物学是完全正确的，更是按照上层的意思，将其定义为“无产阶级的”、“进步的”科学，声称要把“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彻底消灭”。随后，苏联科学界就遭受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摧残，超过3000名专家被撤职，数十家科研机构被取缔，大批先进项目被叫停。

李森科对苏联科学界的摧残并没有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而终结，虽然赫鲁晓夫上位后放开言路，李森科一度慑于压力而被迫辞职，但仅3年后，李森科再次被任命为农业科学院院长。这一次，他干脆彻底摧毁了此前苏联几代生物学家所有的科研成果，这导致苏联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原地倒退了几十年，彻底落后于西方国家。

要命的是，同一时期，西方学者发现了DNA碱基排列顺序，将生物学遗传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在李森科的“英明领导”下，苏联竟然还在倒腾19世纪的玩意儿。他对苏联造成破坏是自上而下的，不仅苏联失去了同西方国家同台竞争的机会，在诸多错误理念的引导下，苏联农业生产陷入了极其糟糕的状态中——虽拥有世界排名前列的耕地面积，数量可观的先进农用机械，但苏联的粮食年产量却在不断下降，以至于后来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进口粮食。

求真务实是学者首先应当秉持的职业素养，但身为科研工作者的李森科，为追求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刻意逢迎；不但不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国家纠正错误，反而仗着领导的青睐，对同僚大加迫害，如此人品实在是令人唾弃。到了最后，他自己如愿成为了“苏联科学界的红衣主教”，整个学界却被他糟蹋得沆瀣不堪。虽然赫鲁晓夫的“玉米”梗总是被反复提及，但苏联的农业生产一年不如一年，李森科才是其中真正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