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对《道德经》进行全方位问题扫描和解决，与从前逐章逐句的分解不同，这一次重点放在每一章最易产生分歧和误解的章句上。因此，本次解读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只对容易产生误解、曲解和争议较大的章句进行分解，比如传本第一章是否属于《道德经》的总纲？第三章“不上贤”，老子果真反对任人唯贤吗？再如“以正治邦，以奇用兵”果真是正面表达吗？
2、本次解读坚持“以老解老”，不作引申解读，比如不作宗教解读，不作炼养解读，避开儒道、易道、佛道等角度的解读，但不妨碍有上述爱好者的参照、引申诠释。
3、所有的“问题式”解读，均与“章旨”提炼相结合，加深对老子思想的领会。
第一章原文及章旨大意原文：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章旨大意：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都不是永恒不易之道、永恒不易之名（比如经术政教之道，仁义礼智之名，皆非恒道、恒名）。“无名”和“有名”都是就“道”而言的，它本来就无形无名，但万物却肇始于它；万物有形有名却因它而生发，故称为万物之母。
圣人“虚其心、弱其志”，置身于“万有”之中，却始终以“虚极”之心而观大道之微妙；心怀虚无却切实存在的大道，以此观察万物之所以终归的意趣。这叫作“有无同观，不可偏废”。
“无名”与“有名”，“初始”与“母本”，或者“精微”与“归所”，所指都是“道”，叫法不同而已。玄冥之中有玄冥，妙不可言，那是一切精微要妙所出之处。
本章几乎每一句话都有争议，但主要有以下个问题
1、“可道（可名）”所指什么“道”？“恒道（恒名）”所指什么“道”？；
2、是“无名天地之始”？还是“无名万物之始”？这涉及到谁生谁的原则问题！
3、“两者”所指什么？
第一个问题：“可道（可名）”所指什么“道”？“恒道（恒名）”所指什么“道”？历史上的每一个解老注老者，都是基于自己对老子思想理解基础上的“解读”，同样一个人，会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解读，苏辙42岁第一次做《老子解》，发配到广东雷州后，“多所更定”后再寄苏轼。
再后来移居许昌的十几年里，“于此书多所删改，以为圣人之言，非一读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说为定。”
今人陈鼓应三改其书，任继愈四改奇书……可见老子之言难懂、难识，非独你我。
如果你认可本人所作的“章旨”解读，那么，老子所言之“可道之道”与“可名之名”，当是世俗经术政教之道，仁义礼智之名，这一观点贯穿《道德经》始终，即使是方仙道家河上公，经学家王弼，大儒苏辙、朱熹、林希逸，高僧憨山大师等，都是这么解释的。
第二个问题：是“无名天地之始”？还是“无名万物之始”？这是原则问题，涉及到谁生谁的问题众多的学者，一直沿袭着传世本的文本“无名天地之始”，岂不知王弼注却不涉及“天地”，他的注文表达十分清楚：“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
是《道德经》原文有误，还是王弼的注文有误？当然是后来的编校者的编校之误：他门只强调“天地”与“万物”的对称，却忽视了注文内容，后人犯了同样的常识性错误，只看“校勘后的原文”，忽视了王弼注文。
“道生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道“生”万物是确定了的，“万物”当然包含“天地”，为何只是“万物母”，唯独不是“天地”母？
既然是“有名”“无名”、“始与母”、“妙与徼”所指都是同一个“道”，那么它们后面所涉及的也应该是同一个对象，要么是“天地”，要么是“万物”，不能一会是“天地”，一会有时“万物”。
所以司马迁《史记·日者列传》所引原文与王弼注文一致，即“无名万物之始”，这说明司马迁所见原文与帛书《老子》原文是一致的。
第三个问题：“两者”所指何物？历来对“两者”的解释都不一致，河上公、成玄英、魏源注曰：两者，谓有欲无欲也；王弼、陆希声注曰：两者，始与母也；苏辙、憨山德清：有无也；吕慧卿、李涵虚、焦竑：妙与徼也；林希逸：有与无；吴澄：道与德……
唐玄宗：两者，谓可道、可名，无名、有名，无欲、有欲，各自其两，故云两者。有云：诸如上两者也；
之所以罗列上述诸多见解，意在说明历来的学者对“两者”的理解分歧之大，似乎主家各有所据，各有道理。
综合起来，赞成唐玄宗的观点。
上述分歧只是个人认为中的主要分歧，当然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有无”处的断句问题，第一章是否总纲问题等，但这些问题，在本人看来都不值一提。
因为在“无”“有”之处断句，只有王安石、司马光等三两个人，都被出土文物否定了，不在重提。至于第一章为整个《道德经》的总纲之说，实属偏见，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删掉第一章也不影响《道德经》思想的整体性。当然这一说法也太过急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