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十周年：再探马王堆

恰逢马王堆发掘五十周年之际，湖南博物院即将推出全新马王堆主题展览和系列活动。本期杂志以此为契机，特别呈现马王堆专题，深入探讨其在中国历史研究和考古史上的重要意义。

马王堆遗址的完整性以及出土文物的丰富程度和完好保存状况，尤其是震惊国内外考古界的新追女尸，都使其成为研究西汉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的珍贵宝库，如同一部详实的西汉生活手册，生动还原了当时的生活图景。

马王堆的发掘正值文革时期，却汇聚了当时全国顶尖的考古学者，这标志着中国考古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两本重要的考古杂志《考古》和《文物》也因此得以复刊。

文章《历史的细节》深度还原了1972年至1974年马王堆发掘的历程，并采访了多位年龄在88岁至94岁之间的参与发掘的老专家，这些珍贵的口述历史为我们了解那段特殊的时期提供了 invaluable 的视角。

本期杂志还将聚焦马王堆出土文物中的代表性器物——漆器和帛书。相关文章分别探讨了这两类文物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其中，关于帛书的研究部分，采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林老师，就帛书，特别是其中的黄老思想进行了深入解读。此外，通过对新追女尸和轪侯利仓一家的考古和历史研究，梳理了西汉社会的生活与政治状况。

文章还收录了对新追女尸解剖主刀医师彭龙祥的采访，以及对葛建雄老师的采访，葛老师的老师谭吉香先生是70年代最早研究马王堆地图的专家，葛老师本人也对西汉人口地理，特别是长沙国，有着深入的研究。

二、发掘现场：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马王堆的发掘过程中充满了许多引人入胜的小故事，例如工作人员现场品尝叶子、分享藕汤等，这些细节在《历史的细节》一文中均有深度报道。文章着眼于发掘过程中的细节和独特性，尤其是在特殊的文革时期，更凸显了中华文化研究和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是一个被反复讲述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长沙东郊马昂堆，366医院的解放军战士们正在两个小山墩上挖掘防空洞。

施工过程中，工人抽烟的火星意外点燃了墓葬中泄露的沼气，引发了鬼火。这一突发事件引起了重视，他们立即联系了湖南省博物馆（后更名为湖南博物院）。

经专家确认，这里竟然埋藏着一座古代墓葬。

这一发现具有非凡的意义。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全国许多考古工作已经停止。

马昂堆汉墓的发现，自上而下引起了高度重视，使得停滞的考古工作得以重新启动。马昂堆汉墓也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发掘的保存极其完整的汉代列侯级墓葬，出土文物3000余件。

尤为重要的是1号墓的发掘。由于棺椁外层的白膏泥和木炭的密封作用，墓葬内部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低氧环境，使得墓内文物保存状态极佳，接近2000多年前下葬时的原貌。

考古学家们一丝不苟地进行记录和拍摄，保留了大量珍贵的细节，例如鼎盛食物中的藕片等。参与了70年代三大汉墓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白荣金老师，曾亲眼见证了七鼎中保存完好的汤和薄如蝉翼、宛若新鲜的藕片。

湖南博物院以精心的展厅设计，将马王堆汉墓的考古成果生动地展现给世人。1:1复原的1号墓墓坑，详细展示了考古发掘过程、墓主人的身份信息以及丰富的陪葬品，使观众得以深入了解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不仅仅是考古学上的重大突破，更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重现于世。它重启了中国考古事业，为我们了解汉代历史文化提供了 invaluable 的实物资料。

湖南博物院通过精心布展，让这些沉睡千年的文物“活”了起来，向世人诉说着两千多年前汉代文化的辉煌，也提醒着我们保护和传承中华文明的责任。这偶然的发现，如同历史长河中泛起的一朵浪花，却激荡着绵延不绝的文化回响，启迪着我们对历史的探索和思考。

三、创新展陈，沉浸式体验考古发掘

马王堆汉墓新展以其独特的建筑设计和展陈方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考古体验。不同于传统的参观路线，观众进入展厅后，将直接被引导至三楼。

三楼展区以考古故事和考古发掘史为主题，并展出部分出土文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三楼尽头的巨大空间，这里1:1复原了马王堆1号墓18米深的墓坑发掘现场，观众得以俯瞰整个墓坑结构，仿佛置身于考古现场。

从三楼向下，二楼和一楼分别展示了墓中出土的各类文物和棺椁。尤其是一楼展厅，展出了真实的棺椁以及墓主辛追夫人的遗体，而非复原品，进一步增强了展览的震撼力和真实感。

整个展览设计如同一个建筑剖面图，从三楼到地下一楼，逐层展现墓坑结构和出土文物，使观众在视觉和情感上都得以深入其中。

展览不仅注重宏观呈现，也关注微观细节。例如，许多出土器物上精美的图案和丰富的元素，通过动画和导影图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展示，方便观众学习和临摹。

展览中规模庞大且保存完好的漆器，引发了对古代漆器制造工艺的深入探究。

通过查阅《秦汉工匠》等书籍以及与考古所和博物馆老师的交流，可以了解到，器物上的铭文为了解当时的生产质量控制体系提供了重要线索。例如“巨姓石”、“城市早”、“城市饱”等铭文，反映了当时工匠作坊的运作方式。

铭文制度从战国时期开始发展，到汉代逐渐完善，通过在兵器和器物上刻上工匠的名字，以便追溯责任，确保器物质量。西汉初年，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铭文制度有所简化，但仍然是保证器物质量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