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桑，位于九江南侧，南邻庐山，隶属于九江市。古来，柴桑这个地方就很有名。春秋之时，这里因位于吴国和楚国交界处，故而被称为“吴头楚尾”。《三国演义》第57回中说，因收复荆州城的计谋被诸葛亮识破，周瑜气恼之下，一命呜呼，进而引发东吴对蜀国的怨恨。为了顾全联吴抗魏的大政，诸葛亮在赵云的护卫下前往周瑜灵柩的停放地柴桑吊唁。由于诸葛亮的吊词殷切感人，消除了东吴对蜀国的怨恨，两国再度和好。
到九江，慕名去了柴桑区沙河街的蔡家洼，前去拜访东晋诗人陶渊明。
汽车进入柴桑城，就见路边有“渊明路”的路牌。行不远，就到了陶渊明纪念馆。
纪念馆位处偏僻，却也更显宁静典雅。
纪念馆建筑简洁，青砖黛瓦，门楣上高悬一匾，上书“晋代一人”四字。两侧楹联为“文章超群，辞采精拔，吟咏田园称诗祖；品操逾众，意趣旷真，躬耕垅亩仰羲皇”，恰如陶公本性。
入门，一片清幽。绿荫间，一座六角亭盈盈玉立。亭上大书“归来亭”三字。两侧楹联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之句，与“归来亭”之名相呼应，有一种自成一格的趣味。
归来亭
过小径前行，到了陶靖节祠。“靖节”乃是陶渊明生前知己颜延之所赠的私谥。陶渊明故去后，颜延之为他撰《陶徵士诔》，其中称“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徵士”，故而人称陶渊明为“陶靖节”。祠堂不大，却古朴清雅，从砖瓦石阶到镂空花窗，皆可看出是用心之作。
步入祠内，廊上有一匾，曰“清风高洁”。堂前两侧廊柱上，楹联上写着“无丝竹之乱耳，乐琴书以消忧”，该联半是出自刘禹锡的《陋室铭》，半是出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用于此处，恰显陶渊明品性，颇为合适。
隔着简陋的天井，见堂内有陶渊明立像一座。只见陶公头扎漉洒巾，宽袍缓带，似乘风，衣袂翻飞，飘然出尘，颇具陶公风采。
出祠堂，沿小径前行，来到陶墓牌坊前。牌坊上写有“清风高节”四字，记得刚才在祠堂所见的匾额上写的是“清风高洁”。“洁”与“节”，两字虽有别，却相通，应是纪念馆的建造者有意而为之。
立于排坊前，不由想起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一句：“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千年间沧海桑田，斯人虽去，其思其文却流芳百代。
过半坡凉亭，再前行，便是陶渊明墓。墓碑顶部为三尖状，其代表天、地、人。中央尖角象征天，两侧尖角分别象征地和人。三者结合标志着天、地和人“三才”相互依存，寓意天地人的和谐。中间墓碑上写有“晋徵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
一千二百年前，也就是“元和十年（815年）”之时，“予左迁九江郡司马”的白居易也曾来这里寻访过陶渊明，他还为此写了一首《访陶公旧宅》：
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
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
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如今，沧桑早已变幻，陶渊明墓祠依旧。
陶渊明墓
陶渊明出生于公元365年的东晋时期，名潜，别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人。
陶渊明的曾祖是陶侃，是东晋朝赫赫有名的大司马。陶渊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坏，不过，他八岁时父亲去世后，家境开始没落。
二十岁时，为谋生路，陶渊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活路。他在《饮酒》中说：“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即是回忆他的游宦生涯。
29岁时，陶渊明第一次出仕，担任江州祭酒，但不到两个月他便因忍受不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王凝之的怪癖而请辞。
王凝之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虽善书法，也能诗文，不过却暗顿迂腐，痴迷炼丹画符，求神拜鬼，不理政务，历来被自己的才女之妻谢道韫所鄙视。面对这样一个领导，陶渊明知道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干脆拂衣归田里，“把酒事农桑”。
此时的东晋王室愈加孱弱腐败，内部争权夺利激烈。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江州刺史桓玄起兵发起“清君侧”，陶渊明应招入军担任幕僚。当初，不明桓玄内心的陶渊明还以为自己没日没夜地帮助桓玄撰写讨逆檄文是为了匡扶晋室，却没想到，桓玄却威逼晋安帝禅位，自己当上了桓楚“皇帝”，致使天下大乱。看到桓玄如此作为，陶渊明心里痛苦不已，便借着为母守孝的名义，请辞归隐。
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为反对桓玄的胡作非为，镇军将军刘裕起兵讨伐，陶渊明再次出仕，担任刘裕军中的参军。但在跟随刘裕期间，陶渊明很快就发现，刘裕其实也是死死盯着皇帝的宝座去的。陶渊明失望至极，再一次引退。
不久，陶渊明又投到建威将军刘敬宣麾下，开始了自己的第四次出仕。刘敬宣为东晋名将刘牢之子，屡立战功，其地位可与刘裕相抗衡。然而很快，刘敬宣就因遭受排挤，被迫辞去职务，后又被人杀害。这一事对陶渊明触动很大，推人及己，他想到自己的遭遇，体会到若想建功立业，是何其艰难！身居高位、功勋赫赫的刘敬宣尚且落得如此结局，更何况自己只是一名小小的参军。
于是，陶渊明再次回到了故乡。也就从这以后，他入仕施展报复的雄心明显弱化了。
然而到了公元405年秋，陶渊明却又一次出仕。
陶渊明此次出仕，是迫于生计。这个时候，陶渊明的家里已经穷得快掀不开锅了。种田不能自足，家里孩子多，米缸没有了存粮，这让陶渊明的生活越发难过。
于是，在叔父的介绍下，陶渊明又出任彭泽县令。陶渊明这次出仕，虽然主要是为了挣点养家糊口费，但他的良知还在，即使是当个小小的县令，他也想有一番作为。上任伊始，他便着手打击劣绅，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在得到百姓支持的同时又得罪了不少权贵。
不久，太守便派出督邮到彭泽县督察，这位督邮以凶狠贪婪闻名。他一到彭泽，就派人去叫县令陶渊明来拜见他。陶渊明虽瞧不起这种小人，但身不由己，只能前去。
见他只穿一身便服就要出门，他的属下就对他说，要换上官服，还得恭恭敬敬送上礼金，否则督邮就会借题发挥，还会在太守面前说你的坏话。
一向清高的陶渊明怎能忍受这种侮辱，便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于是，只当了80多天县令的陶渊明再次挂印而归，从此再也未踏入官场。
从官场退隐的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归宿，“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还即兴写出《五柳先生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然而，田园生活虽然自由自在，但也有着无数的艰辛和无奈。尽管他“种豆南山下”，却“草盛豆苗稀。“。尽管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却“道狭草木长”。
晚年陶渊明的生活越发拮据，他甚至还曾出门乞讨，站在人家门前却又不知如何开口。
公元427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听闻陶渊明的艰难境况，便带上钱财和酒品前去看望他，并劝他出仕。
陶渊明却拒绝了檀道济的邀请，将礼物退还，并说道：“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他宁愿忍受饥寒也不去做不想做的事情。同年，63岁的陶渊明卒于浔阳。
为此，北宋的苏东坡曾感叹地说他：“欲仕则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為高；飢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陶渊明是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性情恬淡、不问世事的悠闲诗人。
其实，陶渊明原本也是个颇有政治抱负与宏伟理想的人，但由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可能让他有所作为，他才不得已归隐田园。“无可奈何花落去”才正是他最为恰当的写照。在如此心态的支配下，醉酒便成了他生活中的必需，成了他无法逃避现实、试图解脱苦闷的另类手段——恰似西晋时期的阮籍。
虽然，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妇孺皆知，他美妙的田园诗家喻户晓。但其实他内心更具有不屈服于权贵的刚直，蔑视权贵的傲骨。
陶渊明在赞美田园生活的同时，也倾诉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与忧虑。即使是描写田园生活，也是想以自然的美来映衬社会的丑，想通过对美的全心描绘来寄托他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对黑暗现实的抨击，从而平衡自己难以平衡的心态。
很快的，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位壮志难酬、忧国伤时的靖节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