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历史上没有比两晋更特殊的王朝，东西晋开国都是暮气沉沉，西晋建立之初政治资源就被世族所垄断，东晋建立之初，军事资源都被藩镇所控制，外重内轻，江东必然常态化经受战火的蹂躏，经历了七八年的内战之后，东晋的皇权彻底旁落，切入门阀轮流执政的政治模式。

永昌二年（322），东晋爆发了王敦之乱，战争最终以王敦的胜利而结束，元帝司马睿抑郁而终。至于王敦为何发动叛乱则是因为，其要以武力将江东政权“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进一步调整为“皇帝垂拱，门阀当政”的模式，由琅琊王氏完全掌控江东政权，司马氏以傀儡的角色配合演出就行。

因为，随着江东世族的渗入和北方世族的不断南下，琅琊王氏的权力比重被不断稀释，王敦已经有了强烈的危机感。在王氏的认知中，没有他们的谋划和付出，司马氏根本就在江东无法开辟新局。而事实也是如此：江东的政权是在王导打出的一套组合拳之下稳定的；江州、湘州、荆州的地盘是王敦通过苦战开拓的。

理论来说，琅琊王氏才有资格拥有江东资源的分配权。所以，王敦起兵的目的就非常明显：为了维护琅琊王氏在江东门阀中一家独大的格局，并进一步架空皇权，掌控分配权。

这是皇权与世族、朝廷与藩镇的矛盾，更是江东政权荆州和扬州的地域之争。

在这场内战中，皇室明显处于被动局面，因为其没有可支配的军事力量。众所周知，琅琊王司马睿当年南渡是带着执政东海王司马越的任命进入江东的，并没有直属军队，其政权是王导通过政治手段拉拢江东世族建立的，而上游地盘的开拓也是王敦通过武力手段打下的。当王敦相继打下江、湘、荆三州之后其就已经成为妥妥的藩镇以军事和地理优势凌驾于朝廷之上。

所以，王敦发难，元帝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实事求是地说，王敦第二次发难要不是因为生病并在战争过程中去世，明帝很难取胜。

王敦之乱被平定之后，明帝论功行赏：以司徒王导为太保领司徒，加殊礼；以西阳王司马羕为太尉；以应詹为江州刺史，镇浔阳；以刘遐为徐州刺史，镇淮阴；以苏峻为历阳内史；加庾亮为护军将军；温峤为前将军；以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襄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江陵；以尚书令郗鉴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兖州刺史，镇广陵。

看似是朝廷收回了权力，但实际上也不过是资源的再分配，将被王敦垄断的权力分配给众人，理论上朝廷还是当年的朝廷，随时面对藩镇的冲击。

只不过明帝能够以高明的分配手段维持脆弱的平衡。

政治的本质就是资源分配学，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资源分配者，明帝深谙此点。

但平衡很快就被打破，变数出现在明帝突然驾崩。太宁三年（325）秋，明帝驾崩，年仅二十七岁，遗诏：命太宰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阳尹温峤并受遗诏辅佐太子，同时，拜卞壶为右将军、庾亮为中书令、陆晔录尚书事。

自此，以明帝驾崩为转折点，东晋政局彻底陷入混乱，因为，元帝可以凭借开国皇帝的身份驾驭政局，明帝能够以平定王敦之乱的军功维持内部的平衡，至于当时只有五岁的成帝只能让众臣代理其皇权。

失去长君，东晋政局必然陷入群雄争利的乱局中。

明帝之后，东晋皇权彻底旁落 图源/剧照

成帝即位之后，庾太后临朝称制，以司徒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壶参辅朝政。加郗鉴车骑大将军，陆晔左光禄大夫，皆开府仪同三司。以南顿王司马宗为骠骑将军。

但是，政权基本都被中书令庾亮所垄断，东晋朝政暂时切入女主干政、外戚专权的模式。

由于庾亮根本没有王敦的实力，不能一家独大，所以自然就会引起地方实力派的不满：豫州刺史祖约自认为其名望、辈分不在郗鉴之下，又没有被明帝引为顾命，在争取开府不得的情况下已经对朝廷产生了不臣之心；荆州刺史陶侃也因为没有成为顾命大臣而内心怨望...

也就是说，明帝虽然平定了强藩王敦之乱但却培养了更多实力派藩镇，陶侃虽然只是荆州刺史，但也是强藩的角色，且居于上游，依然是朝廷的巨大威胁。所以，东晋朝廷没有顾及陶侃的感受算是一个失误。但在门阀垄断政局的现实情况下陶侃被边缘化也是正常事，因为，东晋的所有决策都是以世庶为参照标准的。

此时，历阳内史苏峻凭借平定王敦部将钱凤之功已经飘了，有点轻视朝廷。作为执政的庾亮为了强化自己的威望，驾驭政局，于是就有了削藩的意志，此时的苏峻自然就进入了他的视线。

咸和元年（326）八月，朝廷以丹阳尹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武昌；以尚书仆射王舒为会稽内史，修缮石头城的武备。

从地方上的人事调整到京师建康城的安排，庾亮为削藩做着各种前期准备。

由于左将军南顿王司马宗典禁军的权力被庾亮削夺故而内心怨望，庾亮呢，直接指使亲信弹劾司马宗谋反，派遣右将军赵胤将其斩杀。

当时，成帝根本就不知道此事，还天真地问：“常日白头公何在？”

庾亮削藩的牌还没有打出去，就已经失去了众人的心。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团结大多数打击少数，庾亮在失去人心的情况下已经注定了其根本无力应对接下来的乱局。

行文至此，笔者只能感慨，元帝和明帝削藩都是战战兢兢，庾亮是哪来的底气敢这样蛮干？

对于庾亮将苏峻调入京师的决策王导、卞壶、温峤等人都是反对的，但庾亮不仅一力坚持还在积极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召北中郎将郭默为后将军领屯骑校尉；司徒长史庾冰为吴国内史...皆将兵以应对苏峻可能的造反。

一切准备妥当，庾亮下诏征苏峻为大司农加散骑常侍、位特进，让其弟弟苏逸代领其部曲。

作为藩镇，苏峻当然知道军队就是自己的安全底线，所以果断拒绝了庾亮：“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

在遭到庾亮的拒绝之后，苏峻听从了其参军任让和阜陵令匡术的劝说，决定起兵造反并联系了同样对朝廷不满的祖约，双方合力共同举兵进犯京师。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细节，江州刺史温峤当时准备率兵入卫建康，但庾亮却拒绝了，理由是：“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

庾亮同样不放心上游的陶侃，东晋朝廷和地方的离心力之大由此可见。

事实证明，庾亮还是太过于自信，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朝廷的实力。结果是，这一次，朝廷同样没有抗住地方军的武力冲击。327年十二月，苏峻遣其将韩晃、张健率兵袭击姑孰取盐米，张健遂进攻于湖（今当涂县）杀于湖令陶馥，进逼慈湖。韩晃攻宣城，击破宣城内史桓彝，进围宣城并克之。

随后，彭城王司马雄和章武王司马休都投降了苏峻，可见此时的庾亮已经是大失人心。

次年（328）二月，苏峻成功打进建康城。当时，朝廷府库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和其它财物都被苏峻所洗劫。

当时，北方的后赵政权也紧抓东晋内乱的窗口期派遣石堪攻宛、寿春，克之，东晋领土为之内缩。

到了这时候，庾亮才想起了陶侃，在温峤的建议下邀请陶侃准备推其为盟主，但此时的陶侃还在纠结没有成为顾命的事：“吾疆场外将，本非顾命。大臣今日之事，所不敢当。”

陶侃也是强藩的角色 图源/剧照

陶侃认为，苏峻造反，完全是由庾氏兄弟引起，应该诛杀庾氏兄弟以谢天下。

从陶侃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出，东晋藩镇的独立性非常强。最后，在温峤的一力坚持下，陶侃才勉强同意，派遣其都护龚登率兵前往。

于是，温峤发布檄文广邀各方镇会兵平叛：“贼臣祖约、苏峻，同恶相济，用生邪心，天夺其魄，死期将至，谴负田地，自绝人伦...有能斩约峻者，封五等侯，赏布万匹。”

此时，陶侃却忽然改变了注意，准备追回其都护龚登的军队，最后又是在温峤的坚持下陶侃才勉强同意继续出兵。当时，庾亮吓得连陶侃都不敢见，躲在温峤的船后，表情里写满了恐惧。东晋藩镇之强由此可见。

此时，镇守广陵的郗鉴也及时表态，举兵响应。

咸和三年（328）五月，陶侃与温峤连兵四万，从寻阳出发前往建康。接着，会稽内史王舒以庾冰行奋武将军，使将兵一万渡浙江（今钱塘江），吴兴太守虞潭、吴国内史蔡谟、前义兴太守顾众等人也举兵应之。

一切都是因为实力选手陶侃的及时表态，而陶侃的态度又是由温峤所决定的，所以，平定苏峻之乱，温峤功不可没。

可见，只有朝廷在具备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藩镇才会响应。

随后，雍州刺史魏该也举兵响应，率兵来会，进军石头。

在这个过程中，陶侃的态度又一次发生变化。由于战局不利，温峤所部粮食耗尽，于是就问陶侃去借，陶侃直接怒了：“你此前不是说粮食和兵都不缺吗，让我人来就行，如今却数战败北，良将何在？”

说完就要返回荆州，理由是，荆州是防御蜀地和北方胡人势力的前沿阵地，离不开自己。

最后又是在众人的劝说下陶侃才放弃西归。在毛宝率军奇袭烧毁了苏峻在句容和湖孰二县的粮草之后，战局才发生了扭转。

九月二十五日，联军大败叛军，诛杀苏峻。

咸和四年（329）正月二十五日夜，祖约率领左右数百人投奔后赵，其将牵腾率众投降，江北肃清。二月二十二日，东晋朝廷彻底平定苏峻、祖约之乱。

战后，又到了论功行赏的环节：以陶侃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宁州诸军事；郗鉴为侍中司空南昌县公；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始安郡公；陆晔进爵江陵公...

庾亮因为引发了苏峻之乱，威望大减，无法再作为执政，出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宜城内史，镇芜湖。

又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一次，王导再次成为执政，因为，没有人具备他的威望。

经历了王敦和苏峻之乱后，建康城的残垣断壁已经不足以支撑其作为国都，因此，温峤建议迁都耘章，三吴的豪右请求迁都会稽，但最后都被王导以刘备和孙权都曾经说过的一句“建康，王者之宅”给否定了。

苏峻之乱后，建康城一片废墟 图源/网络

可能王导没有说出的话是，只要内乱不止，迁都到哪都没有用，而且朝廷会直接被地方藩镇所控制，到时候就更被动了。

很快，王导的话就被现实验证，因为，郭默造反了。

郭默之乱不细讲，这里说一个细节，郭默在火并了江州刺史刘胤之后，传首京师，司徒王导因为郭默骁勇难以制服竟然直接宣布大赦，默认郭默为江州刺史。

此举只能说明，东晋朝廷之权威已经无法控制地方人事，对此，陶侃就表示：“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

王导只能无奈地表示：“郭默据上游之势，没办法。”

于是，各藩镇又联合讨伐郭默。咸和五年（330）五月十九日，郭默部将宋侯绑缚郭默父子投降，陶侃将其斩首。

战后，朝廷以陶侃都督江州刺史，陶侃因此从巴陵移镇武昌。以邓岳都督交广诸军事，领广州刺史。庾亮拒绝封赏，还军芜湖。

对于藩镇叛乱的原因我们不再深究，本质原因就是，外重内轻，从结果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部分藩镇总是会借着平叛的机会进一步坐大。

我们是不是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东晋的藩镇是不是都盼着内战，因为，这样他们就有了公然扩张的机会？

想来，当时的藩镇肯定会有如此心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东晋整体却是受损的：朝廷权威进一步被稀释；领土被后赵趁机所侵占，比如，襄阳和寿春皆被后赵所得。

此时，东晋内有王导，外有陶侃分别作为政军界的领军人物勉力维持局面，自元帝渡江才二十几年的功夫就已经衰弱不堪了。

此后，东晋的皇权就彻底旁落，权力被各大门阀所轮流把持，直到刘裕的横空出现。

归根结底，东晋的问题还是朝廷赖以维持的核心扬州集团武力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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