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漕四百万，治水思昔年——漕渠考古发现与研究

我们希望通过系统收集与考古对象相关的考古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让新时代的考古工作可以迅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前进，充分吸收历史经验，让我们能提前确定，在之前完成的考古和研究中，学界究竟在关心什么，哪些是相关遗址考古和研究的“关键”问题，这样就可以在“有的放矢”后，少走弯路而“事半功倍”。

刘瑞

2024 年6 月24 日

“自汉以来，中国便开始了以都城为目的地，为运输粮食开凿和经营运河的历史”。从文献的梳理看，虽然“运河”一词大体从宋代逐渐开始使用，但直到清代官方文书仍多称漕运，负责相关事务的最高职官称“漕运总督”。今天所称的“运河”或“大运河”，汉唐时期主要称为“漕渠”。

汉唐时期开凿于今陕西关中的漕渠，是我国古代漕运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汉唐漕渠的开凿确保了都城长安的粮食需求，为首都稳定和国家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粮食支持，其开创的以都城为中心、漕渠为运道的漕运体系，是后来元明清漕运的直接源头。随着唐之后的都城东迁，位于长安和黄河之间的漕渠在失去供应首都粮食的最主要功能后，也就得不到国家力量的管理和维护，而渐成遗迹，成为今人考古的对象。目前仅保护洛阳以东运河隋唐漕运部分渠道的情况，当引起我们重视并筹划改变。

在较长时间里，学界开展的汉唐漕渠研究在有关水利和运河史的专著中多有涉及。本文梳理如下。

✍ 1939 年，郑肇经先生《中国水利史》第五章为“运河”，其从文献出发，约略地梳理了“秦汉运道”“晋隋运道”“唐代运道”的相关记载。

✍ 1944 年，在顾颉刚先生的赞许和鼓励下，史念海先生完成《中国的运河》的写作和出版。该书无论是对汉漕渠，还是对隋唐漕渠的研究，都努力“从史学着眼和立论”，探索运河沿革，以“说明事物变化的缘由及其过程和影响”，对之后运河研究的不断深入有重要的示范价值。史念海先生明确指出，“漕渠以引用渭水为水源，这本是无疑义的。它也曾引用过昆明池水。……漕渠开凿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 年）。昆明池开凿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 年），不应水源的开凿反在漕渠通流之后，当是用昆明池水以补漕渠中水量的不足”。认为汉漕渠引渭河取水的渠口，当在“今咸阳县钓鱼台附近”，“昆明池水并不是漕渠主要的水源。或谓漕渠引用渭水处当在今西安市西北，这不仅与文献记载不合，按之当地地形方位也是不可能的”。在绘制的《秦汉时期关中及河东水利图》中，漕渠水源一支在昆明池，一支在长安以西渭河。指出，“漕渠乃是入于黄河，而不是入于渭水”。

✍ 1959 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出版《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其中《水经注选释》的《渭水》篇由黄盛璋先生完成。在完成注释的同时，还绘制《根据水经注复原之汉长安城附近水道图》。从该图看，其在长安城西南绘制昆明池，并在昆明池东南方向引出一水道“昆明故渠”，向东北延伸，在长安城以东与从长安城中流出的“明渠”汇合后东流，标注为“（漕渠）”。1961 年，钟凤年先生对上述《水经注选释》提出商榷意见，并在文章附图中于长安城东明确绘出“漕渠”，上接“昆明故渠”，但均未做明确文字讨论。仅黄盛璋先生在前文的注中简单提到，“漕渠是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 年）郑当时建议开凿，那时渭河漕运有困难，所以在渭河南面，依着南山另开一条漕渠，现在西安附近还留有若干遗迹”。

✍ 1962 年，朱偰先生出版《中国运河史料选集》，系统梳理了历史上运河史料，在编辑说明中将位于长安附近出发的漕渠名为“关中漕渠”，但正文则依文献记载以“漕渠”为名，并在“编者按”中对漕渠做出简略介绍。而在此之前，1956 年，全汉昇先生出版的唐宋运河专著，也以传世文献为基础，进行了对唐宋运河的全面整理。

✍ 1979 年，《中国古代水利史稿》出版。该书在“秦汉时期的航运”部分的“沟通全国的航运干线”中，第一个就是“关中漕渠”。其据文献，用35 行文字叙述了漕渠的基本情况。在该书的《汉武帝时期关中水利工程分布图》内，从长安城西南昆明池开始，向东绘制出一条与渭河平行的水道，经郑县、华阴后入黄河，标注为“漕渠”。

✍ 1979 年，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出版。虽然在相关的西汉时期形势图中没有绘制漕渠，但在“西汉时期形势”图的左下角有“长安”图。在该图的右下角，绘制出“漕渠”，从方向看，应是从昆明池而来。

✍ 1982 年，谭其骧先生主编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在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西汉时期图组的“司隶部”图中，将渭河以南从长安出发向东到注入黄河的一条水道标为“漕渠”。在该图左上角的“长安附近”放大图内，长安西南昆明池东侧绘出一条水道向东流淌，仅标“渠”字，但从其与全图的关系看，应即漕渠。而在之前 1975 年印行版本中，虽没有单独在左上角绘制“ 长安附近”的放大图，但在“司隶部”中，从昆明池出发向东绘制的水道被标为“漕渠”。

✍ 1987 年，潘镛先生在参加了1984 年的唐宋运河考察队后，出版《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一书。在开展隋唐运河研究之前，系统梳理了隋唐以前运河的历史，对汉代漕运、南北朝漕运等都有较大篇幅的内容梳理。当然，其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对隋唐运河的专门研究。

✍ 1989 年4 月，常征、于德源先生出版《中国运河史》，将汉漕渠置于甲编“大运河出现之前的地域性运河”中，新命名其为“渭南漕渠”，在该书的《汉渭南漕渠示意图》中，昆明池北侧出一条水道，经汉长安城后东出，在渭河入黄河口西侧注入渭河，标“渭南渠（漕渠）”。同时在昆明池东北有一水道，斜向东北与漕渠相通，之后继续向东北流入渭河，名“昆明故渠”。该书丙编“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中，对文献所载从首都大兴或长安向东开凿的广通渠等未做多少阐述。

✍ 1989 年12 月，岳国芳先生出版《中国大运河》，其按时间前后，分时代梳理运河文献。第四章“两汉运河——首开京都漕运”中，虽列出“西汉漕渠”“荥阳漕渠”“东汉阳渠”“王景修汴渠”，但在书后所附的《运河起源图（春秋时代）》后，既为《隋代运河图》《唐代运河图》，未绘汉代运河图，仅在《唐代运河图》中的长安和华阴间绘出“漕渠”。

✍ 1990 年，郭涛先生在为《史记·河渠书》完成的注释中，对漕渠水源进行解释，“初以灞水为源，其后凿昆明池，又穿昆明池通渭，与漕渠相通，使航运水源改善。东汉时尚可通行航，北魏时已无水。隋开皇初改自长安西北引渭水为源，浚复旧渠通运，定名广通渠，但习惯上仍称为漕渠。唐代时通时塞，后渐湮废”。

✍ 1994 年，王子今先生在《秦汉交通史稿》中，对漕渠在内的汉代内河航运、秦汉粮食仓储运输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

✍ 1996 年，史念海先生主编出版《西安历史地图集》。在《西汉时期图》中，于长安城西南昆明池向东引出一条渠道，名“昆明渠”，其在汉长安城东侧与从长安城内流出的一条水道汇合后向东，标注“漕渠”，该图绘法在西汉时期的其他图幅中亦然。而在《隋时期图》之后的隋唐时期图幅中，漕渠的取水口绘制在咸阳钓台镇一带，昆明池水不再与漕渠发生直接关系。但在《唐长安县、万年县乡里分布图》中，昆明池北侧绘出一条渠道，标“金堤”，向北一直延伸后与东西向的漕渠连接（该图中漕渠取水自沣河，而非渭河）。从五代时期图开始，不再绘制漕渠。

✍ 1997 年，李治亭先生出版《中国漕运史》，同样从文献记载出发，梳理了汉唐之间漕渠的发展与历史。

✍ 1998 年，周魁一、谭徐明先生出版《中华文化通志·水利与交通志》。在书中的“城市水利”章下“汉与隋唐长安城市水利”中的“昆明池——长安供水系统的形成”内，谓“昆明池出城后称漕渠，开凿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 年），是一条东连渭河的人工运河（《水经·渭水注》）”，并指出“昆明池供水工程的修建，使都城长安的水源丰沛，解决了长安的市政用水和漕运用水，同时也给宫城造就了碧波荡漾的园林景观”。该书所附《汉长安城昆明池供水工程及长安附近水源示意图》，与黄盛璋先生图较接近。在其后“城市水源工程——水绕长安的水环境”部分中所述时代以隋唐为主，所列“漕渠”为隋开皇四年（584 年）、唐天宝六年（747 年）开凿。不过该书第七章“天然河流航运工程”第二节“运河的创建与发展”、第三节“全国水运网络的形成与运河工程技术的完善”中，均未涉及长安出发的汉唐漕渠。

✍ 2001 年，陈璧显先生主编出版《中国大运河史》，“以时间为顺序，以水利航运为线索”，据文献梳理了包括汉唐漕渠在内的中国历史上大多数运河的基本情况。

✍ 2004 年，李令福先生出版《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对西汉“漕渠的开凿、布局与兴盛”“隋唐都市水利与漕运工程的发展与布局”都做了系统梳理。认为汉漕渠的“主要水源是渭河而不是昆明池”，赞同史念海先生对漕渠从渭河引水之处当在咸阳钓台的认识，对漕渠的东口则判断不应在今天的潼关老城西的吊桥附近，而是“应该越过三河口，在其东今潼关县西境某处，注入黄河”。

✍ 2008 年8 月，嵇果煌先生出版《中国三千年运河史》，对于汉“关中漕渠”的起点和终点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认为“昆明池也可算是漕渠的起点”，并认为“漕渠尾闾应是通向渭水，而不是直接通向黄河”。并在后文中，还对隋唐广通渠的开凿与漕运情况进行了梳理。

✍ 2008 年9 月，陈桥驿先生主编出版《中国运河开发史》。在“关中豫东与皖北皖中运河史”中，系统梳理西汉“关中漕渠”的开凿、渠首、经行路线与入黄河处，认为“漕渠主要之水源仍是渭水”，认同史念海先生判断的引渭处在咸阳钓台的意见，认为漕渠注入黄河的地点在吊桥村。指出汉漕渠对隋广通渠的建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在隋唐漕渠研究中，提出“隋唐关中漕渠”的概念，指出“‘漕渠’一名实际上已成为关中东部渭河南岸、秦岭北麓所兴修的人工运渠之‘通称’”，并将“关中地区渭河沿线围绕前述漕渠所建之附属配套设施包括进去，构成关中地区更为完善的漕运体系”。

✍ 2016 年，张建锋先生将其博士论文修订出版《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该书系统梳理了汉长安城内外与水利相关的考古资料，在“漕渠及漕运”一章中，对西汉漕渠的水源、渠首、线路等做出探索，认为漕渠的水源为渭河，渠首在咸阳钓台镇附近，认为漕渠部分利用了汉长安城城壕，在《西汉时期漕渠汉长安城段路线图》中，漕渠从长安城西三桥而来后进入南城壕，之后经长安城东城壕，在清明门外东折，向东再与昆明池渠汇合后继续向东。

✍ 2019 年，赵维平先生出版《中国治水通运史》。根据文献和有限的考古资料，在梳理历代治水通运的过程中，对秦汉漕运、隋唐漕运的历史、过程等进行了细致梳理。

✍ 在不断出版水利和运河史研究专著的同时，学者持续以论文形式发表了与漕渠相关的研究成果。202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写的《漕渠考古发现与研究》集中收集了迄今为止最主要的关于汉唐漕渠遗址的考古资料和学者研究成果。通过整理，将之前不同作者零散发表在各种期刊、杂志的考古简讯、研究成果等各种资料进行了集中梳理，在进行科学编排后，提供给历史学、考古学学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