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四川自辛亥革命以后，大大小小的军阀，为争夺地盘，相互攻打，被击溃了的宫兵，把枪弹武器带走，伙同一些无业游民，组成土匪，到处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盘踞一方，横行乡里。合江地接贵州边境，匪风甚炽，《南四区团练忠烈碑记》上说： “民元以来，吾蜀兵祸日烈，吏治堕坏，莠民相率为匪，而各军又借招抚张势力，朝据蕉苻，暮拥旌节，比比皆是”。兵至匪去，匪去兵来，明团暗匪，兵匪难分，兵匪迭扰，民无宁日，生意萧条，田土荒芜，怨声载道。
来源《合江县志》（民国）
合江县，州东百二十里。东北至重庆府江津县二百七十里。汉犍为郡符县地，后汉为符节县。晋仍曰符县，属江阳郡，县寻废。永和中，改置安乐县。宋齐因之。梁时亦曰安乐戍。后周置合江县，属泸州。隋因之。今城周不及二里，编户七里 。
来源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来源《合江县志》（民国）
民国民国十三年左右的匪患现状民国十三年左右（1923年-1924年），土匪最多，遭受匪患最严重的是福宝、先滩地区，多次被匪洗劫，场镇居民关门闭户，为避匪祸而背并离乡。有百余户居民的先滩场，只剩下两个老年人。戊辰年（1928年），原有土匪才平不久，另一股土匪又来盘据。团练又进行“清剿”，匪兵来去，你抢我夺，居民十室九空，遭受很大的灾祸。当时，四处流传着：“兵如梳，匪如篦，团练犹如刀刀剃”的歌谣。福宝区还流传有“好个大槽沟，三年两不收，若还收一点， “老二” （匪）不抢强盗偷”的顺口溜。
合江八景之一 榕山聚雪
国民党政府对土匪屡次清剿，但因兵匪一鼻孔出气，匪患难平，愈平愈炽。费尽了人力物力，只不过处理几个被匪胁从的，与匪消赃的，或者顺贼保家的人。有时捉三两个匪徒，就浮报匪迹潜踪，匪患已平，于是“奏凯”而回。可是，匪人依然存在，甚而变本加厉，匪患始终不断。
民国时期合江有名的股匪土匪，又称“棒客” ， “老二”， “棒老二”， “刀刀客” ， "跳滩匠”。小股散匪俗称“狗儿襟襟”。暗中进行偷窃的人，叫做强盗。
民国时期有名的股匪是：“俄枪老跳”、“玉皇灯”（陈炳林）、“赵文子”、“搬连槽” （曾海廷〉、“冰老汉”，“冰老幺”（梁树清、冰老汉的儿子）、“张八字胡”、刘海安、宋本初、刘裴成、“漆老鹳”、王焕云、“李模模”（李玉清）、朱甫成、“老抓”（熊海山）、张文成、“耍罗汉”、“吼儿”、“跳珍老滚”、“密二黄”、李子高、“刘七胡子”、“李九二道士”、“黄长脚杆”、杜林周、丘银周、董大兵、“徐四壳子”、胡泽轩、“李四罗和”、“跳烟灰”、“沙湃子”、“煨老摇”、“溜老摇”、胡云九等。他们啸聚山林，拥众自雄，小则数十，多则人枪数百，盘据一方。军阀时期，他们时而接受招安，编匪成军，时而又复成匪，如赵文子、“搬连槽”就是。
赵文子，一说泸县人，据《泸县文史六期》说，是铜梁大足一带人。民国十二年左右，窜来合江，先是盘据佛子咀、董坟一带，麋集数百人枪，藉名就抚，设置关卡，四处抢劫、“绑票”，扩充枪弹，扩张匪众。是年五月，从大渡口以盐船载赤身匪众横渡长江，入城大肆劫掠，绑去商家张致杆四岁侄儿张云，复架走县议事会议长罗式谷和正在河边游泳的合江中学学生胡竹筠、马湃子为人质（俗称捉肥猪儿），强索赎身银两。在菜坝拉去“先摆步”枪杀在现在的县木器厂河边。并向县知事及商会会长张鼎堂索取各帮派款，以为匪耗。城区人民十分恐惧，关门闭户，不敢营业，巨富绅商潜踪匿迹，以避匪祸。民十三年春， “渡江窜入南三区（今永安、榕右一带）。清乡联队，合数区之练进剿”。正月二十七日，匪于山王坳打死进剿督练长、商团队长杨杰，重伤二人，未几移去，与南四、五区（今福宝、先滩区）之匪合，军团迭往清剿，激战历两月余，匪势穷又复受抚成军。
曾海廷，又名懋威，绰号“连槽老搬”。合江佛萌乡龙踞桥人，后定居大桥乡黄包山新房子。家贫，父早丧，兄妹六人，种土为生，粗识字，爱赌博，言语短少，少时不听其母管教，惯作小偷小摸，及长喜讲江湖义气，能双手打枪，发必多中。他兄弟三人，均为匪作恶，其母认为是“报应”，遂决心吃斋敬佛；入“慈善堂”修来世。曾海廷的妹夫“玉皇灯” （陈炳林）是清末民初泸、合一带的有名土匪头头。民国三年，佛荫头面人物罗凤楼、张鼎九二人交恶。罗以白银十两，毛瑟枪一枝为聘礼，请曾海廷行刺张鼎九。曾海廷银枪到手后，却将罗行刺的密谋告张。并说： “我不杀你，怕将来别人还会杀你的。”于是带枪投入妹夫“玉盘灯”匪伙。当他羽毛渐丰时，则自拖棚子，民国十二年，啸聚匪众，洗劫佛荫场，打死队长丁雪高及乡丁数人，抢走民团土枪十多支，捉"肥猪儿” （人质）取财物，扩充匪势。这时已拖有人枪百余，乃与赵文子、“俄枪老跳”共同为恶，窜扰叙、泸、赤、合边境”在合江的大小二槽为患更甚，动辄杀入放火。民国一三年（1924年）正月，窜扰木广场（榕右乡）盘据了几个月。民国十四年（1925） ，受驻合招安军穆银州招安为团长。其时，县属乡区为各匪棚盘踞，城区秩序异常混乱。一日之为，县知事数易入，曾乃以城防司令自居， "出示安民”要匪众不得在离城五里内抢劫拉肥，城区民心稍安。后随穆部开拔雷波、马边、屏山屯垦。民二十六年蒋介石整编川军，先欲委曾为副师长，因他出身绿林，不谙军事，乃解职回乡，任赤、习、合联防大队施宅三部中队长，暗中从事鸦片走私，置田租四十余石。合江解放后，他旧态复萌，组织人枪投入“反共救国军”税子庾匪部，任匪二军六师三纵队团长，盘踞大桥码头，拦截粮食、糖杂商船，杀人越货，窜扰福宝、先滩，反抗人民政权，枪杀解放军二人，打伤三人，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剿下瓦解。1950年十月，在大桥乡行祠殿被枪毙。
土匪黑话和土匪刑罚一二三土匪是乌合之众。参加哥老会的被人称为浑水袍哥，（含有鄙薄之意）。匪众间，大吃小，强凌弱，大股称总棚，小的称偏棚。大羁小，有分有聚。头目称“老摇”。暗中参与指挥、窝赃、分赃、销赃的称“坐地老摇”。匪棚有内外管事，大小老幺。内管事掌分赃及匪伙事务；外管事办理匪棚之间的交涉和探听情报。大小老幺是匪头头的左右警卫。土匪内部解决矛盾的方法是“坐草坝场”。轻则痛打，重则致死。
土匪性多疑忌，又多避讳，在语言上，常使用黑话暗语。例如因“饭”与“犯”同音，将吃饭说成是“造粉子”；“走”说成“勾” ，枪，称“竿竿”；把人，说成“票子”。姓张的称“跳”，姓邓的称“煨”，等等。他们使用的枪弹武器，有的是溃军中散兵游勇入伙时带来的，有的是与国民党部队官兵勾结，用钱、或用鸦片烟、黄金换来；有的是从团练、乡镇队丁手中夺得；有的是与地方乡保入员勾结，由乡保人员出枪分红。一九四×年（正确时间待考）先滩的一股匪，到江津牛渡河行劫用的枪弹，就是由乡队附江能积、保长黄三癞子支持的。
三五几个成群结党的“狗儿襟襟”，多使用马刀、匕首、木棒、顺钎子等武器。（有的还用假枪威吓）抢劫时怕人认识，以锅烟灰涂脸，被抢之家的人，多遭捆绑毒打，甚至被害死，抢后呼啸而去。人们恨之入骨。
被匪捉去的人质，先是关进仓屋，为了从“肥猪”身上，多榨取钱财，常常使用毒刑。被害者熬刑不过，只得多出钱赎身。其残酷的肉刑有：把人躺在地上，项下用竹筒穿孔，贯以绳，将四肢紧拴在上，便其动弹不得，好象僵虫，谓之“吃大烟杆”，还有钉美人桩， “背火背篼”、"吊鸭儿浮水”、“称肥猪儿”等。
民国十一年（1922年），先滩股匪，攻破寨子（一般称壬戍打寨子），把避匪祸的人捉去，逼着把手指咬破“写血书”叫家里拿钱赎人。如被捉去一家有二人以上者，就枪毙其中一人，把头送往死者之家，威胁准时拿钱来赎人。拿不出钱的，多死在匪手里，弃于荒郊，抛尸露骨。有一回，两河人廖登儒被匪捉去，因不肯出钱，被匪断其一指，强迫他写血书寄回，叫家里给银三千两后，才被释放。
民国时期，合江的明团暗匪明团暗匪，较有名的是但炳衡、杜照明、熊楚翅。
但炳衡，榕山镇入，人称“但九公”，外号“但九毛头”。民初任团总，掌握地方团练，是掌红吃黑，横霸一方的明团暗匪人物。民国六年，春夏之交，其爪牙探得合江商人梁炳三从重庆运合江的木船一艘，载有棉纱及贵重药材，即将过境，炳衡先与匪徒勾结，把团练化装为土匪，共同潜伏于莲石滩岸上，强迫木船靠岸，匪众登舟后，把船移泊于箭口河边，将所载劫掠一空。但炳衡此时又率领民团，佯来堵截，失主急驰合江，向驻防的黔军报案，黔军和绍孔团长，亲率部队进剿，激战约半小时，将被劫各物夺回。探悉但九毛头化团为匪，即当场逮捕，审讯中，自供不讳，被正法于合江城外沙湾河边。
杜照明，石龙乡联保主任，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有一天，探得两河方面来了五乘滑竿，另有五挑行李箱箧，途经顶子场，取道先滩，遂暗中纠合团丁十余人，乔装涂面，绕场后小路，在顶子场三里之外高滩子伏伺，将这批旅客的全部行李抢得手后，从岔路绕回顶子场，隐藏了赃物后，复为正式团丁，被害者，只得自认倒霉。
张实孚，第三区（今福宝、先滩）区长，熊楚翅，先滩联保主任，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事前探得贵州鸦片烟帮将过境。便作周密策划，组织团丁一百余人，由乡队附江能吉率领，潜伏先滩对面山脚下，烟帮到时，突起包围，鸣枪威吓，将鸦片二百余背（约二十万两）全部抢走。分赃时，熊楚翅人多势众，分得多数，遂大兴土木，改建小屋基为中西合璧的“衡门庄”，并购置田租五百余石。
民国五年（1916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发生的重大匪祸民国时期，土匪猖獗，抢案迭出。民国五年（1916年），王场（今榕山镇）被劫，全场无一家幸免；民国七年（1918年），匪徒洗劫西五区九支坝，放火焚烧村舍；几百家成为灰烬，民国十二年（1923年），“搬连槽”抢劫佛荫场，打死数人，劫去团枪十多枝。县中多数场镇，都先后被匪劫过。据民国十四年《合江县志》载，从民国元年一月至民国十四年匪祸共七十五起，被匪击毙练丁一百六十三人。
民国五年（1916年），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发生的重大匪祸有：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月十八日，玉皇场逢赶集，土匪四十余人，着便衣，带短枪，蜂涌进场，击毙卫兵一名，伤一名，督练长刘汉目头部受重伤，抢去西二区团局快枪六支，左轮手枪一枝，格蚤笼枪（类似冲锋枪）一枝，弹十带，子弹枪弹二百余发，公款二千余元。扬长而去，终未缉获。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八月，由江津窜来大股土匪，途经望川，县团防局派九支联保主任吴承北带练往剿，双方发生激战，打死吴承北及练兵多人。县长吴鸿仁饬令在县上大办追悼会，每个保捐银二十元，给吴家作抚恤。死亡的乡丁，每保捐恤银一元。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六月十四日，匪首胡斗南，率众二十余人，夜袭望川乡公所，枪伤乡队长程占元右膀，复用刀砍伤程的颈部，次日乡丁进行追捕，缉获赵子成、王少武二人，被乡长程云龙枪杀。
民国三十年（1941年）六月，从车辋逃窜望川境内的胡银州匪部十余人，在县保安队的追剿下，在大方田发生战斗，击毙土匪二人，保安队负伤二人。同年，六月二十三日，复有股匪九十余人，在匪首王治成（外号狗獾子）率领下，麋集在津、合界上的半天云程黑山家，次日，为县保安队探悉，派兵捕剿，发生战斗。县保安队不敌，打死士兵二人，乡丁三人。官兵团练被打散后，土匪进望川场，大肆劫掠，放火烧毁乡公所及正街八家铺面。
民国三十年（1941年）八月七日，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三青团联合在观音寺（现属张湾乡）举办的国民教师暑期讲习会结业，当晚，匪首“跳烟灰”率“溜老摇”、“煨老摇”大小十余偏棚四百余人，袭击讲习会，激战十多分钟，打死警卫班士兵一人，伤一人，公私损失达三万元，并捉去讲习会负责人王绍烈及学员等二十六人，劫持到小寨坎，作为“肥猪儿”勒索赎金。时匪众中有个胡荣久，是被捉去的胡铁松的兄弟，知王绍烈等人的身份，于是，在次日晚上将王绍烈、周笃庆、胡铁松和一个司号，送至小寨坎释放，其余被抢去的人，后来经国民党部队开去围剿，才脱险回归。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二月四日，孔老幺、王利侯等，用木划子载匪多名，乘黑夜划至停泊在合江码头的“群集公司”永昌轮船边，蜂涌而上，将乘客所携带的手表、金戒指、皮衫等贵重行李洗劫一空，呼啸而去。县长庹贡庭次日闻报，饬令城区各堂口舵把子吴绶卿、何肃雍、罗守拙、王占云和赤、习、合联防大队长施宅三等，限期破案。不数天，施宅三緝获匪人王利侯等人。四川省政府以施等破案迅速，予以嘉奖。王利侯、周海云、罗春和三人，被绑至羊咀河坝正法。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窜匪郑九思等八人，身藏快枪，匿于密溪乡白杨坡农民家，为合江县警察局侦悉，即派巡官杨志雄率领小队警丁，前往缉捕，杨在接近匪窝时仍不觉，匪以快慢机手枪边射击，边夺门而出，登时，把杨及警长×××打死，突围而去。次日，匪为地方团练捕获，在解送途中，枪毙于菜坝佛佑寺。
同年，四月下旬，由江津窜入之股匪百余人，遭遇地方武力强烈之堵击，于逃窜时，焚烧县属之关口坪以泄愤，被害四十余家。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五月×日，逢榕山赶集。镇队附吴成烈向护商队队丁宣布，要他们各佩带好枪枝行装，早饭后，吴与队丁便悄悄地离场他往，一会儿，有红巾缠枪颠为记的二十多个匪徒，从鱼市口（场心十字口）鸣枪三响进场，呜嘘呐喊“不准动”、“打卖客”。街头巷尾遍布岗哨，窜入商家铺户，大肆抡劫货物银钱，人们纷纷逃匿。货物不及收藏者，悉被抢掠，把抢劫之物，用木船载运，顺流而下。事后，镇队附吴成烈扬言，丢失“白朗宁”手枪一枝，当地群众在议论中，颇疑吴与匪合谋。
新中国成立前后时期的土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合江解放，各级人民政权刚开始建立、一些反动地主和国民党的反动军、警、特务、地痞流氓、土匪，他们相互勾结，执行国民党反动派“应变计划”，利用人民政权尚未巩固，社会治安还没有稳定的时机，妄图死灰复燃，组织名称不一的反动土匪武装，啸聚山林，盘踞乡区，四处抢劫财物，拦截过往船只，肆意杀害群众和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干扰我政权建立和阻止征粮，反动气焰嚣张一时。
但在中国共产党对匪“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号召下，匪众动摇，匪势日蹙，加上广大群众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合部队的强大武装进攻，对盘踞在“鼓楼山”、“海涵寺”、“白鹿坪”等处的大小股匪，进行了清剿，捕获和击毙了程云龙、韦映辉、张松林、肖书五、屠大嫂等有名的匪首。零星散匪胁从份子，闻风丧胆，纷纷向政府缴械自新。危害地方数十年，国民党政府根本无法肃清的匪患，至此，乃告彻底肃清，人民群众，才真正能安居乐业，发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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