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陈永贵好像跌进了低谷。郭凤莲说陈永贵那一段“很彷徨”,“很担心”，他为大寨和自己的政治前途担忧。

与陈永贵私交很好的华国锋，很快就把陈永贵的担心打消了一大半。粉碎四人帮不久，华国锋亲自提议，再开一次像样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把四人帮干扰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他表示要亲自参加这次会议。陈永贵很留心这位新领袖的言行，他发现华国锋在会见外宾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大寨和大庆，多次表示要把大庆和大寨这两面红旗更高地举起来。看来，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确实要成为华国锋主张和坚持的发展道路上的两面大旗。

陈永贵也进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这时候，无论他到哪里 到处都是赞扬和奉承。他在全国性的会议上漫无主题地讲一通，有时候毫无准备想到哪儿讲那儿，听起来简直是东拉西扯，而部长省长一级的干部，依然称他讲得深刻，总结得全面。

陈永贵也认为自己确实水平高，自我感觉极佳。

这一年，昔阳的弄虚作假竟走向世界，骗到了联合国头上。那年联合国粮食考察团去昔阳考察，听说皋落大队搞到好，就去皋落看。

皋落的粮仓里有十万斤玉米，但是颗粒小，不好看。于是皋落向公社粮站借了200麻包包玉米，让社员连夜扛进大队的仓库冒充口粮，把那十万斤小粒的玉米说成是饲料粮。

但陈永贵暂时顾不得这些，此时他最热心干的一件事，就是向大队核算过渡。这条建议他1975年就向毛泽东提过，毛泽东拿不定主意，让政治局讨论，最后未卡能通过。

现在他的羽翼更丰满了，在政治局的朋友更多了，他要要重提过渡，在全国刮一场惊天动地的过渡风。

当陈永贵仍然沉湎在以前的大干快上时，殊不知，全国的风向，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在小队长严宏昌的带领下，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

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岗的秘密，不久就传到了，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的耳朵里。他知道不纠就是罪过，也知道纠了就要坑害农民，一咬牙，他也豁出去打倒撤职，放了这棵“资本主义的苗”的生。

1978年10月中旬，安徽省省委书记万里召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明，让他汇报凤阳等县搞包产到户的情况。王郁昭心里打鼓，不知汇报到什么程度合适。这个题目极容易出走资派和右派，一句话说不好就完蛋。他问前来转达万里召见口信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讲到什么程度才好。张广友追随万里多年，知道坏不了事，笑道:“你敞开讲。”

这样在“欺上瞒下”下，小岗村终于保卫住了，胜利的果实。

陈永贵也承认大包干能增产，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按他一贯的见解，大包干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调动的是人的私心，因此也助长了人的私心。

陈永贵信奉毛泽东主席的理想，要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双丰收，要一举建成，一个由革命化的新人组成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因此，在大包干初起的时候，身为副总理的陈永贵批评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他认为大包干的拥护者见利忘义，丢了路线。这种批评很快流行开来，成了当时反对大包干的人们的，标准批评语言。

但是，历史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陈永贵当然也不能例外。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

胡耀邦文革期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和在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

直到多年以后，水利部部长钱正英，每次找他谈农田水利建设之类的问题，仍然战战兢兢，胡耀邦一听这种话题就尤不高兴，动不动就发脾气。

胡耀邦对陈永贵倒没什么个人恩怨。陈永贵下台后，胡耀邦劝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

有人主张把他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也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

陈永贵刚下台便尝到了苦味。1980年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40天，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专攻十多年来无人敢摸的大寨，其标题如下:

《大寨走向了反面》

《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

《“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

《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

《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

《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

《昔阳整“五种人”的经验，完全是适应左倾路线需要的产物》

《造反起家，帮派掌权》

《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

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有了这句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此后，陈永贵虽然还挂着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实际上却不管什么事了。1980年底，政治局开会研究撤换华国锋，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商讨这样的大事，外电报道说，陈永贵根本就没有被通知参加会议。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写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并加了很长的一段批语。这就是1980年的83号文件。

陈永贵拿到这份文件后，仔仔细细地读了许多遍，他看出了新的中央对大寨和他本人的评价，看出了对高度强调精神力量的大寨经验的否定。

这份文件发至各县，并且要在各地县委召开的农村干部会议上传达讨论。陈永贵明白，这是为他和他的大寨盖棺定论了。

中央的批语，首先评价了陈永贵，和大寨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功过及责任。批语写道:“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

“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代表团里根本就没有陈永贵的踪迹。陈永贵在山西落选，连十二大代表也没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头衔，自然也就失去了。

尘埃落定以后，陈永贵明白，属于他的时代，一去不复还了。

他连忙写信给大儿子陈明珠，叫他暂时不要到北京来。这时陈明珠正遭大难，被称为“虎头山下一只虎”,过去霸道和放纵造下的孽都被人收集齐全，生变本加厉地扣在他的头上，党籍也丢了，脑子也受了惊吓，落下个头疼的病根。

1983年春，被撤职的陈永贵，不甘心在看报纸和养花中度过余生，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水货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他每周上一天班，帮着农场办一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陈永贵显得随和朴实，很受大家的欢迎和尊敬。

可以说，他至始至终，还是保持了中国农民古道热肠， 勤劳肯干的本色，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他也是被历史的大潮，裹挟着往前走罢了。

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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