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古代士大夫们的最高理想。所以很多士大夫家族出身的官员将科举做官作为正途，其他行业都认为是旁门左道。他们为了做官不择手段，为了升官发财可以做出任何没有下限的事。然而在明孝宗朱祐樘执政的弘治年间，却出现了好几个主动推辞升官的官员。除了前文讲过的内阁首辅徐溥之外，弘治年中后期的兵部尚书刘大夏也是其中的典型。当时朱祐樘将原兵部尚书马文升调任到吏部尚书，便打算让刘大夏接替兵部尚书的官职。然而让他意外的是，刘大夏却直接上书表示了推辞。

朱祐樘并没有答应刘大夏的辞呈，而是多次下诏催促刘大夏赶紧上任。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刘大夏似乎跟皇帝杠上了，屡屡推辞朱祐樘的任命。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皇帝面前辞官了，在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前两年，刘大夏就玩过一回撂挑子的事。当时他连续上书三次辞官，然后回到老家筑草堂读书，人称“东山先生”。此后在朝廷群臣的集体推荐下，朱祐樘又下诏召回刘大夏，让他出任右都御史，统管两广军务。于是一言不合就闹辞职撂挑子，成了刘大夏在史书上的典型形象，受到了后世很多人的争论。

刘大夏为什么会反复辞职呢？为什么他越闹，就越受明孝宗朱祐樘的重视呢？难道明朝朝廷真的是按闹分配么？从史料上分析，刘大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关键还是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当时的朝廷政局有关。刘大夏的出身并不受明孝宗朱祐樘看重，他实际上是被朱祐樘排挤的那一波人。前文讲过，朱祐樘改组内阁，用东宫和翰林院出身的清流官出任内阁大臣，与六部的浊流官大臣互相制衡。之前总是闹辞官的内阁首辅徐溥就是典型代表。而刘大夏则与徐溥不同，他是典型的浊流官出身，而且是吏部尚书王恕的门生。

所谓浊流官，就是科举考中进士后被下放到地方当官的官员，这其中也包括先在六部和都察院观政，然后被下放到地方当官的。这些官员有个特点，就是执政经验丰富，政绩非常卓越，对地方政务非常熟悉。但他们也有天然的缺点，因为在地方执政中难免与地方豪强来往过密，和各地官僚有着利益往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脉网络和利益链。很多官员为了这个利益链做出贪赃枉法的事，成为明朝腐败的典型现象。朱祐樘之所以重用清流官，排挤浊流官，就是为了避免浊流官的利益链把持朝廷政务，使得国家走向腐败和危亡。

刘大夏是典型的浊流官，他考中进士后本来在翰林院当庶吉士，是有机会成为清流官的。但是他主动放弃了翰林院的职务，申请出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又调升兵部职方司郎中。由于在兵部的政绩卓越，刘大夏在丁忧之后出任广州右布政使，后来又调任浙江左布政使。明孝宗朱祐樘继位后，成化朝老臣王恕出任吏部尚书。王恕便上书推荐了刘大夏，让其以右副都御史的头衔治理黄河。后来他先后出任过佥都御史、右都御史等职，以处理军队和地方上的政务。他的能力很强，在浊流官中是以能吏的名声著称。

前文讲过，朱祐樘将兵部尚书马文升升职为吏部尚书，就是想要整顿兵部几十年来的弊政。朱祐樘整顿兵部弊政没有选择内阁的清流官，而是选择了浊流官出身的刘大夏。这并不是因为他改变了重清流官，而轻浊流官的用人模式，而是这种实际政务只有浊流官自己能搞得清楚。清流官大多是在国家上层，他们距离实际政务较远，操作上缺乏经验，容易弄巧成拙。刘大夏被下放地方前在兵部当官多年，对兵部的弊政非常了解。在出任都御史期间，刘大夏也处理过不少兵部的弊案，所以他成为朱祐樘整顿兵部的最佳人选。

当时兵部经过马文升几十年的治理，各种腐败和弊案问题丛生，成了水泼不进的国中之国。尤其是在各地的驻军，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军队官员和将领与地方豪强勾结，侵吞盗卖军队资产，利用权势鱼肉百姓，甚至勾结外敌出卖军队情报，而吃空饷更是比比皆是。这种事以前刘大夏在处理宣府军队弊案的时候就查出来过，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当时就连户部尚书周经都不敢深查，劝刘大夏适可而止，可见其中的黑幕之凶险。从史书上看，这里面关系到了武将、地方官、监军太监、勋贵家族，地方豪强，利益链可谓是盘根错节。

刘大夏第一次连续上书三次称病辞官，就是因为在宣府碰到了这些利益链的反击，为了明哲保身而选择退出。此时朱祐樘再度将刘大夏任命为兵部尚书，刘大夏自然知道朱祐樘的想法，所以赶紧上书辞官，以此来避祸。刘大夏如此选择是当官的必备素质，也是为了个人和家族利益的考虑。

刘大夏出任兵部尚书，最大的对手并不是地方官僚，而是顶头上司吏部尚书马文升。马文升在兵部经营了二十余年，这里面的弊政都是他一手遮掩形成的。如果刘大夏把这些挖出来，他必然遭到马文升的报复。而马文升又是吏部尚书，六部尚书之首，刘大夏在权力和地位上非常不利。

很显然，朱祐樘就是想让刘大夏跟马文升做对，以此来揭开兵部弊政的黑幕。他的这个选择也是很正确的，当时的朝廷官员中，最合适的的确是刘大夏。刘大夏除了对兵部的实际事务了如指掌外，在浊流官中地位很高。他的师傅是前任吏部尚书王恕，当时王恕虽然退休在家，但声望非常卓著，是浊流官中的第一名。王恕的声望足以动摇马文升在旧官僚集团的影响力，这让很多浊流官在两者的斗争中保持中立。以刘大夏对浊流官文官集团的了解，马文升想要遮掩兵部的事，为门生故吏开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除了怕马文升报复之外，当时的兵部也是烫手的山芋，说是烂摊子也不为过。自从成化朝第一名将王越去世后，明军对外作战节节败退。面对蒙古鞑靼部达延汗的南下入侵，边境明军只能龟缩在长城之内，不敢出去打野战。因此边境的军民常常遭到达延汗的袭扰，日子过得朝不保夕。朱祐樘让刘大夏出任兵部尚书，整顿兵部和军队的事务，就是想要解决边境问题。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且牵连很大，利益链的范围极广。一个不好，刘大夏就要面对满朝文武的围攻，那就是危及到身家性命的事。

可刘大夏既不是军队出身，也没当过文官监军，就连后勤文官都没当过。让他牵头制定对蒙古作战的计划，他基本上是无能为力。如此一来他在兵部就只能被马文升的门生故吏前者鼻子走，而审核兵部计划的正好又是顶头上司马文升。刘大夏出任兵部尚书，必然面临上下夹攻之局，可以说是在给朱祐樘扛雷。如果他干得好，将得罪明朝所有的军人，干得不好脑袋搬家也不是不可能。面对这种不利局面，只要是思维理智的人，都不会坐到兵部尚书的火山口上。但这毕竟是朱祐樘亲自下诏，而且亲自召见，这让刘大夏没有了拒绝的余地。

从史书来看，刘大夏的兵部尚书干得还是不错的。他在任期间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对明朝军队进行了大范围的整顿，解决了马文升留下的不少弊端。他与马文升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明武宗朱厚照即位之后，受到了后世学者的好评。在此期间他也得到了内阁首辅刘健、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的支持，为明朝军队战斗力恢复奠定了基础。可惜由于明孝宗朱祐樘英年早逝，刘大夏又因镇守太监问题与朱厚照发生冲突，导致军队整顿半途夭折。此后明军起复无力，面对蒙古人节节败退，迫使威武大将军朱寿只能亲自下场与达延汗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