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布了在研发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也就是“两弹一星”事业上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名单。

这些获得两弹一星元勋荣誉的科学家们，每一个都是这些领域里最顶尖的存在，他们为中国两弹一星的发展倾尽了一生的时间，可以说是实至名归，怎么表彰都不过分的。

没有这些科学家在背后默默地奉献，我们可能到现在还会面临着随时都有可能被核讹诈的艰难境地。

可以说，两弹一星，才算是真正地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这些入选两弹一星元勋的科学家们，居功至伟。

两弹一星元勋的数量毕竟有限，在他们的背后，更有无数默默无闻地为两弹一星事业付出一生的科学家和军工科研工作者。他们和两弹一星元勋们一起，构成了中国强大的坚实基础。

他们没有入选两弹一星元勋，但他们的事迹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共和国永远也不会忘记。

居里夫人的门生，有中国放射化学之父称谓的杨承宗，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

虽然，他没有能够入选两弹一星元勋，但他的事迹，一直在流传。

他为了提取原子弹所需的铀，甚至付出了一只眼睛失明的高昂代价。当有人为他落选两弹一星元勋荣誉感到惋惜的时候，他却只是轻轻一笑，淡然地说，我们只需要把事情做好就行，其他的不需要去想。

多么高风亮节的举动啊，杨承宗的这句话，想必也是所有参加两弹一星事业的科学家们共同的心声。他们的心里，只有祖国的事业，没有自己的私欲。祖国的事业成功了，他们的价值就体现了，不需要额外的荣誉来加身。

杨承宗1911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八坼镇，正是中国处于封建王朝到民国时代的风云变幻之际。

父母出身贫困，但经过艰苦的奋斗，终于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米行。杨承宗在自己的8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5，自幼聪慧好学，5岁起就开始读书，在乡里学堂和同川高等小学读完了小学阶段的学习。

1929年，18岁的杨承宗奉父母之命迎娶了横扇镇同样是18岁的女子赵随元小姐为妻。

婚后不久，杨承宗就去了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学习，并于当年考入了上海大同大学。

1932年，杨承宗大学毕业，进入暨南大学物理系任助教一职。

两年后，杨承宗经人介绍又来到了北平国立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工作，主要研修放射化学，导师为中国放射化学事业的奠基人郑大章先生，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1936年，为了避免研究所被日本人占据，保护好相关的科研成果，杨承宗被所长严济慈派往上海法租界建了一个新的镭学实验室，把在北平的研究资料都转到了上海。

抗战开始后，在法租界的研究所被汪伪政权收走，不愿意和汪伪政权同流合污的杨承宗愤而离开上海回了老家。

1947年，杨承宗在严济慈的推荐下，由当时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和研究导师的钱三强，向法国巴黎大学伊莱娜·约里奥-居里介绍了杨承宗的情况，希望能让他来这里学习和研究。

杨承宗的爱国事迹很让约里奥-居里夫人欣赏，同意让杨承宗来巴黎，还为他提供了研究经费。居里夫人亲自给杨承宗写了一封邀请函，里面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杨先生，因着严济慈先生的推荐，我很高兴地欢迎你到居里实验室工作。”

在居里实验室学习和工作期间，杨承宗废寝忘食，很快就掌握了许多先进的镭相关的前沿科学知识，深得居里夫人的赞赏。

1951年，杨承宗博士要毕业了。他的论文《离子交换分离放射性元素的研究》和答辩，经过居里夫人等专家委员会的评审，一致通过并给予了“最优秀级”的评价。

可以说，杨承宗也是居里夫人的得意门生了。

这么优秀的博士毕业生，肯定是被抢着要的。但杨承宗立志要回国报效，拒绝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55万法郎的高额年薪和额外补贴，1951年9月底经香港回到了中国大陆。

毕业答辩刚刚结束，他就收到了钱三强的电报，国家希望他能够回国效力。本来，杨承宗就是抱着报效祖国的决心外出求学的，钱三强的电报更是让他义无反顾。

随着电报的，是钱三强打过来的5000美元。在那个时代，5000美元是一个很高的数字，尤其是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些钱，杨承宗都用来购买了研制原子弹所需的设备和技术资料。因为需要购买的太多了，5000美元远远不够，杨承宗把自己的钱也用在了购买这些设备和资料上了。

杨承宗这次回国，带了整整13个行李箱。里面不但包含按照钱三强的嘱托带回的大量原子能研究设备技术资料，还有居里夫人的实验室赠送的她们独有的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

杨承宗带回的这些设备和资料，为中国高水平高标准研究放射性元素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承宗这次回国，还肩负着另外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把导师居里夫人的丈夫托他捎回去的一段话，传到毛主席那里。

当时，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先生是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及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高级委员，在得知杨承宗要回国的消息之后，特地约见了并让他转达他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就必须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居里先生的话，坚定了中国人研制原子弹的信心。

杨承宗回国以后，进入了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放射化学研究室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研究室两个研究室主任的职务。在这里，杨承宗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室，因此他有“中国放射化学之父”之称。

此后，杨承宗相继参与了中国原子能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的制定等重要工作。

中国科技大学成立后，杨承宗被调入担任了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主任。那个时候的发射学科的教材，都是杨承宗自己编写的。

为了给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提供所需的合格铀原料，人事关系刚刚转到中国科技大学才一星期，杨承宗就于1961年3月被借调到了北京的铀研究所兼任主持全所业务工作的副所长。

杨承宗这次借调的主要任务，就是带领团队制备铀。

这个任务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却困难重重。因为当时中国的铀矿品位很低，含铀量只有万分之几，而提纯出来的铀，其杂质含量又不能高于万分之几，否则就不能达到原子弹爆炸所需要的标准，可见这项工作的难度不小了。

不过说实话，当时中国自己研发原子弹，几乎没有哪一项是简单容易的，每走一步都是困难重重，有些甚至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难关。

对于杨承宗来说，不但要领导北京的这个研究所提纯铀，每周还有两次得回中国科技大学给学生们上课。

不久，一件导致杨承宗一只眼睛最终失明的突发情况出现了。

那个时候，中国已经着手研制原子弹，中子源作为核能系统的灵魂，杨承宗以前所在的近代所和中子物理实验都需要一个中子源实验装置。

机缘巧合，恰好他们了解到协和医院有一套因为有问题已经被废弃的提氡装置，但修复一下还是能够作为中子源实验装置使用的。

接到任务以后，杨承宗带了两名学生来到了存放提氡装置的医院地下室。

地下室里面的情况让杨承宗眉头紧皱，因为这套装置在49年前就已经损坏而出现放射性泄漏了，里面的环境已经被放射性气体所污染，不但人待在里面非常危险，就连外围的人员也有可能被波及，严重影响人类身体健康，必须立即处置。

修复这个装置很危险，必须穿戴好辐射防护衣，但因为条件局限，一时半会儿根本找不到防护装备。

杨承宗决定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由自己来处理修复。

经过一系列紧张而迅速的操作，这部开放性的镭源终于被杨承宗封闭。放射源附近的生命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里面的样品依然可以为中子物理实验在研发原子弹的时候使用，但杨承宗的眼睛却因为长时间接近放射源，导致右眼视力严重下降。这种放射性感染持续到第十年的时候，杨承宗的这只眼睛视网膜剥离，完全失明了。

杨承宗的身体健康受到了无可挽回的影响，但他对此并没有任何的怨言，因为他知道做的是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情，自己不能有丝毫的退缩。

1961年，当时专门研发原子弹的二机部刘杰突然让人把杨承宗接到了办公室，交给了杨承宗一件事关国家未来的大事，由他兼任副所长，主持二机部第五研究所的工作，为正在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冶炼与提纯所需要的铀。

接到这个秘密任务以后，杨承宗针对苏联专家撤走以后面临的混乱情况，对第五研究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很快就使研究工作走上了正轨。

在杨承宗的主持下，五所研发了数十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解决了天然铀矿石在水冶、转化等过程中的众多工艺问题。经过第五所两年多的艰苦试验和工作，提前3个月完成了2.5万吨纯化合物的制造任务，为原子弹和氢弹的按时爆炸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刘杰曾经用四个字来评价杨承宗所做的工作：功德无量！

1969年，中科大搬往合肥，正在铁道兵工地劳动改造的杨承宗，也带着家人随学校来到了合肥，参与新校区的建设。那里的山山水水，几乎都有着杨承宗的足迹。

后来，杨承宗担任了中科大的副校长，还担任了合肥联合大学的首任校长。

值得一提的是，杨承宗夫妻伉俪情深的故事。因为杨承宗工作繁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都是他的夫人赵随元在操持。因为在困难时期身体亏空严重，加上过度操劳，夫人来到合肥后的16年里，一直瘫痪在床，大部分时间都是杨承宗亲自为妻子翻身洗漱，照顾她的起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1年，杨承宗先生因病逝世，享年100岁。按照先生的遗言，遗体捐献作医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