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是内蒙古地区最大的一家旅蒙商号。它持有清廷所发的“龙票”，以放“印票”帐为主要业务，活动于外蒙大部地区和内蒙西部地区。其经营范围之广，贸易额之大，获利之多，在我国民族贸易史上是罕见的。

外蒙（也称喀尔喀蒙古），原来是三汗部七和硕，清初划分为四汗部八十六和硕，再加上科布多地区的十九和硕，共为一百零五个和硕。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清廷谕把外蒙的四汗部改为爱玛克，用会盟的地名为盟的名称。车臣汗部改为“巴尔和屯”盟，士谢图汗部“罕阿林”盟；扎萨克图汗部改为“毕都里雅”盟；赛音诺颜汗部改为“齐尔里克”盟。

民族间的通商贸易，是民族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蒙汉人民由于劳动生息在相毗邻的土地上，民族关系历史悠久，民族间的通商贸易为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所必需，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绝非统治者们能限制了的，过早的情况，这里不予赘述。自有清以来，清廷是以它的边禁政策来对旅蒙贸易，实施严格监督和管理的。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征噶尔丹后，废除了明朝的“马市”，只开辟了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张家口、多伦诺尔（今多伦县)等儿个贸易中心点。

稍后，也许可商人请领票照2在蒙古各地进行流动贸易，但限制相当严格。1789年颁布的《理藩院则例》“边禁”条对旅蒙贸易作了些原则规定，在发放经商票照时，又有一些不成文的具体要求和限制。根据我们对老年旅蒙商人的访问，对旅蒙商主要有这样一些规定：凡不持票照的商人，不许进入蒙旗；实际人数超过票照上的人数时撤销票照；不按票照的指定路线和地点，进行贸易的予以处分；禁止贩卖铁器；商人在蒙逗留期限为一年，当地王公务须于一年内勒限催回票照，免其在外逗留生事；禁止商人同蒙古妇女结婚；禁止以大量的白银贷给蒙古人……。官方对于旅外蒙商号的总数及其从业人员的总数，掌握得特别严格。

最初在外蒙经商的几家主要商号，都是随营贸易性的。由于行之年久，这些限制就不免逐渐松弛，内地商人趁机流入外蒙的络绎不绝，蒙汉之间的贸易日益发展，这就是大盛魁成立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康熙年间，费扬古部队在杀虎口(在今山西右玉县)驻防时，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在费扬古的军队中当厨夫或服杂役。同时，也为费扬古部队采购一些生活日用品，得便时候，也采集一些蘑菇之类的东西，挑到归化城出卖。由于他们经常出入于边关的集市，特别是为费扬古部队采买食用牛羊，同蒙古人进行交易，因而逐渐学会了简单的蒙语，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礼仪和生活习惯以及相互交易的一些方法。

费扬古的部队，在康熙统帅下，进入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时候，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也以负贩小商的面貌，肩挑着货物随军前往，作随营贸易生意。不久便以他们三人为主体，结合杀虎口的几个人，形成了合伙的集体小商伙，以“吉盛堂”为“堂名”，粗具商号的雏形。其后即创立了“大盛魁”。

大盛魁究竟是哪一年成立的，众说不一。呼和浩特市舍力图召（延寿寺）佛殿前有一面横匾，正中写着：“阴山古刹”四个大字，右端第一行写着：“大清雍正甲辰上春吉日”，第二行靠近下边写着：“大盛魁敬献。”匾左边第一行靠近下边写着：“榆次王用慎书”。末后一段写着：“光绪甲辰，大盛魁财伙等，因见先年敬献之匾，调朽将坠，恐泯忱迹，遂为重书重刊，茸而新之，谨书数言，以志重修之岁时云尔”。在“大盛魁敬献”五个字的上面，刻着一个枣核形的图章，上面用篆书刻成“晋三都”三个字，以红颜色涂染，表示明显而庄重的意思。根据这一记载，大盛魁在雍正二年（1724年）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可见所谓乾隆年间或嘉庆年间成立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传说。

这样，大盛魁的存立年限，即使从1724年（雍正二年）作为开始的一年，到1929年（民国十八年）宣告歇业，已有二百零五年。(这应当说是根据可靠的年数)而大盛魁实际存立的年数，却要更多一些。大盛魁成立年代不一定就是献匾的那一年。因为在大盛魁的名号出现以前，还有一段“吉盛堂”时期；其次，在它宣告歇业之后，直至1934年段履庄被开除出号，还推选出陈严甫当经理，办理终业也有三、四年之久。根据这些情况，大盛魁实际存立的年数，可能在二百四十年左右。

大盛魁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时期中，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

清朝征噶尔丹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有重兵。一般把乌里雅苏台的驻军称为“前营”，把科布多的驻军称为“后营”。相沿日久，“前营”就成为乌里雅苏台的别名，“后营”就成为科布多的别名。其时，清朝以“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统辖外蒙及乌梁海诸部落；以“参赞大臣”驻科布多，隶属于乌里雅苏台将军，辖金山额鲁特北部。乌里雅苏台是清朝统治外蒙的一个军事政治中心。在这里住有大量军政人员，需要一些商号为他们的生活服务。大盛魁的初期，总号就设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归化城只是它的重要分庄，它就是以乌里雅苏台为基地，为清朝的军政人员服务，开展各项营业活动的。

随着清朝对外蒙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和大盛魁营业的发展，大盛魁为清朝军政服务的范围就更为广泛。除清朝驻前后营的大员和大小部门的军需供应，均由大盛魁经办外，外蒙王公向北京纳贡、值班和引见，也由大盛魁予以协助、联系，并以高利贷的办法，贷给所需的一切费用。

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营范围更加扩展，清朝政府把外蒙的税收也包给大盛魁。

1803年（嘉庆八年)，清廷诏令派驻外蒙的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等官员，会同外蒙各王公，严格检查旅蒙商的经商票照，并严令每年彻底检查一次。经过这样的检查，在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恰克图以及在外蒙其他各地进行贸易的旅蒙商，很多因为没有经商票照，或者因为所持的经商票照业已过期，被驱逐出境。有的还受到罚款和没收货物的处分。而大盛魁由于和清廷派驻外蒙的军政大员、军队和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它不仅没有被驱逐出境，没有受到丝毫损失，而且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它以极便宜的价钱，接收了那些被驱逐的旅蒙商号的铺底和货物，开设分号。这不仅使大盛魁得到了大笔意外的财富，而且接受了许多旅蒙商号多年来在外蒙的贸易关系。清朝政府没收下的货物，官员们不会处理，也以廉价赊给大盛魁，这就使大盛魁又得到了一种意外的好处。

道光年间，大盛魁一方面扩大销售地区和增加经营货物品种的数量，一方面加大放印票帐的数量。这时清朝把征收驿站的费用也包给大盛魁，这样，大盛魁的营业就更加发展了。

咸丰以后，它又在一些城市广为增设分支机构和小号，不仅获得了大量利润，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的商业网。

大盛魁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发展，成为外蒙市场上一家垄断性的大商号。

盛极一时的归绥城和大盛魁，从清末开始衰落。这是因为晚清以来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剧变。

清朝著名的商号“大盛魁”最终衰败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经济环境变化：随着清朝的衰落和民国时期的动荡，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战乱频发、货币贬值、市场需求减少等因素对大盛魁的贸易活动造成了严重影响。

竞争加剧：在国内外贸易中，大盛魁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包括其他晋商、外国商人以及本土的商贸组织。这种竞争加剧使得大盛魁的市场份额受到侵蚀。

内部管理问题：家族内部的矛盾和管理的混乱也是导致大盛魁衰败的重要原因。随着家族成员的增多和财富的扩大，管理上的分歧和权力斗争逐渐显现，影响了企业的决策效率和战略发展。

后期用人不当，一些掌柜挥霍浪费惊人，侵吞号款事件屡有发生，进一步加剧了商号的财务困境。

外部政治因素：清末沙俄在我国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侵略活动不断扩大，使得大盛魁在这些地区的营业受到影响，日见萧条。

俄国革命成功和外蒙古独立后，大盛魁又丧失了在这两个地方的商业资本和商业市场，进一步削弱了其经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