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谷正(日)/文

向满洲国的独立迈进

关东军基本上占领了南满之后，我们按照原定计划，开始拉出溥仪。虽然事前并没有决定拥戴溥仪为满洲元首，但在事变前，我们就已经瞩目于溥仪，并与住在旅顺的清朝旧臣罗振玉取得联系。因为我们认为可以担当独立政权首领的条件是：

一、为3000万民众所景仰，出身名门而又德高望重；

二、家世方面属于满洲系统；

三、不论同张学良或蒋介石都不能合流；

四、能够同日本合作。

根据以上的条件，溥仪自然被显露出来了。

石原最初是满洲殖民主义者，主张占领论。然而，自从板垣到任以来，又倾向于独立国家论了。那时我们之间，经过大约一个月期间议论这个问题。石原最初对我们的独立国家论持有异议，他认为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即使叫他们从事政治，也只能导致政治腐败的结局，而毫无办法。与其那样，还不如依靠清廉的日本人，实行“哲人政治”更为适宜。我们认为他这种主张也许会伤害民族感情，而且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日本人中恐怕并没有“哲人”的人。人类有神性，也有魔性。我们主张培植现实人性的政治。当石原一经赞成我们的意见以后，他竟然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独立国家主义者。

当时在满洲的日本人中，很多人是在日本内地无法谋生的浪人，从道理上讲，这些人也不足以成为满洲人的指导者。只有后来成为协和会核心人物的满铁人员中和其他青年之中，才有许多情操高洁、心地无邪、真正响往实现五族共和、王道乐土的人。满洲国初期，日本以他们为中心，颇为活跃，充满着清新的空气，后来权益主义横行，日本内地的资本家和官僚接踵而来，我们的理想完全破碎了。最初我们甚至建立“不准财阀进入满洲”的公告牌，但是由于在一纸调转命令下，使建国时期的同志离去，以后被追逐权利的成群的“蚂蚁”们完全占据，而把满洲国搅乱了。

9月22日，把罗振玉找到关东军司令部，命令他们把溥仪拉出来，他马上访问了清朝复辟派的实力人物吉林省的熙洽，接着又会见了在洮南的张海鹏、而后转道天津。跟旧臣一起隐居在天津的废帝溥仪，因为不了解关东军的意图而不安，不肯轻易行动。接着，驻天津日军的三浦参谋前来联络。他谈话的大意是：“宣统皇帝认为，如果有民众和关东军的支持和厚望，即使牺牲个人也在所不惜。以目前的形势而言，可否考虑立即拥立溥仪”。

这时期的工作内容被一点一点地泄露出去。中央军部向满洲发来了命令，不准参加建立新政权，特别是拥戴宣统皇帝的运动。我们考虑如果我们老是踏步不前，就不会有所作为。因此关东军接着派遣浪人上角，同天津的步兵队长酒井隆大佐接头，想挟持溥仪。可是因为驻天津日军司令官香椎不让动手，结果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又改派土肥原大佐去天津。10月末，出现在天津的土肥原，迅速着手进行拉出溥仪的工作，但他的行动很快被中国方面和外务省派出机关发现。

外务省也有人想让张学良出马，不管怎样，日本在南满强行扶植傀儡政权，从对付国联来说，这样做也是拙劣的。主要还因为当时把清朝废帝拉出来，乃是时代的错误，应当期望自然而然地诞生一个政权。土肥原按着预定计划，在天津挑起暴动，以便在人慌马乱中，把皇帝劫持出来。中国方面探听到了这次暴动的消息，制止了参加暴动的中国人，使暴动未能扩大。

在此次骚乱中，溥仪于11月11日，从天津逃出，乘船到营口。不久局势稳定下来，若想内阁在年末下台，中央军部最后也同意抬出溥仪，第二年3月1日发表独立宣言的同时，溥仪以执政的名义，登上满洲国元首的宝座。这样，中央军部虽然反对关东军的行动，可是结局还是被关东军拖着走。中央军部因为丧失信念多次表露丑态。

下一阶段的企图是把占领线延伸到山海关。为此，再一次在天津挑起暴动，并以此为理由，出兵长城线，但因驻天津日军不上圈套，又失败了。根据参谋总长的命令，军队在进击途中，在辽河线上即中止了行动，结果在第二年7月占领了锦州。

另一方面，在北方由于禁止进攻哈尔滨，乃稍微改变一下进攻方向，进军齐齐哈尔。每一寸土地的占领，都要打破“停战线”的限制，终于在11月19日进入齐齐哈尔。

好不容易攻败的齐齐哈尔，又是因为参谋总长的命令，不得不陷入撤兵的奢境。中央军部最担心的是苏联的动向，认为把手伸向北满是件危险的事，似乎不能置之不理。后来二宫参谋次长接受了天皇委任的一部分大权，即把“临时参谋本部委任命令”拿过来，达到了实行压制关东军的地步。

就是这样，为了事变的进展，历尽了千辛万苦，到12月犬养内阁上台，荒本出任陆相开始，满洲问题才得以畅通无阻。特别是十月事件的阴谋，在政界中泄露之后，给政治家们造成了“反对军队，就有生命危险”的恐怖感，使他们丧失了以往那种控制军队行动的热情。我认为，在那个时期发动满洲事变是切合时宜的。除了劳神费力去说服日本内地没有主见的一伙人以外，在国际上，对于事变的进行，并没有受到干扰。

(译自《理性》增刊，“昭和秘史”，1956年12月号。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