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打个比喻，不合格的原材料造不出合格的产品。
所以我的想法是，恢复高考！”
1977年8月6日，在全国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讲话打破了会议的焦灼局面，也打开了中国教育的新局面。
会上，针对清华大学负责人描述的清华现状：
很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文化素质实在差劲，根本无法达到全国一流大学的办学质量。
中央也曾对此表示：“现在的清华大学根本算不上是大学，充其量是个中学，更甚至应该称为清华小学！”
面对清华大学的现状，与会成员也深感无奈，一时间会议陷入胶着。
直到武汉大学一位副教授主动站起来，深刻揭露现下招生方针的弊端。
于是，他果敢且有魄力地直言“恢复高考”，成为取消高考11年后，首个提出如此想法的人。
这一番话慷慨激昂，点醒了与会众人，也点亮了中国教育的前路。
不久后，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报喜的喜鹊，飞入千家万户，传遍神州大地。
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北风呼啸，可这份严寒俨然已经被恢复高考的喜悦所冲淡。
570余万考生，从大山、田野、渔村、牧场、工厂、学校等地涌向考场，他们之中有朋友，有夫妻，有亲人，甚至有师生。
在这一刻他们有着共同的期待与激动：考上大学！
如今又到六月初，又到高考季。高考无疑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之一。
现如今，我们对一年一度的夏季高考早习以为常，但每次仍旧怀着莫大的重视迎接它的到来。
而在四十多年前的那次高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有可能是唯一一次在冬季举行的高考。
高考是一场即使不是参与者也会密切关注的考试，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么在1977年的这次会议上，这位首次敢于谏言提出恢复高考是谁？竟有如此大的魄力和远见。
一针见血，直指核心1977年5月，中央就曾明确指出“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因为科学和教育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时年八月，怀着寻找突破口的希望，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全国性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
会议一开始便开门见山地对与会所有人表示：
“请大家来，就是想听一听意见。这里没有棍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讲几次都没关系，插话也可以，畅所欲言。”
即使如此，仍不少人有犹豫，有顾虑，但总有人做先锋。
会议召开前一天，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专门从武汉飞往北京参加会议。在会上，他毫无顾忌尖锐地指出：十六字方针的招生制度是问题根本所在。
他的讲话，一针见血，直指问题所在，赢得与会所有人的热烈掌声，可以说查全性的想法与中央不谋而合。
早在1975年，中央就有恢复高考的准备。当时准备以中国科技大学为试点，先行从高考毕业生直接招生的制度，但计划并未来得及实施。
而今天这场会议上，恢复高考又再一次被提上议程。
按理说，即使要恢复高考，现今八月份也早已过了高考的惯例时间。
那为何不等下一年再举行，非一定要在冬季进行高考呢？
“考”字一声号令，百万考生竞相争对于这件事，中央一开始的设想也是在下一年正式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认为恢复高考，今年恐怕来不及了。
但查全性的一番话改变了领导的想法。
“今年还来得及，虽然招生会议开过来，但实际招生工作还没有展开，至少现在下决定还是来得及的。”
紧接着，他又下一副猛药，“晚一年纠正，就有可能耽误几十万人，我们等得起，他们不一定等得起。”
听完这话，邓主席若有所思地转头，问向旁边隔了一个座位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你说来不来得及？”
“如果推迟开学的话，那就来得及。”
“报告送出去了没有？”
听到追问，刘西尧回答道：“刚送出去，现在追回来还来得及。”
“赶紧把报告追回来。今年事，今年毕，今年就改，不能等，大不了就是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
从查全性开始发表讲话到拍板定案，整个恢复高考的决定过程只有二十分钟，但它带来的喜悦和意义却不止这二十分钟。
1977年10月12日，国家批准下发文件，宣布正式恢复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招生制度。
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声春雷，震醒了无数沉寂的青年人。
此时距离高考还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在这短时间内，无论是城中青年，学校师生，还是下乡知青，厂中青年，都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地汲取着知识。
有条件的到新华书店买些新出的考试材料，没条件的也买来一些报纸，剪下上面的社论、评论，当作范文翻来覆去地背诵。
那年冬天，这场相对公平的考试，迎来了五百多万考生，他们怀着激动忐忑的心情和对知识的向往踏入考场。
虽是寒冬，内心炽热，满怀着希望便能一往无前。
一时风波，光明前路1973年，张铁生一张白卷，“手上的老茧”被认为是上大学最好的条件，一时间“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
而现在高考恢复的消息宛如春风吹拂，给正在复苏的中国大地，带来了象征着对知识与人才深深尊重的一抹生机，是新的希望与可能。
如果询问高考恢复对人民群众来说意味着什么？私以为没人比1977年那批考生更有发言权。
董强，《解放日报》原副总编辑，作为那一年的考生，他回忆说：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水产码头装货，那是我当装卸工的第七年，那时候我才二十三。”
“我不觉得自己应该一辈子和黄鱼、带鱼打交道，人应该是流动的。
可那时候唯一的机会是被推荐上大学，但我家是‘海外关系’，不可能有这个机会，我没法自己流动。”
“当时如果不是高考恢复，我想不到还有其他任何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作曲家谭盾在专题系列片《高考·1977》中也曾表示：
那时候我们那帮人想读书真是想“疯了”，当时自己没买到票，但为了能赶去高考，还做了躲在厕所十几个小时只为逃票的出格行为。
那一年冬天，几乎所有高考考场的门口都悬挂着“祖国，请您挑选吧”的横幅。
一句话，七个字，两个标点符号，却是百万学子的铿锵誓言。
那年高考结束后，全中国再次掀起读书的浪潮，知识的春风越过高山，蹚过溪流，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拂过每个青年的脸庞，
锦绣前程1977年，当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恢复高考”的好消息，全国各地的青年欢呼雀跃。
那时候身处历史洪流中的他们，可能只是欣喜于自己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没有意识到恢复高考带来的重大意义：
个人得以重拾知识，重拾理想，重拾希望；民族得以重拾信心，重拾生机，重拾走向复兴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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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过冬】
【编辑｜长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