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说，作为镇守汉地的宗王忽必烈继承大汗之位的政治优势并不强，在蒙哥去世之后，阿里不哥才是正统的蒙古大汗，但忽必烈最终却以武力打败了对方，只能说明，以中原汉地为基本盘的忽必烈实力比阿里不哥更强，而阿里不哥失去天下则是因为，蒙古历任大汗对中原汉地的不重视。
要说清楚忽必烈的上位就必须得从拖雷家族说起。1248年，蒙古第三任大汗贵由在从准噶尔盆地出发西征金帐汗国的拔都期间去世，帝国内部再次围绕汗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在拔都的支持下，拖雷之子蒙哥最终夺取了汗位，于1251年召开的忽里勒台大会上被选举为新一任大汗。
这是蒙哥的胜利，也是拖雷家族的胜利，蒙哥成为大汗不仅是因为金帐汗国拔都的鼎立支持，更是因为，拖雷家族的强悍实力。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虽然成为了蒙古新任大汗，但成吉思汗的大部分遗产却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由拖雷继承，其中就包括10.1万的部队。这些部队虽然经常被用于帝国的统一军事行动，但在争夺汗位时却成为了拖雷家族的有力支撑。
成吉思汗按照蒙古传统分配遗产的做法最终导致汗位由第三子窝阔台家族转移到了第四子拖雷家族手中。
正是因为蒙哥成为了新任大汗，作为亲兄弟的忽必烈才有在帝国崛起的可能。1251年，蒙哥将中原和西亚分别交给了两个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治理，其之所以如此做就是想通过两个弟弟之手将中原和西亚这两块经济发达地区掌控在自己手里，同时加强拖雷家族的实力以钳制蒙古诸王，保证汗位的绝对权威。
只是，蒙哥的这一任命将直接造成两个结果：汉地在忽必烈的精细化治理下实力逐渐反超蒙古本部；汉地儒士和世侯将忽必烈作为他们的利益代言人，忽必烈在中原强势崛起，对汗位产生了威胁。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从蒙古历任大汗对中原的态度说起。自从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以武力开拓中原开始，历任大汗在武力打下汉地之后并没有认真考虑对其地的治理，在草原本位思想的左右下，蒙古历任大汗都“视居庸以北为内地”，将汉地看作大蒙古国的东南一隅，任由蒙古诸王对汉地进行经济搜刮。
这是由游牧民族的传统所决定的，历史上任何游牧民族开拓的动力都是为了以武力攫取中原的财富，在短时间内解决经济问题。尤其是成吉思汗在统一漠北之后草原已经不能通过内部的竞争获取财富增量的情况下。
在打下汉地并攫取其财富之后蒙古内部对于汉地就出现了两种态度：蒙古贵族主张将汉地开辟为牧场，将草原和中原连为一体，实行游牧经济；以耶律楚材为代表的汉化官僚主张以传统的农耕经济治理汉地，为草原政治持续输血。
表面上看，这是经济层面的矛盾，实际上还是政治的交锋，更是游牧和农耕两种文化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博弈。
虽然武力是蒙古帝国的优势，但对于中原的统治却绝对属于包括大汗在内的蒙古贵族的盲区，他们对于中原实际上是一种迷茫的心理，只能凭借本能产生发展游牧经济的念头。
岂知，游牧经济根本就不适合汉地的生产关系。
为了说服大汗，耶律楚材就向窝阔台打包票，承诺：通过收取地税和包括酒、盐、醋、铁、山泽在内的商税，每年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
面对财富诱惑，窝阔台就表示让耶律楚材试试。
1230年，蒙古设立燕京、平阳、真定、东平等十路课税所，每路各设正、副课税使，以汉人儒士充任，专掌钱谷，不受地方长官的统摄。
次年，汉地的各项税收果然如耶律楚材所承诺的那样。
窝阔台大喜，于是授予耶律楚材“中书省印”，在主管汉文文书的同时，管理汉地财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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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灭金之后，楚材进一步制定了税赋标准：诸投下民户每二户出丝一斤纳于国家，每五户出丝一斤纳于封主，由官府统一征收，然后将各封主所得的部分分给他们，称为“五户丝制”。
所谓的投下就是蒙古将草原分封制推广到汉地，将中原民户按照地区分封给诸王、贵族、勋贵，称为“投下”或者“头下”。
同时，楚材还将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寻访出来，蒙古仍命其袭封“衍圣公”的爵位。除此之外，又在燕京设立编修所，在平阳设立经籍所，编纂、刊印经史等著作。
1238年，在楚材的建议下，蒙古又在中原诸路进行了一次儒士考试，共有四千零三十人中选，史称“戊戌选试”。同年，杨惟中、姚枢在燕京建立了太极书院，由从南宋俘获的儒士赵复主讲经书，程朱理学逐渐在中原传播开来。
由此可见，耶律楚材是在经济、文化、政治三个层面同时发力，以实现挽救汉文化保证汉地利益的目标。
只是，楚材的做法严重侵犯了蒙古贵族、西域官僚和商人的利益，于是这些人就一起向大汗施压。在严重的内部矛盾面前，窝阔台最终选择将楚材边缘化，而楚材被边缘化的结果就是，其政治主张也被搁浅，史书记载：“见于设施者，十不能二三。”
中原儒士为了争取汉地利益的第一次努力宣告失败。
其实这倒不是说窝阔台不想汉化，而是他本身也被蒙古贵族架空，在攻灭金国之后，贵族就强烈要求大汗留在草原不必负责开拓之事，其实就是想掌控战争所得财富的分配权。窝阔台最终是在打猎和酗酒中走完余生。
此时的整体形势是草原实力居上，楚材只能接受现实。窝阔台去世之后，楚材在汗廷受到排挤的情况下也抑郁而终。
但是，汉地儒士和世侯需要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的诉求却没变，尤其是在1246年蒙古贵族建议大汗贵由打击东平严氏，要求收回严氏土地和军队的情况下，他们的这种诉求就更加强烈。当忽必烈执掌汉地之后，其综合素质和表现就正好迎合了这些人的需求。
在母亲的影响下，忽必烈虽然生长在草原，但汉化程度却相当高。在执掌汉地之前，他就将刘秉忠、赵壁、王鹗、张德辉、赵枢等汉人精英召为幕僚，让他们为自己讲解中原王朝的治乱兴衰。那时的忽必烈就表现出了极高的志向，“思大有为于天下”，他最佩服的人就是唐太宗，对其文治武功心生景仰。
当时，儒生给忽必烈上了“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忽必烈是欣然接受。同时，忽必烈还和顺天张氏这样的汉人世侯、佛教的海云和尚有交往。
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就可以读出这些信息：忽必烈早年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抱负，他之所以和汉人精英深度交往，就是想让这些人助力自己的政治抱负；包括儒士和世侯在内的汉人精英也早就将忽必烈选为实现集体目标的代言人。
双方都是奔着个人的目标去的：忽必烈想以汉地为跳板经略天下；儒士想让忽必烈充当儒家文化的保护人；汉人世侯想让忽必烈作为他们的利益代言人。
如今，蒙哥对忽必烈的任命正好迎合了大家共同的需求。
在汉人幕僚的建议下，忽必烈在中原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在邢州（今河北邢台）设安抚司，汴梁设河南经略司，京兆（今陕西西安）设陕西安抚司，正式实施汉化。史书记载：“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
不及三年，号称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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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在用兵云南和南宋的过程中又没有复制蒙军的杀戮作为又使他在中原积累了巨大的名望，忽必烈这位蒙古宗王已经与中原汉地是深度绑定，中原已经成为忽必烈稳固的根据地。
不过，这也是蒙古历任大汗不重视汉地的作为造成的，不然，忽必烈也不可能在汉地崛起，填补帝国在汉地的权力真空。
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滦河上游王府所在地筑造其经营汉地的政治中心，名为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
只是，忽必烈偏离航向的做法必然会被蒙古贵族做过度解读，认为其在汉地的刻意经营是别有用心，于是，蒙哥就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忽必烈得中土心，其心难测。”
作为大汗，蒙哥也害怕宗王威胁自己的权力，就像当年窝阔台猜忌拖雷一样，即使大家是亲兄弟。
这是蒙古贵族在利益受到侵犯、蒙哥的汗权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的必然现象，更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激烈的冲突之下的必然。
当然，由于忽必烈是蒙古宗王的身份，其就必然有部分蒙古势力的支持，再加上汉地的强大实力，蒙哥肯定担心忽必烈这种同时整合了汉地和草原部分势力所形成的合力对汗权造成的巨大压力。再退一步讲，忽必烈割据汉地对蒙哥也是极为不利的。所以，不管是出于哪种考虑，蒙哥对忽必烈的敲打都是必然的。
1257年，蒙哥解除忽必烈的兵权，又派亲信大臣阿蓝答儿、刘太平等人前往陕西、河南调查财赋的收入情况，对忽必烈的王府成员罗织各种罪名。
面对大汗的霹雳拳，忽必烈只能前往草原向蒙哥亲自解释，最终，兄弟两和解。但邢州安抚司等机构还是被撤销。
摧毁忽必烈的汉化成果，维护草原本位就是在维护汗权。
不过，蒙哥之所以轻易和忽必烈和解一个是因为兄弟之情，其次是忽必烈此时的势力还不足以威胁到汗权，最重要的是，蒙哥还要利用忽必烈在中原的影响力解决佛教和道教的争端，让中原汉人对蒙古帝国产生认同感。
当然，蒙古帝国正处于开拓阶段，蒙哥对这个弟弟的才华也比较看重，想继续让其为帝国服务。
只是，经历此次事件之后，蒙哥对忽必烈已经产生了防御本能，所以，在下一步针对南宋的军事行动中，忽必烈就被边缘化。
1257年，蒙哥下诏大举伐宋，蒙军兵分三路：宗王塔察儿统兵攻荆襄、两淮；兀良合台自云南率军北上；蒙哥自统蒙军主力进攻四川。
以弟弟阿里不哥留守漠北。
在这次伐宋行动中，忽必烈是被排斥在外的，只是因为塔察儿所统的东路军进展不利，蒙哥才不得不起用忽必烈，命其主持荆襄前线战事。
历史此后的走向在这一刻其实就已经注定，因为，蒙哥在猛攻钓鱼城不利的情况下于1259年七月死于军中。按照蒙古历代传统，大汗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宗王们必然会围绕汗位爆发激烈的内斗，而随着各宗王们关系的疏远，此次内斗只会更加激烈。
当时，忽必烈前锋已经渡过长江，正在包围鄂州（今湖北武昌），准备拿下南宋之后再凭借军功回去争夺汗位，但在得知阿里不哥已经调兵遣将准备对自己动手的情况下就不得不暂时与南宋议和，于当年十一月率军北归。
其实不管忽必烈本人有没有争夺汗位的意志，现实倒逼着他都不得不走这条路，因为，他对于阿里不哥就是威胁，对方要想坐稳汗位就必须削藩。同时，忽必烈代表汉人儒士和世侯的利益，这些人也会推着他走这条路，就像玄武门事变中的李世民一样，其代表的是关东降将的利益。
不管按照蒙哥的安排，还是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阿里不哥继承汗位的合法性都比忽必烈更高，忽必烈争夺汗位属于逆行。
1260年四月，忽必烈于开平城召开了忽里勒台大会，在汉人儒士、世侯和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下即位称汗，建元“中统”。
之所以会建元“中统”，其实就是在向汉人精英释放一个信号：他忽必烈能够代表汉地的利益。为此，忽必烈不仅作出了将会减少百姓赋税的承诺，还设立中书省处理政务、十路宣抚司治理地方，且大部分职位都是以汉人精英充任。同时，忽必烈还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解释：“五十年来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祖述变通，正在今日。”
这套组合拳的目的就是想团结汉地的一切力量和资源来同草原的阿里不哥竞争。因为汗位之争，蒙古的胡汉矛盾最终以战争的形式扩大化。
当时，阿里不哥的优势更多体现在政治层面，作为蒙古本部的代表得到了成吉思汗嫡系后裔西部诸王的支持，在这些人的拥护下于哈剌和林即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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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优势更多在经济层面，同时，其还获得了以成吉思汗幼帝铁木哥斡赤斤嫡孙塔察儿为代表的东部诸王的支持。对于陕西、四川一带的蒙军将领想响应阿里不哥的行为，忽必烈果断对其进行捕杀。
不过，汉人世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其武力也相当强悍，足以与草原的蒙军一战。
与其说，这是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权力之争，倒不如说这是农牧两种文化的博弈，是草原势力和农耕势力为了各自利益而发动的战争，更是蒙古帝国的路线之争。
双方的第一场大战爆发在甘州（今甘肃张掖），阿里不哥战败。
当年冬天，忽必烈亲征漠北，阿里不哥退守吉利吉思（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在忽必烈留下宗王移相哥镇守哈剌和林南返之后，阿里不哥又于次年（1261）夺回和林，忽必烈再度北征。双方大战于大漠南缘的昔木土脑儿（今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南部），阿里不哥败走。
由于阿里不哥随后又与其扶植的察合台汗国之主阿鲁忽发生矛盾，导致对方倒向忽必烈。
1264年七月，阿里不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最终投降了忽必烈，忽必烈虽然宽恕了弟弟，但却诛杀了阿里不哥的党羽十余人。随后，忽必烈下诏改元至元。
至此，忽必烈终于确定了其作为蒙古帝国大汗的地位。
复盘忽必烈的成功，其能力和机遇确实重要，但真正决定其成功的要素还是，蒙古历任大汗对汉地的不重视，坐视胡汉矛盾的加剧，最终汉地精英将忽必烈选为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推着对方与蒙古本部竞争。
忽必烈的胜利实际上是汉地势力对漠北势力的胜利。
但在经历这一切之后，蒙古帝国这个多元政治体也不能再继续维持，蒙军打下的广阔疆域注定要分化为几大独立的势力。
这几乎是必然，忽必烈根本不能阻挡这个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