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汤灭亡夏朝，建立商朝，伊尹是他的得力助手。成汤死后，伊尹还为商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使“诸侯归殷，百姓以宁”，商朝进入极盛时期。

伊尹是中国历史上最贤德的宰相之一，也可以说是后世所有宰相的楷模，后代的好宰相，都被形容为有伊尹之贤。

然而，伊尹的出身却相当低微。

那么，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第一宰相的？都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伊尹(约公元前1751—前1649)，名挚，自幼聪明过人，长大后博学多才且胸怀大志。他常钻研治国施政之道，洞察天下形势，认为夏王朝日趋腐败，已是难撑危局，政权更迭是大势所趋。

商族虽仅以70里之地起家，但发展势头很旺。商汤对外广结邻族，对内深得民心，天下之势，灭夏必商。于是伊尹以助汤灭夏为己任，故孟子说:“伊尹，圣之任者也。”后世所建“任圣祠”，盖本于此。

他在为有莘国国君当奴隶作厨师期间，一次薛国国君的仲虺到有莘国，发现伊尹通晓天下大事，是难得的治世人才，想把他买回国去委以重任，有莘国国君不同意，仲虺便赠给伊尹一些财物让他赎身为民，购置田产，暂且安身。

后来薛国并入商国，钟虺被任为商的左相，他便向成汤举荐伊尹，说:“夏王无道，众心叛离，都把希望寄托在您的身上，如果您要成就大业，有一人不可不用，只是此人出身微贱。”

成汤说:“古代尧从民间选拔了舜，天下治理得井然有序。你只需推荐贤才，何必计较身世?”钟虺讲了伊尹的情况，成汤当即派人去有莘国聘请伊尹。有莘国国君见自己的奴婢被成汤看中，十分嫉妒，不肯放行，就把伊尹再次贬为奴隶。

成汤依钟虺的建议，派使者带厚礼到有莘国去求娶国君的女儿，有莘国国君欣然同意。钟虺继而又提出伊尹作陪嫁，有莘国国君才顺水推舟地答应了。

伊尹以陪嫁奴隶身份来到商国，先在厨房里干活。为了让成汤知道自己是个有本领的人，伊尹经常找机会接近成汤。

有时候他把菜做得很可口，有时候故意做得过咸或过淡，招惹成汤找他问话，并利用这种机会，用做菜打比方。他说:“做菜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只能把佐料放得恰到好处，菜吃起来才有味道。

治理国家也是如此，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把事情办好。”一番话果然说动了成汤的心，成汤发现自己厨房里的这个奴隶确如钟虺所说，是个人才，遂解除了伊尹的奴隶身份。

后来，成汤又将他召入宫中，讨论天下大事。伊尹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分析得既透彻又精到。商国的臣僚们无不佩服。成汤更是欣喜万分，深感相见恨晚。

成汤曾派人携带币帛酬谢伊尹，伊尹知道后懊恼地说:“我怎么能为成汤的币帛一类的礼物动心呢，与其贪图礼物而应聘，倒不如我在畎亩之中耕作，以尧舜之道为乐趣呢。”

伊尹的品格、志向使成汤对他更加敬重几分，遂破格“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真可说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步迈进了成汤政权的最高决策层。伊尹来到成汤身边，双方都感到如鱼得水。

成汤虚心求教，伊尹诚心献策。他畅言尧舜之道，总结历代为王者治理天下的得失，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伐夏兴商策略。成汤深表赞同，完全采纳了伊尹的兴国方略，开始了为时3年的对夏作战准备。

夏王朝统治中原400余年的时候，它的一个诸侯国商国只有70平方里那样大的一块地盘，国君是成汤。孟子说“汤以七十里”。但成汤国君能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关心民众，很有作为。

他在日常使用的一个铜盘上刻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几句话，表示要进取，以此来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不断奋斗前进。

当时夏朝的帝王为桀。桀是一个很荒残暴虐的人，日夜与妃子妹喜及宫女们饮酒作乐。妹喜爱听撕裂绢帛的声音，桀就亲手撕给她听以逗她高兴。他用人驾车，外出游玩，把老虎放到人多的闹市中去，以观看人惊恐躲避的状态而取乐。

桀加重剥削，不顾民众的死活，人民对他怨声载道。有个叫关龙逢的大臣，耿直进谏，桀大怒，把他杀了。大臣们个个吓得心惊肉跳，面如土色。

成汤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嚎啕大哭，痛心国之失去了贤才。桀借此理由，下达命令把成汤囚禁在夏台那个地方，也就是皇家监狱。

商国国君被囚，商国的群臣惊慌失措，伊尹更是焦虑万分。他终于想出一个营救成汤的好主意。他派人搜寻绝色美女，觅取各式各样的珍宝，送给桀。

同时，还私下重贿他的宠臣赵梁。夏桀看到商国进奉的珍宝、美女，喜不自胜，加之赵梁在一边美言，夏桀就把成汤放回去了。

此后，成汤更加坚定信心，要与夏朝决战。他在伊尹的鼎力相助下，内政上，宽以待民，轻刑薄赋，以发展农耕，笼络民心，积聚财力;外交上，同邻国修好，对夏桀的暴政进行揭露，展开政治攻势。

同时，还一方面给夏朝加送贡赋，伪装恭顺，麻痹夏王;另一方面由伊尹多次到夏朝了解情况，掌握了“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社会状况。

并且还暗中结交了被夏桀遗弃的元妃妹喜，开展了一些离间活动，又写了《女鸠》、《女房》两篇文章，将商与夏的优劣作了具体对比。

在交通通信十分闭塞的情况下，这些措施无疑都很重要而且具有一定的关键性。后来的军事家孙武将使用离间计称为“上智”，认为有上智者方能成大功，并引用“昔商之兴也，伊挚在夏”作为例证，充分肯定了伊尹在灭夏中的作用。

谋划好之后，商国在军事上又相继对夏的属国进行征讨兼并，完成对夏的孤立和包围，壮大自己的实力。商都毫附近有个小国叫葛，国力较弱，统治不稳，伊尹与成汤便以此为突破口。

先是指责葛伯不按时祭祀祖先，从政治上大张挞伐;继而以助祭为名给葛民以助耕和救济，使葛民对商感恩戴德;最后抓住葛伯反对助祭的把柄兴师问罪，一举灭葛。成汤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

一个人朝水里看，能看到自己的身影，视察百姓民情，能知道政治是否清明。伊尹听到了这句话，就感叹道:“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

勉哉，勉哉!”意思是说，成汤真是明白人啊!能听取别人的言论，道行才能进步。君临国家，以民为子，实行善政，这是你成汤的责任，要努力啊，努力啊!《墨子·明鬼》中说:“汤以车九两(应为九十辆)，鸟陈雁行。

汤乘大赞，犯遂下(夏)众，人之高遂。”《商书·汤誓》中还记载成汤向将士们发布了动员令。成汤率军先是征服了效忠于夏王室的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河南范县)和昆吾(今河南濮阳县)。

接着，他与伊尹亲自统兵西向，把桀逐于鸣条(今河南洛阳附近)。由于成汤屡战屡胜，无敌于天下，商国日益强盛，威名远播，夏民如同“大旱之望云霓”一样盼望成汤的到来。

公元前1700年左右，伊尹看时机成熟了，便建议成汤联合各诸侯兴师伐夏，终于推翻了夏桀的残暴统治，灭亡了夏朝。各路诸侯推举成汤为天子，建立了商朝。

据《中国古代舞蹈史话》上记载:汤灭夏，自立为王，命伊尹作《大濩》来歌颂开国功勋。汤的后代把《大濩》作为祭祀祖先的乐舞。《大濩》至今在我国流传，为中国六大乐舞之一。

商朝建立初期，周边存在着许多大小不等的方国或部落，较为著名的是鬼方、土方、苟方等游牧部落。其中，鬼方在诸部落中势力强大。

这些方国或部落与商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不少方国承认商王为他们的“共主”，有的还接受商的封号。

但这些方国或部落与商王朝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有些方国经常侵扰内地，抢掠财物和人口。灭夏后，商汤欲将夏王的宗庙迁走，就是把夏皇家的香火断了，伊尹认为不可，因而作《夏社》一文，说服了商汤。

这一点非常重要，真正的仁德之君，在改朝换代的时候能善待前朝王室家族，一般都能享国长久，否则就会出现因果相循，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的特有现象，全世界概莫能外。

那些把前朝王室或统治者赶尽杀绝的人，都是不仁之人，不仁之人一般都不能享有国家。成汤接受伊尹的建议，保留了夏朝的社稷祭祀，诸侯国或部落因而感商汤之仁德，纷纷臣服。

为了巩固新王朝，使之富强，伊尹在商汤的支持下，制定了各种典章，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

首先是废除桀的暴政。夏桀荒淫残暴，民众十分困苦。伊尹政治上主张“居上克明，为下克忠”。

他认为汤上台后，第一要务就是废除桀的暴政，要大臣和诸侯国国君“有功于人民”，为人民办好事，不得率遏众力，耗尽民力，不然就要严厉惩罚，甚至要罚作奴隶。伊尹指出:“明德则天下存，失德则天下亡。”

其次是考核官吏。成汤灭夏，从70里的一个小国，一下成为统治全国的大国，急需并延揽了大量人才，这就难免录用了一些不称职的投机分子。

孟子说汤“立贤无方”，就是说他没有按人的出身、才德进用。待时局稳定后，商汤命伊尹主持了对官吏的全面考核，此即所称的“三宅”，即“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

宅就是度量、考察;事，是指办事的事务性官员;牧，是指牧民之官，即州长和诸侯国国君;准，即准人，是执法的官吏。伊尹“三宅”的范围，包括了全国所有的官吏在内，是一次普遍的考核。

考核出的优秀官吏被称为“俊”，受到重用，不称职和违法的被罢免，纯洁了官员队伍，政权得到巩固，生产得到发展。之后，伊尹辅佐商汤坚持“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

整顿居民组织。夏桀时，“率割夏邑”。夏民的居邑遭到破坏，人民流离失所。伊尹认为，对他们进行妥善安置，是新政权刻不容缓的任务。

商灭夏后，对商民进行了重新编制，达到了“使万民乃有居”的目的。由国家来编制居民组织，让中央的“百官”进行管理，这就进一步打破了氏族血缘关系的聚族而居。

迁都西毫。成汤来夏后，又向西推进，其势力达于今陕甘地区。《诗经》上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氐羌在今陕西西部、甘肃以至青海东部地区。

汤要对这样广大的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在当时那种技术条件下，他设在豫东的毫都，实在是太偏于一隅了。

在伊尹的谋划下，商汤建国后，乃把王都迁到了居“天下之中”的伊洛地区，也就是“西毫”。商迁都“西毫”，既便于对全国施行统治，又便于对南北东西进行经济、文化和技术交流，吸取各方之长，从而促进了各民族的逐步融合。

同时，伊尹还帮助成汤努力发展农耕，开创丝织业，“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铸造兵器;训练军队;主持规划建造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商的王都。

规范统一了甲骨文;发展中医、中药，“撰用神农本草为汤液”，“闵生民之疾苦，作汤液本草，今医言药性，皆祖伊尹”，使商国国力大增。

所以《孟子·滕文公下》中有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的记载，反映了商王朝在成汤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强盛的国家。

成汤在灭夏后13年就病死了。王位继承，商朝前期基本上是世代相袭，辅以“兄终弟及”。

成汤死后，子外丙、仲壬先后即位，共在位7年，实际统治权力掌握在伊尹手中。此时商朝的统治日益巩固。仲壬死后，伊尹拥立成汤的嫡长孙太甲(又名祖甲)即位。

太甲在宫中长大，不知前辈创业艰难，沉湎于歌舞升平之中，连祭祀祖宗的仪式都懒得参加。伊尹一连写了《伊训》、《肆命》、《徂后》三篇文章，教他学习怎样做一个好的君主。

然而，太甲不听劝谏，在位的第三年就忘乎所以，认为自己身为一国之君，一切应服从于他。他任性、跋扈，以暴虐的手段压迫百姓。

伊尹见此情形，从商朝的长远利益出发，还是一再规劝，提醒太甲应对自己的行为多加检点，后见太甲毫无收敛之意，遂自己摄政治国，将太甲放逐到成汤坟墓所在地——桐宫(今山西万荣县西，另说今河南虞城东北)。

要他早晚面对祖父成汤的坟墓，聆听守墓老人讲述成汤如何创业的历史以及成汤订下的法律制度，教育太甲应以自己的祖父为榜样，勤俭为本，不要败了家业、国业。伊尹摄政治国，“以朝诸侯”。

太甲被放逐期间，伊尹继续对他进行耐心教育。他谆谆嘱咐太甲说:“不要坠失先祖之命经自甘堕落。就像田猎时要弓驽张开瞄准以后再放箭一样，治理天下要审时度势，然后再发号施令。”

在伊尹的耐心教诲下，太甲幡然醒悟，并深为自己过去的放荡暴虐而悔恨。他先是在桐宫的范围内关心老弱孤寡，尽自己的努力帮助他们。

应当做的事情，他立刻去做;不应当做的事情，不仅自己不做，看到别人在做也立刻加以制止。三年过去了，太甲悔过自新了。

于是，伊尹亲自率领文武大臣，捧着冠冕、王服，将太甲接回首都毫城，并郑重地将政权交付给他。伊尹的这一特殊处置，避免了王朝的危机，稳固了局面。从此，太甲接受教训，开始励精图治，修德为善，诸侯归心，百姓安宁。

伊尹嘉其行，乃作《太甲训》三篇，褒扬他的品行和善政。太甲死后，其子沃丁继位。伊尹历事商朝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朝50余年。沃丁八年(公元前1649年)，伊尹死，年100岁。

由于伊尹的辅佐，商代前期国家机器、政治制度臻于完善，社会也比较稳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所以沃丁以天子之礼把伊尹安葬在商汤陵寝旁，以表达他对商朝做出的伟大贡献。

在商代，伊尹受到诸王隆重的祭祀，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祭祀伊尹的卜辞，其地位几乎比于先王。继任辅臣咎单感于伊尹一生政绩，作《沃丁》一文，以为纪念。至太甲第四代继任者大戊继位后，任用伊尹之子伊陟为相。

关于伊尹放逐太甲，历史上另有一说。《竹书纪年》说仲壬死后，伊尹将太甲放逐于桐宫，自己即位为王达七年之久。后来太甲从桐宫潜逃出来，杀死伊尹，立伊尹之子伊陟、伊奋为相，“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太平御览》亦说到“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后世研究伊尹者也有人认为，王位人人欲得之，伊尹既然放逐了太甲，焉有不自立为王之理?但纵观伊尹一生的思想与德行，“自立”之说很难成立。

伊尹是个尊王不惟王的人，他尊重帝王，怀有帮助帝王平定并治理天下的大志，但又认为帝王也会犯错误，也需要教诲。商汤死后，他作《伊训》、《肆命》、《徂后》以教育太甲便是明证。

伊尹如果自立为王，早在幼年无知的外丙、中壬在位时即可取而代之，不必等到太甲时期。伊尹如果从太甲手中夺取王位，完全可在太甲即位时或者即位之初下手，大可不必再写文章苦口婆心地教育太甲。

伊尹是个文人，是个研究治国方略的学者，是个敢于逾越常规但骨子里忠心耿耿的大臣，他孜孜以求的是帮助有道之王得到并治理天下，从来没有流露过自做天下君主的野心。

孟子对伊尹的评价是:“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驹，弗视也。”孟子还曾转述过伊尹的这样几句话:“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

意思是说，我自己躬耕于有莘之野，一个人欣赏尧舜之道，不如帮助现在的君主变为尧舜那样的人君，不如想办法让现在的人民都像尧舜时期的人民那样幸福地生活。

可见，伊尹不愧为是善于思考、能驾驭国家、懂得治国方略的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贤德宰相。他追求的目标，不是为君主，而是为天下大治。

伊尹既是开国的功臣，又是数朝元老，集天下权重于一身，又能持衡守正，使诸侯服其忠，百姓乐其仁，帝王依其智，他自己还能享其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可惜的是，由于商代历史缺佚，没有更具体的资料来复原真正的伊尹，只在部分史书中有关于伊尹及其思想、著作的片断转述，这种转述集中见于《史记》、《竹书纪年》、《孟子》等各类典籍，令人获得的信息笼统模糊。

因而，他的形象几近于传奇。儒家的大圣人周公在摄政监国的时候就曾经引证伊尹的例子，说明自己摄行国政只是为了国家稳定，并不是为了夺权。

所以说，至少在周朝的时候，伊尹就已经成为一个宰相的楷模了，是好宰相的标准，而且，这种楷模的作用几乎影响了历代的好宰相。

从伊尹开始，中国宰相形成一个忠、正、勤、智、柔的传统。从传统哲学的角度看，宰相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八卦里的坤，厚德载物，承载着国泰民安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