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之初，《全唐诗》记载：“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的外交繁荣局面。唐朝政府不仅与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交往，而且唐朝文化领悟影响着东亚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唐朝对外开放政策

唐朝建立以后，唐高祖李渊给高句丽王建武的国书中，直接表述了唐朝政府对外方针，《旧唐书·高丽传》记载：“绥柔万国，普天之下，情均抚字；日月所照，咸使又安。”“方今六合宁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无壅，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场，岂不盛美”。

唐太宗李世民特别认同李渊的：对外和睦相处方针，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唐太宗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唐太宗反对对外滥用兵力，“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唐朝政府为了与外国通交往来，每年从国库拨出“一万三千斛”粮食作为招待用。武则天统治时期，对各国来唐使节提供数量不等的粮食，《唐会要》记载：“证圣元年（695年）九月敕，蕃国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月粮。”

唐朝的外贸活动

唐朝政府根据海外国家商船来华贸易增多的形式，714年在广州创设了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为了保护外商利益，使外商不受市舶司官员私自苛税所累。

《全唐文》记载，唐文宗谕示：“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恩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承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唐朝对于移民的怀柔政策

唐朝政府对于外国人来华游历，甚至移民，都有健全的立法和有效的管理，《通典》记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户籍法规定：“诸没落外藩得还，及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

对于外来侨民在中国的民事纠纷，唐朝政府也专门立法规定，《唐律疏议》记载：“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唐朝政府重用异国人才

唐朝政府十分重视异国人才，只要你有一技之长，无论出身怎么样，唐朝政府都能录用。《旧唐书·唐会要》记载：“西域安国乐工安叱奴在唐高祖甫定天下的618年就被授予散骑侍郎，位在五品。”“官奴出身的高丽人王毛仲，被玄宗超常擢拔，位至三公。”

天竺的天文历法专家迦叶孝威、迦叶志忠、迦叶济、瞿昙罗、瞿昙悉达、瞿昙譔、瞿昙谦、瞿昙晏、拘摩罗等人，先后被安排到司天台。

唐朝的开放政策，是从中国先儒们提出的“怀柔远人”的理论模式，唐朝建立之初，魏征通过隋炀帝对外政策的反思，成为唐初的外交思潮。《新唐书·西域传》唐太宗回忆说：“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伏四夷，惟魏征劝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远人伏矣。”

唐太宗在与侍臣们讨论自己成功的原因时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朝最高统治者在主观上采取了一条对外和睦友好的开放政策，而不是滥用武力肆意扩张的对外政策，更不是严拒“夷狄”于国门之外的闭关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