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江苏是全国知名的散装省，所辖的“十三太保”热衷于各玩各的，看自家人还不如外地人顺眼。别的省市肩并肩称兄道弟的和睦场面，在这里大概率是偶然事件，相互编排、不屑，甚至褒此贬彼一下才是熟悉的日常……

而其中最不受待见的城市，省会南京要是谦居第二，还真没谁能跟他争那个第一。而南京遭受“敌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与安徽的“亲热”程度远胜于省内，故此还得了一诨号“徽京”。

俗话说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起错的外号。那么南京变徽京，自然也有他的道理，比如经济上、地理上、文化上的因素，当然也少不了历史上的关联。

比如在元末明初那会儿，因为蒙古人糟糕的统治能力，搞得天下烽烟四起，红巾军的义帜插遍了大江南北。不过随着蒙元军队的疯狂反扑以及红巾军北伐失败，北方大地沦为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等蒙古军阀内战的战场。而南方的红巾军余部则分裂演化为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几大势力，也开始了对江南霸主的激烈竞争。

反正就是北蒙南汉，都开始自个儿打自个儿。

在南方，陈友谅占据着长江中游的地利，而且兵多将广、战斗力强悍；而张士诚呢，最核心的地盘就是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全是江南的精华，钱粮多得丧心病狂。所以甭管他被打没了多少兵，转眼间又能变戏法似的弄出更多的一大堆，简直无解。

至于朱元璋就抢到了个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剩下能拿得出手的筹码，无非是太平（今安徽马鞍山和芜湖一带）、宁国（今安徽宣城）、安庆、镇江什么的。哦对了，还有个扬州，不过被连绵不绝的战火祸害得只剩下18户人家，就剩个名字还能唬唬人了。

那时候的南京，才是真正的“徽京”。老朱也正是依仗着这座据说王霸之气测漏到需要埋金压制的雄城，领着一帮安徽小老弟，才打赢了那场问鼎天下之战。

不过赢得也是异常艰险，甚至能让后来坐拥天下的朱元璋都非常后怕，直言“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哪怕还是靠“不嗜杀ren，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笑到了最后，但对这些曾经的老冤家，老朱仍深为忌惮。而这种深刻的忌惮和忧虑，又在他给大明朝立下的那些牢不可破的“祖训”中，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改写了历史的走向。

尤其是那个叫张士诚的阔佬——哪怕早就化作一堆白骨，朱元璋及其子孙也要世世代代的跟他死磕下去，直到大家一起玩完。

要问朱元璋的一辈子里边最恨的人是谁，被他剥皮楦草还连累了几十万人丢掉性命的胡惟庸、蓝玉、郭桓什么的肯定排不上号。跟老朱有亡国灭家之恨，后来又颇有点惺惺相惜当上了“笔友”的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显然也不够分量。就算是差点毁掉了朱元璋大业的陈友谅，都稍稍差了点意思。

反正就是谁都比不上张士诚招老朱的恨。而老张这家伙，曾鼓捣出来过一个大周朝，还立过两个国都，一个是平江，另一个则是高邮。

平江，就是今天的苏州。明朝立国之后，朱元璋愤恨于朱张争霸时苏州人对于张士诚的竭力支持，咬牙切齿的给苏州定下了全国最高的税率。有多高呢？这么说吧——明朝在地方上实行省（布政使司）、府（州）以及县这三级行政区划，共计12省、333府州和1138县——苏州作为其中的普通一府，承担的税赋总额即占到全国总税收的17.5%，甚至比13个行省中税负第二高的浙江（15.8%）还高出一截。

反正老朱就是一副要薅光、撸穷苏州，而且永远不得翻身的架势。

幸亏苏州底子厚，苏州人更是擅于搞钱，才没被朱老板刮地皮刮到岩浆都直往外冒。而高邮呢，在元朝归扬州路管（现在也是）。甭管是明蒙交锋还是朱张争霸，都没轻祸祸这个地方，虽然不至于惨到像扬州城那样只剩下18户人家，但也没好到哪儿去。故此朱元璋就算想报复，都找不到发泄的对象，所以只好放过了扬州。

因为本地人死的死、跑的跑，所以后来又渐渐恢复了元气的扬州，实际上都是外地人的天下。尤其是山西人，甚至不乏来自波斯、阿拉伯的外国人。而且凭借着一条大运河和漕运，扬州的手工业、盐业和物流业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苏州一起再度成为南方经济以及文化事业的领头羊。

苏扬翻身以后，当然也没忘了报复朱家的子孙。尤其是嘉靖朝以后，当地士绅一边大肆走私，一边勾结海盗搞倭乱，甚至打着各种借口逃税、避税直至抗税，可视之为已经在经济上独立于大明之外。据后世学者估计，从隆庆开关到明亡的近80年间，仅从海外流入国内的白银就高达3.5亿两之巨。而这笔相当于大明朝廷一百多年国库收入的巨款，在江南官绅士庶的一致努力下，愣是让朱家皇帝近乎分文未得。到最后甚至连最基本的每年400万石漕粮，也敢只送去100万石，让本来还挺能打的北方边军沦落成一群要饭花子，这才被建贼闯逆混合双打，直至亡国。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徐达率军攻破苏州。张士诚自缢不成后被俘，然后被绑在一块门板上装船发往南京，途中一直闭目绝食。到南京后，朱元璋没见他，而是让李善长去劝降。结果劝着劝着，却劝成了“士诚言不逊，善长怒骂之”（《国初群雄事略·卷八》），俩老汉差点没互抡起王八拳。

最后李善长愤愤而去，张士诚又解下了裤腰带……不过这回没人拦着他，遂死。

但人死了，事还没完。

张士诚的死讯传来，苏州士民如丧考妣，又慑于老朱凶猛，只好采取各种隐晦的方式祭奠这位让他们感念的“吴王”。像是“挂天灯”、“久思香” 、“酒酿饼”、“积谷甏”以及“讲张”等风俗或俗语至今仍有流传。比如“讲张”，在今天的苏州话里就是闲聊的意思，而它的起源就是在张士诚死后，苏州百姓比较在朱张治下生活的差异，当然觉得后者实在是好得太多，就经常聚在一起“忆苦思甜”、感念老张的好处，这便是“讲张”。再比如“久思香”，每年七月三十的晚上，苏州人都要在自家门前点上香烛，称之为烧“久思香”。而“久思”恰是张士诚的小名“九四”之谐音，苏州人借此隐晦的祭祀他，并逐渐形成当地传统的习俗。

而且苏州文教发达嘛，能写诗填词的也多，于是各种缅怀纪念张士诚的诗词更是层出不穷。像什么“霸气烟消余故址，江声梦觉哭张王”、“三百年来陵谷变，居人犹是说张王”、“十庙钟山黯夕阳，一龛犹自祀张王”等等。而据民间传说，有“义士”跑到南京盗取了张士诚的遗骸，再偷运回苏州葬于金鸡湖畔，并固执的称之为“张吴王墓”。

明朝的吴王类似唐朝的秦王，都属一人专属之爵（朱橚和朱允熥不是改封就是被废），余者唯恐避之不及。可在苏州百姓的心目中，他们的吴王却姓张，而且只能姓张。

就算不姓张，也肯定不能姓朱！

张士诚这个人吧，私盐贩子出身，比起要过饭当过和尚的朱元璋也高贵不到哪儿去。不过比之老朱，老张虽然也算是有枭雄之姿，但在意志之坚定、手腕之强硬以擅于审时度势、知人善用等方面，又能被甩出八条街……至于对治下的百姓有多好，其实也说不上，就是乱世的矬子里拔大个而已。要真论起刮地皮的本事来，连以贪婪残暴著称的蒙古人，没准都得对张士诚甘拜下风。

毕竟曾在成化年间出任过吏部侍郎的苏州人叶盛，都得老老实实的承认“苏在元，粮三十六万，张氏百万”（《水东日记·卷四·苏松依私租额起税》）。啥意思呢？就是在以苛捐杂税而闻名于世的元朝，苏州百姓每年只需要缴纳36万石的税粮就可以打发掉蒙古税吏，但到了以仁慈爱民、轻徭薄赋而美名远扬的张士诚那里，苏州人每年需纳税百万石，负担足足增长了3倍！

所以吧，在那个到处都是混账的年代，某人到底是好是坏，全靠跟谁比……当然最起码的立场还是得站稳的。就像蒙古人的税再轻，苏州人也没法夸他。因为这么干会挨骂或挨打，被干掉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就只好夸张士诚了。毕竟老张刮地皮刮得再狠，也就比蒙古人狠了3倍而已。朱元璋呢？洪武年间他钦定的苏州税额，足足有280.9万石，差点又比张士诚高了3倍！

这就太离谱了。以至于对老朱家忠心耿耿的顾炎武，都忍不住吐槽说这么高的税简直是离谱他母亲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 （《日知录·卷十·治地》）

而且倒霉的不光是苏州。比如松江（今上海），还是按照顾炎武的考证，在南宋末年松江府年缴粮额是42.3万石，元朝的田税甚至比南宋还轻（蒙古人更注重商税）。轮到张士诚后，税粮增至80万石，紧接着朱元璋又再给松江老乡加加码，“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引用同上）。再加上个年纳税“五十五万二千余”的常州，每年江南漕运北京的400万石漕粮，都差不多被这区区三府之地给凑齐了——这么往死里薅张士诚故地的羊毛，你说那里的老百姓能不念张厌朱吗？

老朱这么苛待苏松常嘉湖，要是换在燕赵、三晋、关陇、巴蜀等民风彪悍的地区，估计早就揭竿而起反他母亲的了。不过江南显然不太适应这种用拳头发言的处世方式，哪怕被欺负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亦是如此。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因太监孙隆在苏州肆无忌惮的摊派苛捐杂税，使得大批工场关停、工人失业。最后机工们实在没活路了，就在葛贤的领导下起义，包围了税署，驱逐了孙隆，杀掉了黄彦节，又火烧汤莘、丁元复等劣绅的豪宅，史称苏州机工起义。

按照正常的套路，此后起义军要么攻城略地，要么称帝立国，反正得跟朝廷干到底了。可在苏州，就是另一副画风了——在朝廷答应让步并撤回税监、矿监以后，葛贤出面劝说战友们回家和复工，然后自己跑到衙门自首去了……

当然，江南人不擅长和适应暴力，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江南人一开始报复朱元璋的方式，是非暴力不合作。简单说就是这里的读书人，统统藏起来或者直接拒绝给大明当官。

毕竟老朱出身低嘛，又天生对士大夫有成见，所以彼此相看两相厌不足为奇。因此在老朱起家的班底里，身为文臣之首的李善长仅是个屡试不第的举人，胡惟庸更是连个秀才都考不中，剩下的还不如这俩学渣呢。这样的人才储备想要割据一方都勉强，如何能图谋天下？所以后来朱元璋也不得不捏着鼻子礼聘曾经他最讨厌的“酸丁”出山辅佐，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就拿著名的“浙东四先生” 刘基（即刘伯温）、宋濂、章溢和叶琛为例。老朱一开始跑去三顾茅庐，请了宋濂5次、刘基两次。还十分谦恭的表示“我为天下屈四先生”（《续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元纪第三十三》），在给刘基写信时，必谦称“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卷一·御书七篇之二》），结果统统热脸贴上了凉屁股。后来他火大了，直接派兵拎着刀去请，然后前一天还清高得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四先生，这回都老老实实的自愿跑来给他打工了。

即便是没什么名气的普通读书人，朱元璋一开始也是给予极高的礼遇。哪怕是存在历史污点或跟他做过对的，也一概既往不咎、放手使用，“太祖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国初事迹》）。

然而这些以江南籍为主的士大夫给老朱的回报是什么？清人赵翼在考证了这段历史后给出了结论——“明初文人多不仕”（《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

朱元璋就怒了，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然后就颁下一道诏书：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御制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

给脸不要脸，那就命也别要了吧。

而且老朱可是个实干派，说杀就杀。比如江西名士夏伯启叔侄为了不做官，干脆自残剁掉了自己的手指。朱元璋闻讯，觉得剁个手指哪够？就下令砍头。苏州大儒姚叔闰、王谔等拒绝征召，本想体现下风骨或提提身价，谁知老朱压根不跟他们废话，直接下令枭首示众，籍没全家。

眼见大砍刀挥舞起来了，那些看起来很有骨气的士大夫立马怂了一大片。也曾拒绝过征召的名士秦裕伯，光速现身京城，“拜书遂入朝”（《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另一位大名士陶凯躲进了山里，老朱抓不到人，就下令“陶凯不应诏，可取一族人首级回”（《国朝列卿纪·卷三十九》）。于是原本对陶凯的下落一问三不知的陶氏族人马上就开了天眼，齐心合力的将其捉回绑送给了朝廷……

非暴力不合作战略，就这样彻底破产了。

而且从嘉熙二年（1238年）到元亡的130年间，蒙古人就办过16次科举，总共才录取了1139人。这对于只有靠考试才能实现当官发财梦想的读书人来说，实在太不解渴了，简直都快被憋疯了。所以虽然本能的瞧不起朱元璋，甚至还带有仇视的情绪，可一旦老朱打开科举的大门，而且还量大管饱时，这帮视“考公”为人生唯一目标的家伙就再也顾不上所谓的节操与矜持，摆出一副“我就是不要脸”的表情跑到南京去慨然赴死。

嗯……确实是慨然赴死——整个洪武年间，仅是空印、郭桓、胡惟庸和蓝玉四大案，朱元璋就宰掉了近10万官员。而当时大明朝全国的公务员编制也才3万出头，差不多被杀光了3轮。到最后实在无人可用，老朱不得不让“犯官”们带着枷锁办公，等接任的官员到位了，再把他们拉去砍了。

但就算是砍头，也拦不住无数读书人前赴后继过科举的独木桥，然后兴高采烈的去当官。

洪武三十年（1397年）爆发了南北榜案。简单说就是在当年的科举中，主考官刘三吾（湖南人）共录取了51人，还全都是南方人。结果一出，来自北方的考生不干了，找朱元璋告状说刘三吾作弊，搞地域歧视偏私南方考生。

老朱大怒，派侍读张信（浙江人）等12人组成调查组复核试卷。结果后者得出的调查结论显示北方考生就是水平太差，根本不配取中，因此考试结果公平合理。

结论一出，舆论大哗，朱元璋更有种被当猴耍的感觉，这是为啥？

自靖康之变后，北方大地先后沦入女真、蒙古之手长达240年，社会经济、技术以及文化事业遭到极大的摧残，逐渐落后于南方。实事求是的讲，让南北方举子同考一张卷子，整体上北方不敌南方是必然的结果。但无论如何北方还有两千万的人口基数，连一两个读书种子都找不出来，那就太扯了。

就拿此前几次科举为例，洪武十八年共录取472人，其中北方132人上榜，占比为28%；洪武二十一年相应的数字是97、16、16.5%；洪武二十四年是37、9、24.3%；洪武二十七年是100、21、21%——上述四次科举共录取706人，其中北方出进士178人，占比25%。

所以短短3年之后，北方一下子就拉胯到全军覆没了？糊弄傻瓜呗！

朱元璋再次派人调查，据报刘三吾曾找张信“关说”，然后张信就把北方考生的“陋卷”上呈，以证明其水平不行，不配录取。

此时的老朱身体已经不行了，否则再兴起一场株连万人的大案不在话下。但他还是确定下南北卷制度，就是以后科举分南北定额录取，以防止某地垄断官场。

可以说朱元璋人老了，眼光还是依旧毒辣。

江南人与老朱家相看两相厌，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对这些没胆子造反，又非常擅于在暗地里耍花招的家伙，老朱采取的对策就是“一力降十会”——你不给我做官，我就砍死你；你出来给我做官，我就弄出各种大案要案继续名正言顺的砍死你。

除了抡刀子砍，还有更狠的招数等着江南人。

第一就是“洪武赶散”。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迁江南富民14万户于凤阳；洪武二十四年又徙富户5300户于南京，三十年再徙14300户于南京。

反正只要是江南的阔佬——主要是苏松常三府，统统都甭想待在老家作威作福，全都弄到老朱家的眼皮子底下乖乖当顺民。而且浮财可以带走，土地、工场、豪宅必须留下，要么充公，要么贱卖。而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一旦失去了这些东西，徒有家财万贯，家道中衰也是迟早的事情。

第二就是公开抢劫。反正一旦朝廷缺钱花了，朱元璋就适时搞出几起大案要案来，然后谁涉案需要砍头抄家还不是他说了算？比如郭桓案——这个前山西政法干部才被跨界调进京城当了8个月的户部侍郎，老朱就指控他贪污了大明朝整整一年的财政收入，简直让严世藩、和珅都得惊掉下巴甘拜下风。既然要肃贪，那么追赃就很合理对吧？可锦衣卫挖地三尺，也没从老郭家抄出几个钱，这下朱老板的“损失”怎么补？那就只能深挖同党了，于是“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卷九十四·志第七十》）。

反正郭桓案之前，大明国库空得能饿死老鼠。此案一发，朱老板立刻富得满嘴流油，挥挥手就让蓝玉带着十几万人嗷嗷叫着去北伐，这才有了那场终结北元小朝廷的捕鱼儿海大捷。

回头蓝玉案又发。按说这是个谋反案，涉及到的大多是军官，但谁让老朱最爱搂草打兔子呢？于是大批江南富商稀里糊涂的就成了蓝玉的同党，享受抄家灭族的全套尊享服务——前大明首富沈万三的家族，就是在此案中被抄光杀绝，彻底完蛋的。

第三则是严防死守。朱元璋规定，严禁浙江、江西、苏松人在户部任职，哪怕是当个小吏都不行。理由是他给这些地方定了重税，一旦让这帮家伙自个儿管自个儿，肯定会假公济私。所以老朱把这条定成死规矩，写进《皇明祖训》，并威胁“后世有言更该制者，以奸臣论”。

不过到正统年后，江西人得到豁免可以在户部任官，像周忱、陈循等老表还当过户部尚书。但终明一朝，无一江浙人得以染指户部，却是个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事实。

按住了江南富豪的财路，朱元璋还要卡住他们的仕途。南北榜案可能事发偶然，可在南宋江南士人霸榜科举所造成的恶果，他不可能不知道并有所警惕，否则也不可能曾一度停罢科举达10年之久。

以朱老板屁大点的事都要操碎心的执念，即便没有南北榜案，南北分卷的出台也是早晚的事。而且事实也证明，这项措施非常有效——起码在嘉隆万之前，出自南直隶、浙江两省的内阁首辅人数惨遭江西碾压，甚至对上北方省籍的，也难说有什么优势。

而按照大明官场不成文的规矩，内阁辅臣必出于翰林院，而翰林学士只能由高名次的进士担任。可见在大明开国的前200年，朱老板的手段还是挺管用的。

可一旦轮到江南士绅挥戈反击，大明朝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江南的士绅也是读书的，所以自然也不能例外。不过十年不成，那么一百年、两百年呢？

尤其是遇上朱元璋这么个皇帝。就拿强势这一点来说，历史上堪与其相比恐怕只有秦皇汉武，连唐宗宋祖都要差了好大一截。所以还能咋办？只能忍着呗。

问题是朱老板强势得一塌糊涂，可他的子孙呢，难道还能继续强势下去？

接了老朱班的朱允炆就是个极品蠢蛋加软蛋，幸好及时被朱老四给掀下了台。朱棣当然很强势，可以说在明朝十二帝中仅次于朱元璋，但还是比他爹差远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方孝孺在洪武年间怂得跟灰孙子似的，可一遇到朱老四就强硬到株十族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景清甚至敢身携利刃预谋在朝堂上当众刺驾——这在朱老板还在的时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

皇帝没那么强势了，江南士绅就可以放开手脚搞事情了。而一开始他们盯上的首要目标，就是海贸。

话说自中唐以来，海上贸易就取代土地里的收成，成为支撑任一王朝财政收支的主力军。安史之乱后衰弱的唐廷为何能苟延残喘150年？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始终控制着江南的海外贸易以及商税收入；宋朝最鼎盛时，以海贸为主的商税收入占到了朝廷财收的85%；元朝时田税为啥那么低？因为蒙古人的主要财源也是商税和海贸，根本瞧不上从土坷垃里刨出来那仨瓜俩枣。

至明初，以江南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海外贸易活动的总人口超过千万。而这些人生产出来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靠国内市场根本不足以消化，只能出口海外，而且还能赚取暴利。所以江南人为啥喜欢张士诚？因为老张也是商人出身嘛，所以非常鼓励海贸，让江南人赚了很多钱。可老朱呢？或许是出于农民的本能，天然就反感商人这个非常难以管理和教化的群体。所以他一开国，就开始逐渐收紧对于商业活动的限制，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片板不许入海”的政策出台，在中国历史上首开海禁之恶例。

所以明朝成了历史上最穷的王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对极度依赖海贸的江南人来说，别的可以忍，但断人财路如杀ren父母，这下他们跟老朱家算是结下死仇了。

之后朱棣稍微开了个口子，就是郑和下西洋，但对江南人的愤怒情绪无异于火上浇油——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所以后来朱见深又想下西洋时，出身南方的兵部尚书刘大夏宁可一把火烧了郑和的航海记录，也不肯将其交给皇帝。

既然正规买卖做不成，那就只好做不正规的了。

事实上从洪武年起，东南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就屡禁不止，而且愈发猖獗。只不过海贸商人更愿意闷声大发财，沿海地区的官员被喂饱后自然不会上报，而朝廷即便知道了一些消息，往往也懒得生事。于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唯独老朱家白白流失了好大笔税款，但也是活该。

直到嘉靖皇帝朱厚熜突然抽风，勒令严格执行海禁政策，才打破了这场持续了长达百余年的饕餮盛宴。

财路屡屡被老朱家强行剥夺，江南士绅脾气再好，也忍不住要跳脚，于是嘉靖倭乱爆发。

这场打着“倭寇”名义的战争，其本质就是场内战。交战的双方一个是朱厚熜，另一个是江南士绅，而二者争夺的并非大明江山，而是在东南沿海这一亩三分地上，到底谁说了算。

对此，哪怕被关在深宫中的朱厚熜也心知肚明：

“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壬寅》）

因为手握胡宗宪和戚继光这两大法宝，所以这场战争表面上看是朱厚熜赢了。但实则这位嘉靖皇帝尸骨未寒，就迎来了“隆庆开关”。所以实际上的结果，就是江南士绅只是丢掉了面子，却是赚足了里子。

前文提到过的那3.5亿两白银的巨款，就是最直接也最有力的证据。这笔绝大多数进了江南士绅腰包的钱，朱由检哪怕能弄到十分之一，信不信“满饷不可敌”的大明官军都能把建贼闯逆统统打出大气层？

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这都是不可能的。

嘉靖倭乱的失败，给江南士绅最大的教训就是光有钱没用，还是权力最实在，而官商勾结才是王道。

所以我们才看到，从大明开国起就对科举兴奋度不怎么高的江南人，从嘉靖朝中期就开始集体发力，把之前一直霸榜的江西人、福建人、湖广人打得落花流水，状元榜眼探花层出不穷。紧接着从万历朝到崇祯朝中前期的大多数内阁首辅，尽是江浙出身。

明朝内阁首辅籍贯统计，标黄者为江南籍

而这些人一旦掌握了至高权力，自然要为家乡以及资助他们走上人生巅峰的金主代言。

所以就算有隆庆开关，朝廷又能收到几枚铜板的关税？我们翻开史书，就会发现从万历年起，东南沿海几乎年年“遭灾”，因此赋税要么减免，要么可以拖欠。拖欠的时间久了，往往就是朝廷大笔一挥，统统豁免了。

所以大明朝廷和北方边军得以维系的每年400万石漕粮，到崇祯年间能运到北京的还不足百万，居然都没人管。所以别看朝中这党那派的整日内斗不休，但谁敢提在江南收商税，马上就会被群起而攻之，朝野上下都同仇敌忾。

哪怕是强势到了敢自诩“我非相，实摄也”的张居正，为了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绞尽脑汁，也没敢提过这茬儿。

所以在李自成的大军向着北京步步紧逼，朱由检起了迁都南京的心思时，居然遭到了满朝文武的集体反对。为啥？

因为江南，早就不是大明的江南了。从嘉靖倭乱起，那里已经在事实上实现了经济独立，此时他们更是做好了在政治上抛弃老朱家的一切准备了。

只不过他们以为满洲人是又一个蒙古人，起码也是个张士诚。没想到的是满洲人对收他们的钱没兴趣，毕竟收的哪有抢的来得爽、来得利索？

当朱元璋往死里收拾江南时，有人作诗云“困我吴民年五百，祸由明祖怒张王”。只不过朱元璋再恨张士诚、杀得再狠，起码还是有活路可走的。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不知诗人若在，会不会有别的想法。

有些人吧，就跟自己人能耐，刀架脖子上都不服。可外人来了，瞪一眼就乖得不得了，心甘情愿当奴才，就很难让人理解。

蒙古人来了如此，满洲人亦是。即便到了今天，这样的人恐怕也没绝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