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在隋代末年担任太原留守。那会儿天下乱得不行，他带着儿子李世民，还有刘文静、裴寂等人起兵，带着军队往西走，打下了长安，建立了唐朝。

当时在北方有个特别厉害的突厥族，还扶持了好几个割据的小政权。李渊到底要怎样借助突厥的势力来让自己更强大，这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策略问题。有人讲他向突厥称臣了，有人说根本没这回事，还有人说他是求和但没称臣。

突厥在南北朝后期就兴起了，等到唐高祖李渊从太原起兵的时候，突厥已经非常强大。唐军要是想往南走，突厥很有可能趁机占便宜。

为了消除突厥带来的威胁，唐高祖想尽办法要解决突厥的问题。

从上世纪 40 年代开始，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提出李渊曾经向突厥称臣：“就说唐高祖在太原起兵的时候，实际上是向突厥称臣了，而且唐太宗还是这件事的主要谋划者，后来写史书的人很忌讳掩饰这件事，以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在后世都不怎么清楚。”

换句话说，李渊是接受了突厥可汗给的封号。

在太原起兵之前，秦王李世民等人曾经“改旗帜来向突厥表明态度，这样出兵就有正当理由，能够安抚华夏和外族”，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秦王他们想要改成白旗，还得征得突厥人的同意，但是高祖觉得最好改成绛白相杂的旗帜。

白旗是突厥用的颜色，绛色是隋朝用的，是当时华夏国家旗帜的颜色，唐高祖想表明他要维持华夏的地位，而不是单纯向突厥称臣。

在高祖的集团里，向突厥称臣这件事的主谋是唐太宗，具体去执行的是刘文静。

突厥的始毕可汗和刘文静曾经约定，立唐高祖为可汗，突厥会管住刘武周，唐军南下的时候不能趁机攻打太原。

陈寅恪的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比如台湾学者李树桐就觉得唐高祖从来没有向突厥称臣。

凡是向突厥称臣的人，突厥都会送给他狼头素。狼头素呢，是突厥爵位的标志。

那时候，向突厥称臣的那些群雄，突厥都封他们为可汗和天子，像刘武周被称为定杨可汗，也叫定杨天子；梁师都被称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李子和被称为平杨天子，这些人都接受了突厥给的封号。

高祖起义打下长安后，立隋朝的代王侑为天子，自己当大丞相还进封为唐王，他既不叫可汗，也没叫天子，从来没有接受过突厥的封号。

有人觉得高祖曾经坚决反对臣子们的意见，绝对不接受突厥给的天子名号，也就是坚决不肯向突厥称臣。要是高祖称臣了，那他肯定得履行称臣的义务。

当突厥送来马匹的时候，高祖“只买好的，要一半”，还对下属说：“宁可拒绝跟外族搞好关系，也不能听他们的劝。”

从当时官方和私人的记载来看，唐高祖是怎么从称臣变成不称臣的，都找不到一点线索。现在史书上说高祖向突厥称臣，其实是太宗时候的一些史官为了讨好太宗而编造的。

不过李树桐的观点被好多学者反对了。

有人觉得义宁元年六月李渊确实还没称臣，可他写信的时候用词谦卑还送厚礼给突厥始毕可汗，目的是试探突厥对在太原起兵的态度，并且透露出愿意行臣子之礼的想法。

高祖在太原起兵的时候，如果不联合突厥，肯定会成为北方那些群雄攻击的目标，只有向突厥称臣，才能换来太原的安全，进军关中的时候后方才能安稳。

但他又明白公开独立叛隋没好处，出兵得有正当理由才能在政治舆论上占据主动，所以他打着“尊隋”的旗号但实际上在反隋，他既用突厥的白旗，又用隋朝的绛旗，以此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正是他向突厥称臣但和别人不一样的特殊地方。

北方群雄里向突厥称臣的有薛举、王世充、窦建德等十几个人，史书上记载有封号的只有刘武周、梁师都等四个人，被授予可汗封号的只有刘武周、梁师都两个人，收到狼头素的也只有这两个人。

实际上向突厥称臣不一定就得接受突厥给的封号，只有被突厥封为“可汗”的才会授予狼头素。那时候称臣实际上有三种情况，要么没接受他们的封号，要么接受了他们的封号，要么接受了他们的狼头素，在突厥那边会看作关系亲疏不一样。

称臣的根本义务就是向他们纳贡。突厥很看重实际好处，李渊从一开始就和始毕可汗谈好了：

“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 地归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

这正是他称臣所要尽的义务。《旧唐书》里说高祖即位以后，前前后后给突厥的“赏赐”数都数不过来，其实说的就是纳贡。

唐朝建立以后，高祖一方面积极地和西突厥建立友好关系，想着联合西突厥一起对付突厥，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废除了十二军，讨论怎么大规模地击退突厥。

武德八年（625）七月，高祖跟大臣们说：“突厥贪心不知满足，我要征讨他们，从今往后别再写信了，都用诏书和敕令。”

很多人觉得高祖大概是在这个时候不再向突厥称臣，而是用对待敌国的礼节。

正是因为不再称臣，所以突厥后来攻打抢掠很频繁，以至于太宗刚登基的时候就大规模地向南进攻到渭水桥边，到了长安城门外。

在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之外，还有第三种稍微中和一点的看法。高祖在起兵的时候用了下级对上级的“启”，但在下级对上级的文书里，“启”不是最高级别的。

李渊没有把突厥可汗当成最尊贵的地位。从李渊给始毕可汗信的内容和格式来看，李渊没有把他奉为最尊贵的，突厥提出的条件，也没有全都答应，对始毕可汗不是完全听从命令。

李渊的政策基本上是不和突厥闹掰，免得有后顾之忧，表面上借助他们的力量，实际上不让他们大规模南下，免得被他们控制。

这种观点觉得，高祖向突厥求和跟其他割据势力依靠突厥完全不一样。

像刘武周这些人都公开叛离隋朝自己独立，接受突厥可汗的封号，突厥还给他们授予狼头素，但是高祖完全不是这样。

他既要起兵反隋，又不想背上叛逆的名声，既要消除突厥的威胁，又不想依靠突厥，他坚决不借助突厥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唐朝政权建立以后，突厥不光仗着自己有功就骄傲自大，对高祖特别没礼貌，而且还多次大规模出兵，向南进军，阻止高祖发展势力，统一全国。

这时候高祖仍然实行妥协的政策，比如突厥的使节到长安，高祖那是低声下气的，“前前后后送给他们的东西，数都数不过来”。

为了平定薛仁杲，他还派出专门的使者护送女妓送给始毕可汗。

武德四年（621）以前，唐高祖靠妥协求和的方式去讨好突厥。

但到了次年五月以后，随着自身力量逐渐增强，高祖对待突厥的政策开始变得软中带硬，一边打仗一边讲和，通过打仗来求和，在议和的同时，积极准备抵抗突厥。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觉得，在武德前期，高祖确实是忍辱负重，委屈地去求和，但是对突厥的政策是以巩固、发展唐朝政权作为前提的。他总体的政策思路是妥协求和但不被人控制，借助突厥的力量让自己发展壮大。唐高祖到底有没有向突厥称臣，看起来还是留给历史学家们的一个难题，也许他们最后能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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