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家刘向）

近一段时间，网上关于河南漯河市郾城区法官王佳佳被凶手割喉一案议论纷纷。

我对王法官因工作问题被杀害，深感痛心。年富力强，精明干练，正是事业发展的上升期，遭此残害，令人痛惜。

同时，我对作案凶手党某某为了区区9000元而不惜选择自我毁灭同归于尽式的抗争，深感悲哀。这9000元在一些富人看来，真的不够招待朋友吃一顿饭的。而对于50多岁的单身男子，却竟然采取如此过激的举动，导致两个家庭的毁灭，实在是令人感慨唏嘘。

对这起故意杀人案，我除了深感痛心，实在不想再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这起故意杀人案是因一起微不足道的交通肇事赔偿案而起。这起看起来普普通通数额很小的民事案件，最后竟然导致如此令人痛心的严重后果，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我想起了我读过的一篇古文。这篇文章是汉代文学家刘向写的。题目是《梁尝有疑狱》。

由于这篇文章是文言文，考虑到有些读者阅读文言文不是很方便，我就采用现代汉语将这篇文章的内容复述出来。

话说战国时期，梁国发生了一起很难判决的诉讼案件，也就是现代人说的疑难案件。国家主管法律的大理寺的法官们一半人觉得有罪，一半人觉得无罪。实在是不好判决，于是就一级一级上报，最后竟然报到了国君梁王那里。

遇到难题往上推，都唯恐判决错误，失了民心，影响国家稳定，谁也不想担责任，看起来古时候也是这样。

推到国君梁王这里，再也无法推了，国君梁王就必须做出判断了。问题是他了解了案情之后，也觉得问题复杂，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这该怎么办？

这时有人建议说，可以找陶朱公帮助判断一下。理由是陶朱公当年经商做生意富可敌国，说明此人是智慧超群的，让他帮助判断，估计应该不会出错。

于是，梁王就召见陶朱公。陶朱公就是范蠡，原来是越国人，可能是晚年隐居梁国。客居之人，国君召见，陶朱公自然很高兴去觐见梁王。到了之后，梁王就告诉他：国内出了一件很不好判决的案件，大理寺的法官们，一半人认为当事人有罪，一半人认为当事人无罪。不知道该如何判决。上报到寡人这里，寡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判决。请先生帮助判断一下。

陶朱公想了想说：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判决这样的案件。尽管这样，我还是想给您提点参考意见。我们家有两块大型白色玉璧，大小一样，形状一样，色泽相同，一块价值1000金，一块价值500金。为什么价值相差这么多？因为如果从侧面看，就会发现它们的差别。价值千金的厚度是价值500金的两倍。玉璧的厚薄决定了它们价值的不同。

梁国的国君是何等的冰雪聪明之人，一点就透，陶朱公实际是讲治国御民之道，应该推崇宽厚。于是就说：“先生讲得好。我明白了。”于是梁王就对大理寺的法官们讲，以后判断诉讼案件，对于判断不清的案件就从轻发落，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对于赏赐或者赔偿类的案件，则可赏可不赏的赏，可赔可不赔的赔。这样一来，老百姓感到国君对百姓宽厚爱护了，大家都很高兴。

作者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又发表了一通议论：从这个故事看来，一堵土墙，如果薄了就容易倒掉；一件丝绸织物，如果薄了就容易烂掉；一件陶瓷器物，如果薄了就容易碰烂；一坛子酒，如果薄了就容易酸。凡是薄的东西，能够旷日持久长时间维持的，恐怕不会有吧。因此，国君治理国家，蓄养黎民，发布政令，教化百姓，应该坚持宽厚的原则，才可以把国家治理好。

这个故事，实际上讲了一个“厚”字，就是对待老百姓要宽厚。

记不清在什么地方看到的文章，谈及治国之道，说是治吏必严，治民必宽；治富必严，治贫必宽；治强必严，治弱必宽；治恶必严，治善必宽。为何如此？因为败坏社会的，多是吏者、富者、强者、恶者。仗势欺人、为富不仁、恃强凌弱、邪恶滋事，才是戕害社会的毒瘤。

实际上，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历史上，所有的弱者，所有的底层百姓，对社会的破坏性都是最小的。当然，如果要是让他们感到伤害严重，生存绝望的时候，那就一定是以命相搏了。

一个社会，如果经常出现自我毁灭式的反抗，出现与汝偕亡式的抗争，那一定是应该高度警惕了。

六尺巷的故事大家熟知。千里求官为一墙，让他一墙又何妨？这是强者面对弱者的大智慧。强者和弱者对讼，强者如果苛求公平公正，那实际上就隐藏着不公正。不让一墙，凭势力、凭地位、凭关系、凭人脉，就是打官司，也一定能胜诉。可是其中潜在的危机谁知道有多大呢？

有些时候，小问题真的不能太较真。世间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这副对联虽然是佛家语，何尝不是人生的大智慧呢？

文章写到这里，各位看官应该能够看出我对漯河郾城那起交通肇事赔偿案持什么态度了。小问题息事宁人，不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而是洞察人性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