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赶出家门后，为了生计，1904 年初，陈独秀背了一个包袱，拿了一把雨伞，来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开始时，由房秩五负责教育栏，吴汝澄负责小说栏，其余各栏均由陈独秀一人负责。

陈还负责全部排版、校核等工作。因芜湖科学图书社无印刷设备，所以由陈独秀将稿件汇齐后，寄上海章士钊创办的大陆印制局承印。每期出版，都由陈独秀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

不久，房去日本，吴赴桐城，报务遂由陈一人负担。他居然又无师自通，掌握了独自办报纸的能力。

著名革命者吴樾、朱蕴山等，都从《安徽俗话报》中接触到“新学”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陈独秀在利用和创办学校宣传革命、培养干部的同时，还于1905年夏，在安徽公学基本稳定后，与柏文蔚等亭走访淮上各县，串联革命志士，重建起反清秘密团体岳王会。

陈独秀坐镇芜湖，任总部会长。这些分部又有外围组织，致使势力可观，“大者聚徒数刀，小者结党数千”。

岳王会最大的贡献，是为当时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在江淮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深广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但是，陈独秀自始至终，没有参加同盟会、及其以后改组的国民党，显然，对于如何进行反清革命，陈独秀有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至少要做到两点:第一，必须在发动民众的基础上进行军事行动，即民众与军事行动相结合;第二，推翻清朝统治，必须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同时进行，即反封建与反帝相结合。

但是，这种主张太理性了，当时同盟会的排满革命纲领，反而更容易得到，被满人长期压迫汉人的热烈响应，广大民众和革命者的觉悟，还没有提高到把反帝与反封建放在同等重要位置，陈独秀的这种主张只能是曲高和寡的。

但日后批判陈独秀有“软弱性”，“妥协性”，显然也是有部分失之公允的。陈独秀从来都是一个很有主见，不随俗流，不怕孤立的人。

后来在革命战略和策略上，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他和张继、刘光汉，甚至都与孙中山发生矛盾。

如对待日本政府的态度，孙中山出于利用矛盾的考虑，不主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反对;孙中山提倡民主立宪，他们反对;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发展实业”，刘光汉主张农民群众自发行动，“杀尽资本家”。

但后来，清政府在因缘巧合下被推翻，岳王会的弟子，“见风使舵”，几乎是集体加入了，掌握全国政权的同盟会。

但陈独秀始终对其纲领、组织、行动有看法，自命清高而不能随“俗”，宁愿成为光杆司令。“陛下正欲死战，臣等何故先降”，似乎从来都是他一生，不走寻常路的又一个注解。

对于陈独秀的秉性，有着40年友谊的“总角旧交”，却也总是若即若离的章士钊，似乎非常比较有发言权。

章士钊任职段祺瑞政府司法部长期间，参与了对1926 年三一八学生运动的血腥镇 压。为此，陈独秀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多次表示与他绝交。

不过章士钊倒显得“十分包容”，尽管陈独秀对他划清界限，他在1932年陈独秀因反蒋抗日而被捕后，自告奋勇地要求为陈做辩护律师。

在法庭上，当他按自己的思想风格进行辩护时，却发生了被告（陈独秀）否定自己律师辩词的怪事，一时传为陈独秀的佳话。

缓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等基本分歧，二人一直持续终身。正如陈独秀曾经与胡适，一般。

所以，章士钊后来叹道:“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而第一人就是陈独秀。还评价陈独秀“言语峻利，性狷急不能容人。”

等到第一次国共合作，两党的关系由短暂的亲密，转为仇雠般的决裂，陈独秀也因为在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中，“未能组织有效抵抗”，使党蒙受了巨大损失，后来逐渐累积为“一大选择错误论”、“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托派取消论”、“反苏反革命”、乃至“汉奸叛徒”等十宗罪。

一个组织的创始人，居然被自己的组织开除了，还成了组织的罪人。

但其实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除了少数的知名人士外，大部分都是保密的。《整理党务案》后，虽然国民党中央要求共产党上交名单，但自始至终就沒有贯彻。

所以清党一起，国民党根本不知道谁是真的共产党，所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在大屠杀中死去的人,当然有共产党，但国民党却或许更多。

随后就爆发了中东路事件。

实际就是年轻气盛的张学良，试图首先从苏联在北满占有的特殊权益入手，实现其兴复东北的计划。包括收回中东路电权、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查封苏联商船贸易公司和苏联驻守的各类机关等。

最终引来苏联兵分两路，进军东北，东北军一溃千里，死伤被俘上万。这导致张学良不顾南京反对，与苏联签订城下之盟。

在此期间，受莫斯科遥控的中共，响应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号召，想要对此视而不见。此举招致陈独秀强烈反对，认为此时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强调不能简单认为“广大人民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就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只能被当作大逆不道。对于苏军入境的行为，中央认为是帝国主义对苏围攻就要爆发，国民党组织白俄军队入侵，所以苏联先发制人。将陈独秀斥为取消主义，他也被开除党籍。

而一贯遵循自己判断和价值观的陈独秀，居然也不怎么为自己争辩，甚至向斯大林稍微服软，

来为自己争取一点点妥协、甚至“蛰伏的”时间。否则以他在党和国内的地位，怎会如此“束手就擒”？

CPC的几个异见分子，陈独秀选择了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张国焘选择背叛，王明选择不合作，成功的戏人人会唱，但失败后的选择，却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旨趣。

陈独秀的一生，反婚姻，反清朝，也不赞同孙中山那一套，和胡适、章士钊、毛泽东的呢个的关系，亦未能保持到最后。

甚至于连他一手成立的党组织，自己也曾经走向了对立面，但即使是对立面的“托派”，他在1938年11月给托洛茨基写信后，也逐渐选择了割裂。

自此，他公开表示：今后不再属于任何党派，只代表他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要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

说他“一生反骨”，丝毫不能未过。

正如他后期曾信奉的托洛茨基，可能是苏联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又过分自信，过分相信自己不断革命论、工农对立论、世界革命论等理论建设，一生反沙俄，反列宁，反斯大林，也可谓斗争到底。

俩人不知冥冥中，都有对方的影子，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过如此。

但好在，我党不是苏联，毛泽东更不是斯大林，向来有容人之量，对于陈独秀，不仅不断为其“平反”，近年来的评价，以及影视剧中的展现，也越来越趋向正面。

他似乎从来都是一个天才，只要他想学的，英文、法文、梵文，都能学会，想做的，反清、新文化运动、建党，都能成功，但最后，他又似乎看透了一切，有一种否定一切再向前的“虚无”。

只是每个阶段他所投入的热情，都是那么真挚而热烈。

邓小平评价说:“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这三位同志，是不搞阴谋诡计的,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

相信陈公，在天之灵，亦感欣慰。

每天更新干货内容，文章原创不易，承爱打赏点赞收藏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