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9年最后一批回城的知青。

那年的春节后就有了知青全部返城的传闻，同学们都没有回青年点，到6月23日我们全部返城分配了工作。

在等待返城的几个月，我在一个街道的土建队干了几个月的临时工。因为下乡建青年点宿舍时，跟着一位瓦工师傅学会了一些技术，特别是盘炕。

当时土建队的力工是一天一元钱。在抹供电局一个房子时，我拿起抹子抹了几下，队长看我技术可以，就给我涨到每天一元两角钱。

在给百货公司批发部门卫盘炕时，大技工杨师傅有事没来，我自告奋勇的对队长说：“我也会盘炕。”队长就让我试试。炕很好烧，就给我涨到一天一元五角钱。

那天队长让我带着小于子到七门副食商店后边的杨永和家去盘炕。

我问是多大的炕啊？

队长说是足丈的。

我问是不是“老规矩？”

队长说是“老规矩，炕烟子他们自己往外整，你们俩只管盘炕。”

敲开杨永和家的大门，见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

他站在门口，疑惑地看着我俩。

“你们俩是来盘炕的？”

“是啊！这不是杨永和家吗？”

“我找的是任师傅，没找你俩。”老杨头的脸色很不好看。

“他就是任师傅。”小于子往前推了推我。

“我姓任，是队长派我俩来给你家盘炕的。”

“你是任师傅？”

“是，我们土建队就我姓任。”

“你会盘炕？”

“会。”

老人又上下的打量了我几眼，才不冷不热地把我俩让进了屋里。老太太赶忙拿烟、沏水。

“我这房子是房产的，他们盘了几次炕，脚底下咋烧都不热，大灶台还常常的倒烟。”老杨头用眼睛瞟着我。

“把炕上的东西收拾下去吧。”我告诉老两口。

“哎，先别忙，任师傅啊，我说的你知道啥毛病吗？”老杨头在叫任师傅时特意把声音提高了许多。

“知道。”

“你整了吗？”老杨头带着质疑的口气追问道。

“整了。”

“唉！可别还是整的那个样啊！我们老两口可经不起折腾了。”

“不能。”

老杨头不情愿地收拾着炕上的铺盖：“任师傅，任师傅，我还以为是个老师傅呢。嗨！小伙子，盘炕这活儿干几年了？”

“两个多月了。”

“才两个多月？”

“啊，我以前在农村的时候也盘过炕。是跟一个老师傅学的。”

“商业宿舍那儿的炕是你盘的？”

“嗯，我在那儿盘了几家的炕。”

“我听老同事说有个任师傅盘炕特别好烧，才找的你们。”

“你认识那儿的人？”

“认识，认识，我在食品公司当了那么多年的经理，商业上的人谁不认识啊！”

食品公司的经理，杨永和，我猛然想起1968年父亲在食品公司时的革委会主任就叫杨永和。

那年我爸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食品公司的造反派勒令我们家下乡，我妈本来身体就不好，再加上连日装箱子，打包装，累得病倒了。妄图霸占我们家房子的那个女人说我妈装病，举报到了公司革委会。当时的革委会杨主任到我家一看，我妈躺在炕上，身边坐着11岁的我和8岁的弟弟，屋里屋外一片狼藉，摇摇头，走了。后来我爸说，咱们家没有下乡，多亏杨永和主任了。

老杨头戴着手套，端着盆子来装炕烟子。我拦住了他：“你老人家不用着手了，有我们呢。”

“不、不，你们队长讲好了，只负责搭炕，不管倒炕烟子。”

小于子瞪着眼睛说：“任哥，咱们可不管往外倒炕烟子啊！”

“你就干吧，到点你就下班，耽误不了你回三宝的小火车。今天闷土、和泥的活儿我也干。”

“咱俩干，咱俩干。”小于子高高兴兴的往外倒动着炕烟子，站在一边的那老两口子一个劲的感谢。

炕拆完了，我又上房顶看看，回来后对二位老人说：原来的炕跑的是直筒子，热一条子；你家的烟囱在那家的后山墙的下面，北风大一点就会倒烟，我看你们老两口住这么大的炕也没用，又占地方，又费煤，我想改成五尺的炕，不走那个烟囱了，走冷灶这个烟囱。”

“改成五尺的炕？”

“是，这个炕的一半这么大。”

“那很费事吧？能好烧吗？”

“比盘两个炕还费事，改成倒卷帘的炕，能好烧。”

“那冷灶还能烧吗？”老太太忙问。

“能烧，我留一个冷灶烟道口，冷灶和火炕各装一个闸板，烧冷灶时用闸板挡上火炕的烟道口就行了。”

老杨头听这么一说，消除了疑虑：“那就改吧，看你这小伙子说得挺在行，挺在行啊！”

老杨头高兴了，抽着烟，喝着水，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俨然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战友。

傍晚点火烧炕，大灶台一点也不倒烟了，烟从冷灶的烟囱拔着高的往外冒，整个炕面没有一处不热的。我又上房把原来的烟囱盖死抹严，把原来的炕墙抹好。

老两口诚心实意的要我留下吃饭，我婉言谢绝了。

他们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出了胡同，一个劲地告诉我常来家里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