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牧，尤擅骑射之术，全民皆可为兵。平时，匈奴男子骑马放牧，弯弓射猎；战时，跃上马背，带上弯刀和弓箭，就是最优秀的战士。入侵汉地时，匈奴人有利就进攻，不利就骑马北返，来去如风、奔掠如火，所以汉军拿他们没有办法。《史记》中这样描述匈奴：

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因此，刘邦“白登之围”后，汉朝采取的是“和亲”之策。纵使“文景之治”，恢复了汉朝的实力，但文帝、景帝也拿匈奴没有太好的办法。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朝才发起了，对匈奴的全面反攻。原因有二：1.此时的汉朝，国力鼎盛，才能支持全线作战，2.汉武帝年富力强，雄才大略。

汉武帝，反击匈奴时，在国内做了3件大事。它们看似和对战匈奴无关，但却和汉匈之战的胜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直到600年后，汉武帝的先见之明，才为后人所理解。

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汉朝分封诸王，引发了“七国之乱”。而在反击匈奴之前，推恩以弱诸侯，凝聚本国之力，实为上上之策。主父偃的“推恩令”，一方面扯着“仁孝”大旗，分散诸王权力；另一方面，拉拢诸侯王嫡长子之外，剩下的十几个儿子，不动一刀一枪，就从内部瓦解了诸侯国。《史记》记载：

齐国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馀焉。

主父偃的“推恩令”，基本瓦解了诸侯国，尾大不掉的情况。“七国之乱”，从此绝矣，汉武帝得以专心对付匈奴。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汉武帝，还为天下十三州，设立了刺史部。司隶地区，名为司隶校尉，其它以地区为名，比如：幽州刺史。刺史，只有监察权，而无行政权，更无军权，只对朝廷负责。有效地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形成了权力的制约。

豪强富人占田逾制，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

地方豪强，擅长兼并土地，致使赋税难收、国库亏空。而百姓无田可耕，赋税沉重。最终造成国穷民怨，土崩瓦解。汉武帝，是这样对待地方豪强的：

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太始元年，徙郡、国吏民豪桀于茂陵、云陵。

汉武帝，对地方豪强的手段很粗暴——打压。而对游侠，汉武帝态度更明确——消灭。

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节慕 原 尝 ，名亚 春 陵 ，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

游侠者，轻生重义，本就无视法度，而其中更是不乏，夹杂泼皮无赖，是帝国的隐患。所以，汉武帝干掉了，当时的大游侠——郭解，以此冲击游侠阶层。此后，游侠渐渐稀少，直至完全消失，留下的只是一种“侠义文化”，而不是持刀佩剑的游侠。

及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

汉武帝反击匈奴，连年用兵，朝内百官，首功当为“理财能手”桑弘羊。汉武帝一生用兵44年，而“文景之治”的库存，在20年左右时，已经损耗殆尽。剩下的20年，是桑弘羊用“铁算盘”，为汉武帝凝聚举国财力，打赢的汉匈之战。

盐铁专卖、改革币制、边疆军屯、交粮封爵、创立平准……怎么赚钱怎么来，怎么省钱怎么干。桑弘羊的呕心沥血，为汉武帝对匈作战，提供了财力物质基础。

推恩以弱诸侯，刺史监察天下；打击地方豪强，消灭游侠阶层；推行盐铁专卖，凝聚举国财力。汉武帝就是办了这3件事，才对外击败了匈奴，对内又安定了天下。唐代诗人杜甫，写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国力和民力的损耗，是足以令一个帝国崩溃的。600年后的隋炀帝，远征高句丽，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瓦岗李密等平民阶层，毁掉的是隋朝的根基；可最后得天下的，是权贵李渊家族；比起平民起义，世家豪强才是致命杀手；一股绳，才能胜；汉武帝意识到了，隋炀帝却没有。帝国远征，必先安内，汉兴隋灭，青史为鉴！